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究竟在哪里？这个学术界讨论了多年的问题，因为许多地方都看中了它的旅游开发价值，忽然变得敏感起来。有人说夜郎在云南境内，有人说在川南，更有人主张在湖南或桂北，这让对地方历史知之不多的老百姓如坠五里雾中。此时，出现了湘西、川东北、川南与贵州争抢“夜郎”品牌的情况，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四大班子曾一致决定更名为“夜郎县”，贵州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为“夜郎”品牌可能流失，对新晃拟更名为“夜郎县”十分重视，曾组织有关方面做工作。各种媒体也发表文章参与论争，有关夜郎的文章多达3000篇，更改县名之争进一步提高了夜郎的知名度，进一步凸现了夜郎文化在发展旅游经济中的价值。
2000年，赫章县可乐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近万座古墓、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和奇特的套头葬等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夜郎考古发现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次，被列入“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在贵阳成立，日本、北京以及全国有关地区和部门的专家学者予会，面对赫章可乐丰厚的夜郎文化资源，作为争抢者之一的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坦言：“我们不是夜郎国，我们不争夜郎国；贵州就像夜郎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当一个小股民就行了。”夜郎故地在赫章可乐，基本达成共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椎髻、耕田、邑聚”是其基本特征。夜郎国主体为今天的贵州大部分，起自战国，止于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历史。夜郎文明的神秘消失，成为千古之谜。
夜郎是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夜郎古国同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国家一样，经历过形成、发展、融合、消亡、流变的过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征诸古代汉文献、彝族古籍、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民间文学以及存活于上述区域的民族事象、民俗风情，无人能否认，确实有一个夜郎文化圈的存在。它是镶嵌于古代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文化板块。由于夜郎国存在的时间仅有两三百年，夜郎文化没有周边的滇、巴蜀、楚、越文化成熟和影响大；又因“夜郎自大”这一典故的负面效应，使夜郎故地的人们一度不愿坦然承认自己沿袭了夜郎的文脉。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来临，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与破解这个神秘古国的诸多历史谜团同样重要。落后并非贵州与生俱来的痼疾，夜郎王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历史揭秘和现代诠释是文化旅游延伸原创性、差异性的不竭源泉。对夜郎古国和夜郎文化的揭秘，必须伴以现代手段的诠释，即用艺术诠释学术，用具象演绎抽象，用现实再现历史，用文化拉动经济。唯有如此才能使夜郎文化由旅游资源变成旅游产品，进而成为新的区域旅游品牌，并以其民族性、地域性而走向世界。
我们进入赫章县城时，发现夜郎广场已在修建。我们向县领导提出了“赫章”改名“夜郎”的建议，这是继提出“毕节地区”改名“乌蒙市”之后的又一个大胆构思。我们认为，“名字的作用很多元，通过名字望文生义，能把人们对文化、对历史的记忆呼唤出来。这就好像‘中甸’改名‘香格里拉’，‘黄石’改名‘赤壁’，‘思茅’改名‘普洱’，可借改名之机打造全球级的文化论坛。况且我们并不是歪曲历史，确确实实有案可考，在此前提下合理化运作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方式，这就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现在一提到彝族大本营人们就想到大小凉山，一提到苗族文化只想到黔东南，毕节乃至贵州的动作太慢了，再不先下手为强，就要全被别的地方抢去了！”
赫章正在修建的夜郎广场
赫章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众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自东部迁徙而来的远古先民在这里扎根繁衍，孕育出古夜郎的灿烂文明，并把这种文明深深地融入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袁秘书长讲，他小时候就曾用过与出土文物相似的劳动工具，许多古夜郎的物件在日常生活中还能依稀找到历史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夜郎文明的全貌虽已失落，余脉却仍在民间薪火相传。
据说，赫章可乐遗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这里几十里范围内一脚踩下去都是汉墓，老百姓的猪圈内都有汉砖，而现在已发掘的部分尚不足其十分之一。夜郎文化在全世界喀斯特最发育的地区得以较好地保存、传承下来，对于受工业文明污染严重的东部地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在神秘、古朴而又多姿多彩的夜郎文化中，可以作为旅游文化资源来开发的东西是十分丰富的。仅其传承与交流方式，就可使游客在参与过程中得到深刻的文化体验。在夜郎文化旅游圈内，还存在一个歌舞的海洋、节日的海洋、服饰的海洋，其中的任何一朵浪花，都足以令旅游者陶醉。
如此神秘古朴的文化，如璞玉一般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景观，再也不能走东部那种不破不立的发展老路，再也不能做那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事情了。必须借助大旅游时代的东风，进一步理清思路，高举高打，整合资源，达成共识，在贵州及其周边六省市相关区域内构建夜郎文化旅游圈，将夜郎文化旅游线路向周边延伸辐射，打造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原创格调、民族特色、地域风情的强势旅游品牌。同时，抓住“多彩贵州”和“神秘夜郎”这两个可以包容贵州文化旅游特色的亮点，通过文化交流协作，实现新的区域经济协作，为旅游业真正成为支柱产业，为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8）石门秘境人性光辉
恐龙谷内，与长角发苗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群苗人。他们男女老少身背五彩披风，手拉着手，边唱边舞，眉宇神色开朗舒张，自是另一番精神面貌，与内敛的长角发苗形成鲜明对比。
“咦，他们的歌声中怎么会有《圣经》的句子？”一位曾留学英国的同事连连惊呼。众人闻听不禁愕然，这偏僻闭塞的苗寨如何会跟远在万里之外的基督教扯上关系？这支苗族来自哪里？他们如何会接触到基督教义？为何他们的歌曲中竟会有《圣经》中的英文词句？
考察已届尾声，黔西北的西北边缘，一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小山村，一个再往前行便是云南昭通的地方。我们此前所有疑问的答案，都隐藏在这个叫做“石门坎”的地方。
远远就能望见教堂的十字尖顶，隐隐听到圣诗唱和的福音。高坡上，教堂里，男女老幼座无虚席，很多人穿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缠着头巾。老人垂首默念，神情专注；孩子们则睁大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圣经，有的是汉语，有的是英文，而有的则是未见过的古怪文字。
教堂里男女老幼垂首默念，神情专注
在地理版图上，这里本是蛮荒之地，古时被称作乌撒蛮，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石门乡，距县城140公里。这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土地贫瘠，稼樯艰难，许多人死于饥馑。这里又是古来瘴疠之地，一年中有半数是浓雾不散的阴霾天，天花、麻风、伤寒等瘟疫肆虐，患者皆无力救治往往被抛弃荒野甚至被残酷烧死。
在文化版图上，这里曾是蒙昧之所，居住着西迁中最为偏西的苗族一支，称为“大花苗”，恐龙谷中见到的便属这支。他们栖身于彝族土目的土地上，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处于半农奴半奴隶的境地，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在汉、彝、苗的千年斗争中，他们是最落魄的失败者，没有土地，蜷缩在群山顶部，忍受着汉族和彝族的双重压迫，苦难最为深重。
100年多前，初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看到的“大花苗”是一个害羞与自卑的民族。他们曾经不敢上街，更不敢去赶集。他们躲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忍受着上千年的痛苦生活。当偶尔与别的民族对视时，他们的目光除了卑微与躲闪，不会再有别的神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民族，在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间，却创造出中国文化史上的诸多奇观：创造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兴建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兴建中国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成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成为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平民医院。
石门坎，这个弹丸之地，一时驰名中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文化传奇色彩的一个村落，成为东西方文化、本土与世界文化交融而产生的一朵奇葩。当年，这里被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外国邮件和汇款只需写上“中国石门坎”便可直接寄达。
这一切皆源于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上世纪初，柏格理来到这里，以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融入中国文化、传播西方文明，直至为抢救身患伤寒的学校师生染病死于石门坎。
这个人是个“洋人”，当地人传为“羊人”，是怪物，是异类，遭到排斥，但苗人不惧。他们受了太多同类的苦，反而轻易超越了东西方民族的芥蒂。这群迷失于山野的羔羊，正是柏格理苦苦寻觅的上帝的花朵，他们对于基督福音几乎是无抵触地全盘接受。他和被他感化的两位汉族秀才，沿着羊肠小道在山中反复勘探，终于选中了石门坎，这里是化外生民苟活的无人管辖区，这里最接近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城”，他要在这里独辟一片“海外天国”，他要给这些凄苦的人们以“应许之地”。这简直是《圣经》中出埃及式的宏大叙事，史诗可以在他的手里谱写，我相信柏格理的心中有无限的憧憬和激动，这支持他走过漫长年月的困苦与凶险。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70年代修通的机动车道，不过是一条千疮百孔的碎石土路，这里是贵州公路网的末端，又与云南公路网不接。大雾阴雨，泥泞坎坷，我们赶早出发的越野车队，到达时已过中午。石门坎因通往外界的一座石门而得名，当年这里不通公路，这是大山中苗民的唯一出路。
平等地对待苗族，接近妇孺，这是柏格理成功进入乡村社区的一个因素。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很快就会在路上给人让道，嘴里说着地道的苗话：“老哥得罪了”。柏格理被苗族人称为“热爱和关怀苗族人的人”。对于100年前的苗族人来说，这是件难以让人相信的新鲜事。从石门乡政府党政办公室主任张国辉的讲述中，我们得知柏格理毫无洋人架子，穿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不坐轿，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苗人称他“拉蒙”（苗王）。他还曾由于为苗民主持公道，险遭彝族土司暗杀，最后被毒打致残幸免一死。
因为柏格理的到来，石门坎给予苗族人的不止是知识与文化；它激发出了这个民族身上悠久的、深邃的民族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压抑与贫困后，他们依然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当时石门坎学校的建立，带动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人脱盲，当时苗族人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汉族。
深爱苗民的柏格理是为照顾伤寒病人的时候染病去世的，他死的时候，年仅51岁。他的棺材当时由16位强壮的汉子抬着，缓慢行进在陡峭的山坡上。人们想试着唱一首赞美歌，但眼泪与哭泣使歌声持续不下去。苗族人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苗族人在自己的贫困状态下承担起了柏格理丧葬的全部费用，他们将永远怀念这位异族人。许多苗族人在坟墓边守候了数日之久，有人彻夜不眠在墓旁陪伴着他。后来，很多苗族教民死后都葬在了墓地周围，永远陪伴着他。
今天，石门坎柏格理墓地上矗立着嵌有世界上唯一用英、汉、苗三种文字雕刻的墓碑，已成为文明交融的一道独特风景。从这座墓的每一个方位向四周望去，你都能看到一个施药所、几所学校、一座教堂、一个麻风病人之家，以及孤儿院和住房与生产改良所。而在他的身后，曾被柏格理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的学生们写道：“如果你行进在从石门坎到云南府的旅途中，有可能几乎每一夜都歇宿于某个基督徒的传教点上。”
石门文化的兴起、繁荣、衰落，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前来考察研究，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们所创造的文化奇观，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几千年来中国的儒、道、释做不到的事情，基督教却做到了，英国人却做到了，而且做得这般彻底？有一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可能是苗族与基督教的先民犹太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吧。遭驱逐、大迁徙、做奴隶、被压迫，他们都渴望有摩西式的人物带领他们去找寻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应许之地。正是这种貌离神合，在冥冥之中连接着原本远隔重洋的民族与文明吧。”
4月10日，我们在毕节地区逗留的最后一天，在参观完最后一个考察地点，位于大方县羊场镇的中国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旧址后，笼罩在黔西北高原上那片神秘的云霾被春风撩开，清亮亮的阳光下，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山水瑰丽无比。
畅游乌江画廊，聆听水西往事，叩问百年石门，沐浴着吹聋苗族少女如风的箫声，震撼于古朴动人的威宁彝族撮太吉表演，融入在纳雍苗族“滚山珠”和赫章彝族铃铛舞的精绝中……神奇乌蒙，神秘夜郎震撼与感动着走进她的每一个人。十天下来，巨大的心灵震撼使大家都高度认同了两个词——“神奇”与“神秘”。
4.毕节突围
中国驶入大旅游时代，毕节旅游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毕节试验区已经具备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首先，天时方面，旅游产业已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四大产业之一（旅游产业、信息产业、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十一五旅游看贵州”，2006年贵州省的旅游接待总量和旅游收入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多彩贵州”将成为未来中国旅游的最大亮点。
其次，地利方面，毕节有草海、织金洞、百里杜鹃等10个国家级的旅游品牌，旅游资源丰富、品位高端、垄断性强、组合性好，拥有打造国家级著名旅游区的潜质。
最后，人和方面，“三老”都非常关注毕节旅游。老头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部门都关注和支持毕节的旅游发展；老板——旅游投资已经成为新的投资亮点，2010年后至2020年，中国每年需要一千亿元的投入，投资主力当属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民间资金；老百姓——旅游产业成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带动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成为老百姓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