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70%～80%，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而我国目前城镇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5%左右，因此，城市化将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它主要表现在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冷漠、疏远到热情并普遍参与等方方面面，有越来越多的阶层参与社会的主要事务。
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主要表现为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对宗教意识形态依附性较小，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
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制。社会管理从家长制逐步转向科层制，现代组织日益表现出职位专业化、规则管理、凭借业绩升迁等特征。
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从受宗教的或情感的因素支配转化为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这些研究主要概括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研究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刘祖云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他在《社会转型解读》一书中，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他认为，社会转型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包括七个方面：一是社会的产业基础不同。传统社会的产业基础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的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二是社会劳动方式不同。传统社会因技术设备简陋而主要是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三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只有简单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很低，社会的同质程度较高，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随之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社会的异质程度较高。四是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五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六是社会开放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七是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当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转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其次，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针对不少学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者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的对立思维方式，刘祖云认为，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对于社会转型起步较晚、社会转型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其社会外部的迟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还表现为现代因素由外到内、由表及里和由名到实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1）由外到内。由外到内是迟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主要是因为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是在外在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因而其现代社会因素最初不是从其社会内部产生，而是从其社会外部传入。这使得迟发展国家的社会内部因素与社会外来因素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一个彼此适应、彼此吸纳的过程，面临如何对待外来的现代因素、如何对待内在的传统因素以及在内外因素结合过程中现代因素如何生成和发展等问题。换句话说，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迟发展国家表现为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的复杂过程，是通过现代因素的本土化来促进本土因素的现代化，通过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的共契共容来生成和发展新的适合本土社会的现代因素，从而导致其社会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
（2）由表及里。从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因素生成和发展程度来看，我国社会转型表现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由表及里、逐渐向深度发展的过程。这无论是早期转型的启动阶段还是1978年以后的加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征都尤为明显。在早期转型的启动阶段，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首先就发生在器物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接着潜入到制度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君主立宪式现代化的维新运动；最后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核心的五四运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过程。具体来说，首先是从国外大量引进现代化设备、科技及资金（器物层面）；紧接着进行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层面）；最后落实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层面）。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逐渐深化过程。
（3）由名到实。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还表明，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名到实的过程。这个特征可以从我国城市化进程、科层化组织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得到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镇人口的比重，无论是城市的扩展还是城市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城市景观等硬件方面和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管理等软件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与现代社会管理相对应的科层制也逐渐取代与传统社会管理相对应的家长制成为我国各级各类管理的主要管理方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我国社会转型由表及里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而是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社会转型。
再次，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是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在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时，“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往往是相互替代的，即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受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无论是早发展国家，还是迟发展国家，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等一些社会进步因素往往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经济增长因其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出现困难局面。人们将此种经济增长状态精辟地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对此种发展模式提出了种种质疑。于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被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不仅遇到来自社会方面的障碍，而且遇到来自自然方面的障碍。即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愈来愈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而难以持续，现代化实践再次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如果不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问题相联系，那么这种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不仅要求经济与社会二者的协调，而且要求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只有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
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环境保护。
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是既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又涉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普遍而深入地展开，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学者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理论概括，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较好的参照框架。
§§§第二节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如果把社会转型看成是一个传统因素逐渐消失、现代因素日渐生成的过程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转型很早以前就以萌芽形式开始了。据史学家研究，早在宋朝时期，中国社会就已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中国社会手工业空前发达，城市化和城市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空前繁荣，科技、思想、文化和人们的观念也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句话，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社会从那时就开始了社会转型。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潜在要素和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较早，但每次都在王朝治乱循环的周期性波动中夭折，始终未能逐渐积累成熟而从整体上启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正因如此，学术界通常都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至今，中国社会转型经历了1840—1949年的慢速发展、1949—1979年的中速发展和1978年以后的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慢速发展阶段（1840—1949年）
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件影响甚为深远的大事件。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开始步入风雨飘摇的百年近现代史。毫无疑问，西方列强借助于它们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强盛起来的综合国力，以武力的方式冲破中国大门，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多年的灾难和屈辱。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侵略、掠夺和剥削使得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中国散失了大量的资金、市场、原料和其他发展条件，一步步沦落到十分悲惨、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境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那它们绝对是十恶不赦的强盗，是野蛮的侵略者。但是，如果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客观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又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可以这样说，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侵略者和“文明使者”的双重角色。
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世界性现象，它对中国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夜郎自大的迷梦，把中国卷进了这个相互依赖却不公平的世界体系。亘古未有的变化，亘古未有的屈辱，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宗教意识、生活方式等现代要素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同时传入中国，开始从外部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渗透。这些现代因素的输入和引进加速了中国传统宗法专制社会的分解，中国社会也由此而发生结构性瓦解。
在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下，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显示出其脆弱的一面，发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又从内部极大地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大厦，对中国传统社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过，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是在外国殖民统治和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进行的，所以，其历程可谓艰难曲折，历尽沧桑。
首先，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经济转型异常艰难。中国的工业化起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它一开始就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加上近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的艰难可想而知。
中国近代工业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它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困双重压力下寻求国家富强的一种艰难努力。尽管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晚清政府自身的腐朽，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使中国现代工业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受特殊历史背景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晚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早期选择了发展军事工业作为工业化的重点。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保证国家和民族独立，就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军事工业自然被提到首要的议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共拥有新式军舰78艘（不包括其他武装船只）、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8万余吨；舰队编制现役人员和其他海军机构人员共计10000多人。1891年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第八位，在东方其规模居第一位。其中最大的北洋舰队拥有铁甲巨舰、巡洋舰8艘，炮舰等10余艘。海军设施也较齐全，并建成旅顺、威海、大沽三大基地，其中旅顺是最大的军港。据估计，这一时期仅舰船的采购和建造费用就超过3000万两白银。
可见，当时的军事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一些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新式工业企业如采矿、冶炼和钢铁等也随之发展起来，甚至一些纯民用工业和金融业等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中国人和洋人创办的新式企业，都引进机器生产、相应的技术和一些新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都雇佣了工人，从而造就了产业无产阶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成长。据统计，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外在华资本总额已达11.37亿元。新式工业中雇佣工人总数，较早的不完全估计为近万人。
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