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至2007年的五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趋势。
长达若干年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超额利润或者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在此之后，蔬菜种植的物质费用成本有明显的下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蔬菜价格的中轴有明显的下降，这暗示大宗商品的冲击并非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那么，排除了这些可能的因素之后，是否就能够认为，必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蔬菜价格波动中轴的抬升呢？显然还不能够。
比如，菜价的上涨可能是因为流通环节成本的高企，因为高速公路乱收费、菜场的摊位费以及超市的进场费等等。这样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验证？
为了验证菜价上涨是因为生产成本还是流通成本增加，我们比对了农村与城市蔬菜价格同比增速之差。
我们知道，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除了包含农民出售的生产价格以外，还包括交通运输成本、菜市场租金成本，以及中间商的利润等等。如果是流通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那么我们将看到城市蔬菜价格的上涨比农村更快；如果是生产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我们就会看到相反的结果。
结果如何呢？
图2—21显示，在2007年之前，农村蔬菜价格的涨幅相较于城市有高有低，平均来看在零附近，暗示着农村和城市菜价的涨速是一致的；但是2007年之后，农村菜价涨幅系统性地高于城市平均大概2~3个百分点。
农村蔬菜价格同比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城市增速，暗示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多地来自生产者价格的上涨，而非中间流通成本的上升，也表明蔬菜价格的波动中枢在系统性上升。
图2—21蔬菜价格同比差（农村—城市）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五、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了！
粮食和蔬菜价格与其物质费用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在大幅提升。这从粮食价格以及粮食种植成本的定基数可以看到（见图2—22）。
图2—22中国三种粮食平均单位产量的成本指数趋势（1990=100）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粮食单价在1990—2008年间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2004—2008年期间，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也意味着食品价格的平均涨速必然在加快。
六、扩大的价格裂口
我们可以把CPI食品和CPI分别处理为定基数，设定1993年这两项指数都为100，结果见图2—23。
图2—23CPI、CPI食品的定基数（1993=100）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3—2003年这十年的时间里，CPI、CPI食品的波动虽然从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十年时间里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以后CPI食品与CPI的定基数之间开始产生裂口，并且这一裂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没有显示出收敛的迹象。
对2003—2006年的裂口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议说，这可能是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
但是2007年以后，该裂口进一步持续扩大，就很难解释为短周期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事实主要反映了前面讨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也清楚地表明，在过去数年的时间里，食品通货膨胀的平均涨速已经较此前明显提高。
七、国际经验研究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在其走过刘易斯拐点时候的表现。
（一）日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应该看到CPI比PPI涨速更快。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见图2—24），日本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涨速在5%~6%，但是生产资料的平均涨速只有1%多。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有四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年。在1960年以前和1972年之后的数据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物价裂口。即使在部分其他时段存在，其原因也主要不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是来源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裂口幅度也小得多。
既然60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体的CPI？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I的分类（见图2—25）。可以发现，CPI农产品和CPI服务业在1960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图2—24日本的PPI和CPI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2—25日本CPI分类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安信证券。
从CPI细项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端倪（见图2—26）。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涨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图2—26日本CPI鲜菜和个人护理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安信证券。
总结起来，日本60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的明显裂口。
（二）台湾和韩国案例
检查台湾和韩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接近十年。
韩国（见图2—27）从1983年一直到1994年这十年时间里，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间的这一裂口（见图2—28），也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一直到1994年前后，持续接近十年的时间。图2—27韩国的PPI和CPI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2—28台湾的WPI和分类CPI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国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是如何形成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不可贸易部门通货膨胀的波动对消费物价走向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但为了讨论的完备性，我们仍然需要花一些篇幅讨论这一问题。
需要承认和指出的是，由于在不可贸易部门存在的广泛价格管制、统计口径调整、价格改革以及抽样过程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可靠的不可贸易品价格数据相对缺乏，这部分地限制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
虽然包括医疗、教育、电信、金融、仓储和政府服务等在内的庞大的第三产业以及建筑业等普遍难以贸易，构成了不可贸易部门的主体，但其价格指数在核算上却是以消费物价指数为基础的。
例如政府服务的名义增加值大体可以考虑为政府人工开支和其他行政费用的总和，但其价格指数却是无法直接测量的。税率和政府各类收费似乎提供了政府服务的某些价格，但这些指标无疑很不全面，并且存在很多问题。在核算上，消费物价指数直接被定义为政府服务的价格指数。在第三产业的许多领域，类似的情况相当广泛。
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消费物价受食品类价格所主导。由于这样的核算方面的原因，第三产业价格平减指数实际上与食品类价格基本同步，因此无法作为我们研究不可贸易部门价格的入手点。
从可得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CPI非食品也许可以作为不可贸易部门价格的合理指标，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些价格直接来自抽样调查手段，而不是通过核算手段定义出来的。尽管由于价格管制和样本选取等原因，由此获得的价格数据可能存在一定扭曲，但它毕竟来自对真实交易活动的观察和记录。
此外，即使对于消费端的可贸易商品而言，例如电视机、手机等，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既包括了货物的到港价格（由商品的可贸易属性决定），也包括了运输、场租等流通环节的成本和费用，这些部分一般是不可贸易的，并且在单件价值较低的商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从较长的历史序列来看（见图2—29），CPI非食品的波动和PPI在趋势和拐点方面较为一致。由于左右轴的原因，其波动幅度实际上相差比较大。
图2—29PPI和CPI非食品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部分原因在于：CPI非食品包含了容易直接受PPI影响的部分，比如居住分类里的建筑建材和水电燃料，交通费用及燃油费等。此外，对于服装、家用电器、通信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消费品而言，其毕竟存在一定的可贸易属性。
CPI非食品的教育、医疗和通信价格存在管制或垄断，价格调整一般形成冲击性影响。
此外，PPI的变化反映着供求变动的影响，这些供求变动的力量一般情况下也同时影响着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形成，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同步性。这些情况我们在本书的下一部分，即讨论实体经济供求平衡的部分会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这里只进行简单的描述。
如果PPI的上升反映了全球需求的增长，那么这必然同时推高对中国不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其价格向上爬升。例如出口上升会增加对铁路、公路、港口以及仓储物流服务的需求，并通过出口部门就业的扩大影响对消费品的需求。
区分之处在于：在小国经济的情形下（这当然是理论极限情形），如果中国的需求在扩大，那么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会面临上升的压力，但PPI可以维持不变。如果中国的供应在扩张，情况是相反的。
这就是说，PPI与CPI非食品可能存在趋势背离，这在很多时候可能来自中国经济走向与全球工业走向的背离，以及中国经济自身受到的其他一些冲击。
考虑到价格管制的影响，以及PPI与CPI非食品之间存在的交叉，我们可以选取CPI之中的烟酒及用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参考一些可用的固定权重来构造一个价格指数，我们姑且称之为“市场化核心CPI”（见图2—30）。这个指数的优点在于，价格形成相对更透明和市场化，并且受PPI波动的直接影响比较小；其缺点在于，它可能只反映了中国不可贸易部门的一小部分，代表性存疑。
因为数据可得性问题，2001年之前的数据并不包含烟酒及用品分项，但只包含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的指数表现和之前是比较一致的。
图2—30PPI和市场化核心CPI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从图2—30的结果看，市场化核心CPI与PPI之间的同步性显著削弱，走势的背离更为常见。
总的来说，2006年之后，市场化核心CPI的波动平台出现爬升，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讨论的那样，这可能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和农业劳动力（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从走势明显背离的时段看，有些时候似乎与中国和全球工业走向的背离有一些关系，其他一些时候的原因不很清楚，例如2012年的情形。当然，值得考虑的是，由于取样的限制，这是否能够代表非贸易部门的总体情况，并不很清楚。
如果我们认为，长期内管制价格也必须调整以反映成本的压力，那么研究几年时间区间的CPI非食品价格的平均变化情况，也可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这方面数据的分析我们放在本书下一部分关于实体经济供求平衡的讨论中，但看起来从这一角度看，除了PPI的影响外，非贸易品价格的变化似乎更多地反映了资本存量余缺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也许相对次要一些。
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这篇文章和随后的一篇文章此前由我的同事温永鹏博士执笔完成。
本节主要试图简单地总结在成熟经济体和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对通货膨胀的基本分析思路和看法。本节讨论短期问题，下一节讨论长期问题。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与此前几节中的分析思路形成对比。我们将会由此看到，我们所试图提出的通货膨胀分析框架，与教科书中广泛使用的框架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主要反映了中国与成熟经济体在结构方面有以下重要区别：
一是中国的可贸易部门在经济中具有非常大的比重，从而其波动对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不可忽略；成熟经济体虽然高度开放，但制造业占比很小，基本上可以看作封闭经济体来处理。
二是主导中国消费物价指数走向的食品类价格，以及驱动农户通货膨胀预期的生产资料价格等不存在明显的价格粘性，其波动比较迅速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主导成熟经济体消费物价指数（以及货币政策）的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其构成价格存在明显的粘性，面对供求变化调整相对缓慢。
三是中国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的背后主要反映了企业生产能力的余缺和资本存量的多寡；成熟经济体产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背后更多地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松紧和工资增长的快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比较缓慢，价格存在很强的粘性，因此失业率的高低（叠加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可以对未来的通货膨胀走向形成预测能力，但这一机制在中国并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