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从额尔古纳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河等流域走出的草原民族向南扩张时，他们一旦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便开始了和中原民族融合的过程。从额尔古纳河、兴安岭发源的鲜卑人、从乌苏里江森林发源的女真人，以及辽河流域发源的契丹人走的都是同样一条融和之路。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族则是一种东西方民族的融合。
我们访问了华俄后裔中的许多人，问他们，“当初你的父辈跟俄国人结婚有没有什么障碍？”他们居然回答，“没有什么障碍。”
那位副乡长告诉我们，“中俄之间大规模的通婚，真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在此之前两个国家，两个人种都比较仇视，互相之间语言还有障碍，所以没有通婚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把边境上十四周岁以上只要能够参军参战的人，全部强征入伍，即使五六十岁的老人也不例外，此时边境上便没有成年男子了。从额尔古纳河到黑龙江一带，形成了许多寡妇村，家里面基本上是贫困潦倒，无法生活。”
“后来沙皇俄国的一些败类来到中俄边境上，发现中国这边有很多青壮年——三十多岁的山东人、河北人，或经商，或做苦力，都是孤身一人。于是，他们就到俄罗斯那些妇女的家中，连哄带骗说要给她们寻找生活出路，进行买卖婚姻。这边，他们通过中间人，跟中国人说，你要不要？要的话就给你做媳妇。就这么样，大规模的中俄通婚最早就通过买卖婚姻促成了。当时在这一带的山东人、河北人非常多，有一万多人，大多数人是三十多岁。那些年的通婚，都是通过买卖。”
“俄罗斯女人跟中国男人生活三五年以后，这边的语言也学会了，发现中国人还蛮不错，不打老婆，对家庭的责任心强，很多就主动回去，干脆把自己的妹妹、表亲、表姨也介绍给中国人了。再后来，两面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亲属之间交往就非常频繁了。”
清代顺治六年（1649年）开始，清帝国开始鼓励向此地移民，于是河北、山东人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开始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实行“边区俄罗斯化”政策，众多移民开始流入远东地区。历史上从额尔古纳河、斡难河为始发地，通过西伯利亚、中亚到欧洲的草原带，从来就是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单向流动。如今两股移民潮流分别从东西方而来，不过是强势的俄罗斯人向东扩张得更远。他们占领了西伯利亚东方民族的原驻地，两股移民最终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流域相遇。
需要说明的是，东方的移民其实主要是来自关内、以汉族为主的流民。他们的移民属于在本国范围内的，迁移的目的是谋生，与俄罗斯有目的的武力对外扩张有本质的区别。是清军在雅克萨等地的军事胜利以及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的抵抗最终让俄罗斯人的扩张停留在额尔古纳河西岸。1689年6月13日，清朝任命钦差大臣索额图为代表团团长，于8月29日在尼布楚和俄罗斯御前大臣柯罗文举行了签约仪式。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作为草原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额尔古纳河从此告别了内河的概念，成为了两个本来相距遥远的大陆国家的界河。
额尔古纳河成为中俄界河并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势力和民族继续渗入河东岸。《额尔古纳志略》记载，1860年沿边境的大批俄罗斯流民非法越界到额尔古纳中国一方盗采黄金，到1884年越界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清政府多次交涉后，俄国阿穆尔总督才发布告示，派员将俄罗斯人召回。边界的威胁带来新的民族迁徙。巴尔虎本是游牧在贝加尔湖东北部的古老蒙古部落，当时被清廷迁移定居到额尔古纳河上游沿岸，目的正是为了保卫额尔古纳界河边防，他们被称为陈巴尔虎（有别于后来从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调来的现生活在新巴尔虎左右旗的新巴尔虎）。从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清廷从满洲里到黑龙江漠河一共设置了18个卡伦（满语“哨卡”之意），其中14个在额尔古纳境内，以防止俄罗斯人越界放牧垦荒。如今卡伦虽然早已经消失，但是四卡、六卡之类的地名仍然被因哨卡而形成的乡村所沿用。
很难想象一条河能够完全阻止两大民族的交流，即便是双方存在多年的战争和竞争也不能阻止它的步伐。《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虽然确定了额尔古纳河界河的地位，但是该条约第五条也规定：“从前我国所有俄罗斯族之人及俄罗斯所有我国之人，仍留如旧，不必遣回。”两岸居民各种方式的交融仿佛额尔古纳河密如蛛网的水系一样错综复杂。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开始了越过额尔古纳河边界的又一次高潮。《呼伦贝尔志略》记载，1922年在额尔古纳市定居的俄罗斯人共1855户，9883人。这些外来族裔和前来拓荒谋生的中国内地移民产生联姻关系，逐步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夜幕降临，木刻楞早已成了歌曲和舞蹈的海洋。脸上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老手风琴手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奏响了熟悉的俄罗斯音乐。我们随着那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放声歌唱。此时，由一群俄罗斯族大嫂组成的“敬酒娘子军”开始对我们展开猛烈的攻势。她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最后直到多数人“壮烈牺牲”为止，她们却依然豪情不减，竟一直站着把所有能记起的老歌都唱了一遍，整整三个小时，期间满屋子的歌声从未停歇。
典型的俄罗斯传统院子，中间是一座大“木刻楞”房
第二天，跟女主人聊天，得知最近几年这里的旅游业十分火爆，她们下一个月的预约都已经排满，而且来的很多都是大干部和大老板，全是高端人士。夏天属于最忙的季节，她们一般早上起来先料理菜园子，下午迎接客人，一天忙得不亦乐乎。而到冬天就清闲多了，一般没有什么客人来，所以那个时候基本可以休息。她边说边做着手头的活，脸上挂满了笑容，看来旅游业确实带富了这里的人，而更美好的前途似乎还在前头。
2.探寻中俄未来的坐标
要解读华俄后裔，则必先要读懂俄罗斯，而要读懂俄罗斯则必须要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在到达额尔古纳之后推翻原定考察方案，而临时决定要深入对岸的俄罗斯乡村时的思考。
我们要走进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家庭，去真切地体验这个民族的原乡生活，在依稀尚存的历史遗迹中探寻中俄未来的坐标。我们坚信，唯有原住民的质朴生活才可能保留下岁月的痕迹，这也正是拨开历史谜团的一根重要线头。
透过清晨的浓雾也能看到对岸的俄罗斯小镇奥洛奇。通往河边的土路已经被临时拉起的铁丝网拦住。其实从额尔古纳市经黑山头镇沿江公路一路过来，额尔古纳河风光虽然令人亲近，沿河的边境铁丝网却几乎和河流一样漫长，一直延伸到额尔古纳河下游，绝大多数地方根本无法接近河岸。室韦对岸奥洛奇沿河每隔数公里一座的岗哨哨塔提示着游客，两国的居民虽然比他们本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同胞生活得更近，不过几十米的界河依旧是咫尺天涯。室韦虽然是国家一类口岸，但和奥洛奇并没有开放民间小额贸易和人员交流。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官僚主义做派十足的俄罗斯海关的老爷们才让我们的三辆吉普车放行。汽车奔驰在一百年前还是中国的土地上，驶过的土路两旁分布着一排排的农舍，但并不是传说中那美丽的木刻楞，而只是一般的砖瓦房，平淡中依然透着整洁和素净。
汽车最后停在了一座废弃的工厂里，厂区已是野草丛生，破败不堪。一些机械设备懒洋洋地躺在正午的艳阳之下，早已是锈迹斑斑，伤痕累累。整个俄罗斯国家的缩影立刻浮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眼前，辉煌的日子已经随着一首首的苏联老歌永远变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而未来却是一团难解的迷雾，久久地笼罩着这位业已破落的贵族。
好在我们只在那里凑合了一个中午，稍事休息后，随即便搬去了一户俄罗斯家庭。我们入住的那户家庭并不是由占俄罗斯多数人口的斯拉夫人组成，而是带有移民性质的亚美尼亚人。虽然同样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但他们却还是一味地强调自己原来的身份。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们隐隐地感到，用理性并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根本无法衡量它，它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洪流在这里发生碰撞，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俄在这片土地上的交融史，中间交织的恩怨情仇，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历史上中国或是东亚的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一南一北，大体上以年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拉锯争斗了数千年。到近几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统一、消除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后，一个全新的对手却越过乌拉尔山从西而来。那里正是当年蒙古大军曾经征服过并建立了钦察汗国的地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内至今仍可看到一幅油画，油画上炫耀的是俄罗斯人和哥萨克在西伯利亚与当地的东方游牧民族作战的情形。西方来的入侵者用火枪和火炮终于消解了游牧民族数千年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占领了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游牧民族的栖息地，迫使他们中的大部分部落退回到额尔古纳河东岸、黑龙江南岸的大兴安岭山地。额尔古纳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这些以鄂温克等民族语言命名的母亲河从此成为两个国家的界河。
今天，用历史的眼光，站在我们的立场，可以说他们是侵略。但如果用一种超然的眼光来看，当大家兵戎相见的时候，就像两个牧民，彼此有自己的牧场，另外还有一块牧场，原来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现在准备把它确定下来，都想作为自己的牧场，肯定打仗。这个时候，实力决定一切，就像蒙古帝国的“上帝之鞭”横扫亚欧大陆一样。
的确，用包容的眼光看待历史，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必为因民族融合而带来的民族文化的变异、湮灭而悲伤。因为你把何时开始算作起点？又能够把何时当做是本源？
正是这种横跨欧亚，兼有东西的地理特点，奠定了俄罗斯人精神结构的基础，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
我们入住的这户俄罗斯家庭有五口人，包括父母，爷爷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当年，爷爷被国家派来修铁路，出于对宁静乡村生活的热爱，便定居了下来。亚美尼亚人还跟一般的“正统”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的男人没有酗酒和对女人不负责的陋习，我们看到的是一户十分和睦快乐的家庭。勤劳的男主人因为有些经商头脑，在镇子上开了一爿杂货店，不但有了自己的车，一家的生活水平也跨入了小康标准，这点从他们家中的装修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吃的几顿饭也都很丰盛，从早餐的传统俄罗斯大面包和肉肠到中午的亚美尼亚白菜包肉和饭后的自煮咖啡，无不透出主人热情好客的本色。
一次午饭时，老爷爷激动地举起斟满伏特加的酒杯，深情地告诉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中国人的关系很好，我旁边的人曾提醒我不要跟这些人走得太近，但我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没错，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已成了我们家的传统。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是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为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喝下了一杯辛辣的伏特加，共同祝愿中俄友谊地久天长。
俄罗斯民族乡的生活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历史又重新拉开了中俄民族融合的大幕，世界正期待一种更富建设性的重要力量因为双方的融合而更强大，从而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正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们预言的那样，俄罗斯民族力量的这种潜在性、不明确性和消极性正是它伟大未来的保证。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最终会对世界亮出自己的见解，并且找到自己的位置。
室韦，这个额尔古纳河边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很是让人依恋，使人回味。正是在这里，我们融入了对岸俄罗斯村庄的笑声，看到南山下的悠然，两岸哨卡的和平，可贵的友好与宁静；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额尔古纳的星空，躺在窗边仰望近可点数的银河与流星，那种无比澄静、天人合一、叹为观止的绚丽，像两岸主人家的随和一样让人倍感亲切，不忍割舍，希望有机会必回看望……
3.中俄交往的另一段渊源
站在满洲里的“国门”前，无论是从这里看过去，还是从对面望过来，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却因为这个共同的结点而产生了深深的渊源。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陈云在沈阳曾动情地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有三件事情最为艰苦卓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方八省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东北抗联十四年的苦斗。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星星之火之所以没有熄灭，还能屡败屡战，期间满洲里交通线的作用功不可没，正是通过这里抗联的队伍得以退入苏联进行休整，随时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满洲里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边疆口岸城市。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满洲里在百年风雨沧桑中成为蜚声中外的口岸名城。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满洲里作为连接我党与共产国际的红色通道，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大多数早期领导人曾冒着生命危险从这里出入中苏国境，有的人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一些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工作人员也从满洲里入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在中俄交通线纪念碑前，徐占江跟我们谈起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共同回顾中共那段“偷渡秘史”。
中俄交通线，结合历史来看对中共起了三大作用。
首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恩怨中，对比日本与俄国后发现，中国对“老毛子”应该更有感情一些。尽管沙皇俄国伤害过我们，但后来苏联共产党，即当时所谓的共产国际，在共产党的成长时期，一直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线，交流各种情报，输送人员和物资，包括在国内全面封锁下被迫到苏联召开党的“六大”等重要会议，这些对于中共的快速成长以及夺取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就是对抗日战争的支持，无论是对抗联的援助还是诺门罕战争的胜利，都间接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