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希杰的新著《修辞学通论》
自从本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科学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问世以来，“两大分野”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修辞学发展的历史。有许多修辞专著、教材都采用了或吸收了两大分野的理论体系。陈望道因此而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新加坡学者郑子瑜语，1965年)，《修辞学发凡》被称之为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和重要里程碑。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决非永远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观点的一成不变、一统天下。科学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不断地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前进的。在修辞学开始走向繁荣的80年代以来，修辞学者对理论探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诞生了一批新意迭出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在理论体系的探索上有了程度不同的进展。有的完善和发展了两大分野的修辞理论，有的则重新构建新的理论大厦，在向修辞学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方面迈出了坚实而又令人欣喜的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王希杰先生新近出版的《修辞学通论》，在修辞学的理论探索方面展现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提出了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即四个世界的理论体系。王希杰的这一理论学说，走出了“两大分野”和“语言三要素”的框框，实现了修辞学理论探索的重大转向。
四个世界的修辞理论，充满了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充满了思辨色彩。《修辞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提出的这个理论系统，其核心就在于：遵循科学的最简单原则，把修辞学体系建立在很有限的三组概念术语上。这三组概念是：交际活动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我们可以把王希杰的这套理论简称为“四个世界理论”。
《通论》的四个世界的修辞学理论，立足于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命题，把修辞现象置于比以往更为广阔的多元空间(即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中进行考察，使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更清晰地看到修辞现象丰富多彩的奇幻变异的各种形态。同时，王希杰的四个世界理论的关于“零度和偏离的理论”，关于“显性和潜性的理论”，在修辞观和方法论方面也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强化了修辞学理论的描写力和解释力，提升了修辞学的科学品位，在推动和促进修辞学的高层次科学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通论》中关于修辞学的理论观点，基本上体现了王希杰80年代以来对中国修辞学深刻的历史传统反思、尖锐的现实批判和乐观的未来展望，这种反思、批判和展望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王希杰对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也没有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乐观，而是从已有理论学说中努力寻求似同点，探究缘由，指出修辞学在科学之林中受到歧视、不被重视是一种普遍现象，继而检讨我们现在的修辞学滑入低谷的原因：
“第一是，缺少了辩证法，多了一点形而上学的东西；往往以偏概全……；把某些道理教条化……；有些僵化而不知道变通。第二是，太爱搞繁琐哲学了……；忘记了科学的最高原则是最简明原则……第三是，多了点贵族观念，缺少了平民意识；对名家名篇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味吹捧，曲意辩护，而对一般人的交际活动却不屑一顾，甚至吹毛求疵……。”…
王希杰先生正是在这种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对修辞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修辞学未来的走向：修辞学的真正科学化，修辞学的真正大众化。这就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之路，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新生之路。
《通论》一书的写作大概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在全书里，作者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的理论架构，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点。
读罢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我们认为，这本著作的成功，不只是在于作者提出了一个四个世界的理论，因为仅仅标新立异提出一个新东西并不难，难的在于他的这个理论是否具有系统化和科学性。四个世界理论之所以具有系统化的特性，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三组相互区别并且又相互联结的基本概念(范畴)之上，是因为这三组基本概念(范畴)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修辞现象的分析之中，具有极强的描写力和解释力。
说四个世界理论具有科学性，是因为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全新的语言观和修辞观，从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命题出发，立足于修辞事实，并且施以辩证的阐述；是因为作者始终贯彻着一个信条，即科学的最高原则是最简明的原则。作者把自然科学这一基本原则成功地引入修辞学研究，使之成为修辞学方法论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充实了这一原则。
《通论》充满了科学探索精神和个性特色。我们认为，《通论》有三个特点十分突出。这三个特点，实际上体现为三种统一，即范畴和关系的统一；对象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描写与解释的统一。
一、《通论》体现了范畴和关系的辩证统一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一套范畴、术语、概念。这些范畴概念是科学思维的形态模式，是科学分析的基本元素。对任何一种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范畴、术语之上。
前苏联哲学家鲁扎文指出：“科学理论是概念的系统”。我们认为，在这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对科学而言，更重要的却是系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的概念、术语、范畴并不太难，难的是要让这些概念、范畴和术语形成一个体系，一个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概念和各种命题都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结，各种前提命题和结论命题都必须存在必然的联系，都能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虽然这是就自然科学而言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通性，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在修辞学科学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学者并没有忽视对于修辞学基本概念的概括和描写，也没有忘记对修辞基本特征的揭示和对基本原则、方法的总结，以及力所能及的形式化公式化的演绎。由于注重在宏观上对修辞原则及方法论的整体把握和在微观上对修辞方式的归纳描写，以至于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辞格，由此而呈现出修辞学生机勃勃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种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促进修辞科学进步的环境，推动了修辞学的科学化步伐。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习惯了思维方式，习惯了研究方法，习惯了的研究传统，往往成了修辞学创新开拓的不利因素；一味地标新立异，一味地崇洋弃中，一味地厚今薄古，割裂新旧、中外、古今的有机联系，使修辞学研究又走上了华而不实的路途。近年来，一些学者专事于引进，使得修辞学的理论概念愈来愈多；另一些学者热衷于发掘归纳新辞格，使得修辞格的数量急剧膨胀。本来，大量理论的引进和众多辞格的发现，为修辞学科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件功不可没的大好事。然而由于我们的思维定势，不习惯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修辞现象，不习惯用逻辑思维对修辞学理论进行抽象和概括，致使这些丰富多彩的修辞成果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因而也难于形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
王希杰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注意到了这一不太为人注意的薄弱环节。他在《通论》一书的前言中尖锐地指出了80年代修辞学的两点不足：
“第一，一味分化，一味求细，带有繁琐哲学的味道，忽视了抽象综合。……概念术语越来越多了，彼此却缺少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二，虽然不少人努力提出新体系，但是真正全新的科学的修辞体系还没有形成。”
基于此，他在《通论》中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修辞学通论》力求遵循科学的最简单原则，把修辞学体系建立在很有限的概念术语之上。这些概念术语就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
《通论》提出的这个新体系，确实是匠心独运，自成一体的。《通论》在确立基本范畴概念的同时，还重视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和分析。《通论》中的基本范畴只有三对，应该说是十分简单；而这三对范畴概念之间又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络，构成了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体现了辩证的统一。
《通论》的这三组基本范畴概念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一)简单性。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提出，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遵循简单性原则。科学理论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个概念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建立在数量有限的若干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是数量庞大的概念范畴的罗列和堆砌。《通论》中的基本概念只有三组八个，十分简单，并且简明易懂，一目了然。这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三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使得它不仅简明，而具有使用上的普遍性。
(二)逻辑关联性。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是一个概念系统，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概念范畴体系。它要使各个概念范畴及命题间保持关联，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杂乱无章的概念范畴如果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络，就无法形成科学的理论系统。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理论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通论》中涉及三组基本概念，相互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构成了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
从《通论》所列出的标题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三组八个基本概念之间确实是相互依存互有关联的：
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语言世界的零度 显性的语言
文化世界和语言世界语言世界的偏离 潜性的语言
语言世界和心理世界 物理世界的零度 显性的物理世界
物理世界的偏离 潜性的物理世界
文化世界的零度 显性的文化世界
文化世界的偏离 潜性的文化世界
心理世界的零度 显性的心理世界
心理世界的偏离 潜性的心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