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四十年前（1870年），在美国的生铁制造业中，人类竟然不知道化学的重要作用，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在当时，高炉经理往往是粗鲁又恃强凌弱的外国人，时不时地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的工人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能够凭直觉诊断高炉情况，就像他的一些同乡，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找到油井或水源的位置。这就和庸医一样，想到用什么药，就给他的病人用什么药。
露西高炉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对各类矿石、石灰石和焦炭的成分了解很少，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状态。最终，辞退了仅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高炉经理，寻找一位年轻人接替他的职位。运输部的享利·M.柯里脱颖而出，我们选定了他做经理。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看看，这免去了我们不少麻烦。这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得不如其他的高炉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它比其他的高炉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偏差都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我的合伙人的父亲和妹妹去教堂做礼拜时，菲普斯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管露西高炉。我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指责。但即使他跟他们一起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祈祷它的运行一切正常。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柯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位博学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以前被认为质量优良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想象的低10%至15%，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被认为劣质的矿场，却能产出优质的铁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了。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我们解开了生铁制造中的大部分困惑。
在为了公司的声誉，必须炼制出最优产品的关键时期，我们的高炉却被迫停产了，原因是我们使用了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来代替另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铁矿石要高出三分之二。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所以使我们的高炉受损严重。优质原料的优势反而让我们陷入了严重困境。
我们真是蠢啊！但我们依然有一点能聊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显得更蠢。我们已经聘请化学家指导生产好几年了，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负担雇佣一个化学家。假如他们当时知道真实情况的话，他们会明白没有化学家的指导，才是他们真正无法负担的。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成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露西高炉成了我们盈利最多的部门，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发现这个秘密后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节省了许多资金。那些名声不好的矿产出产的许多公司不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我们完全不再理会。密苏里州着名的派勒克诺布矿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产品可以说是饱受质疑，据说如果不进行精炼，就只有小部分有用。化学知识告诉我们，这种矿石磷含量少，硅含量高，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它的铁含量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感谢万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好多年来，我们竟然能以高价卖掉含磷量高的炉渣，然后用低价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含磷量少的炉渣。有时候，我们还试着用高炉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提高它们的纯度。因此多年来，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从而扔在匹兹堡的河堤上。有时候，我们甚至能用劣质的原料交换到优质的原料，并从中获利。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当时有一种偏见，认为氧化铁皮无法再提炼，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纯铁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同是丹弗姆林的老乡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铁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准备如何处理。他回答说：“扔到河边去，我们的高炉经理总是抱怨这些东西无法熔化。”
我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是个发明家，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的一种炼铁方法。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铁皮，最终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买入。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奇泽姆先生能够意识到我的这个玩笑，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件事，奇泽姆先生已离开了人世。不过，他的继任者很快就跟上我们的步伐。
我始终密切关注贝塞麦炼钢法的进展，我知道一旦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过去，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斯顿市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他曾经专程到英国调查这一新工艺。他是我们之中最杰出、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商之一。他极力促使自己的工厂建立贝塞麦炼钢厂。他的思路没错，只是有点为时过早。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况且，这项贝塞麦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更别说引入到美国并一举成功，这确实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我的朋友负担不起。
后来，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后，很多资本家在哈利斯堡投资兴建宾夕法尼亚钢铁厂。同样，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没有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资助，可能已经失败了。正是汤姆森总裁高瞻远瞩，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保证了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事实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我发现，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匹兹堡铁路，弯道的铁轨容易变形，每隔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要更新。在贝塞麦炼钢法还鲜为人所知前，我曾提醒汤姆森先生关注英国道普斯先生的这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趟英国，购买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森先生投资20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重建了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碳化了数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这是美国首次使用顶端碳化的铁轨，我们在一些最容易磨损的路段换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森先生的投入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如果贝塞麦炼钢法没有被顺利推广，我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项技术也会被广泛地采用。但是，这还是比不上贝塞麦生产出的坚固钢材。
离匹兹堡不远的约翰斯顿市，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最大的铁轨生产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塞麦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项工程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就能成功。威廉·科尔曼先生也注意到这种新方法，和我达成了一致。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和大卫·麦坎德利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他。约翰·斯科特和大卫·
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正副总裁，埃德加·汤姆森和托马斯·A.斯科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厂址的选择是我们要严肃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我不看好他们推荐的厂址，于是跑到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反复想着此事，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躺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多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让我们用好朋友埃德加·汤姆森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多克。”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科尔曼先生已经开始工作，试着买下这块地。土地的主人麦金尼先生要价很高，我们目标价是每亩500～600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扩建时，每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这里曾经是布拉多克战场.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丹弗姆林的总督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英国一些城市的市长都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没有人认为商人有资格当市长，即便是现在，英国依然残留着这一贵族观念。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着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曾是丹弗姆林的市长，但他响应号召入伍，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弗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又有另外两个丹弗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1904年，约翰·莫立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校庆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攻占了杜肯堡，并且在写给匹特首相的信中，把该地的地名改成了匹兹堡。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坦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1902年我就是将这个峡谷买了下来，捐给了丹弗姆林，改建成一个公共公园。因此，两个丹弗姆林人都曾是皮坦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地点都在匹兹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