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增加货币的发行量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准允地方各省发行货币。如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准允湖南省银行发行5元券和10元券共计15，000万元，供军费支出及收购物资需要用。一个月后湖南省就发行了22，589，115．10元货币，但没有准备金。后来导致了通货膨胀。
4．发动劝储运动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制定了《救国储蓄金章程》，次年12月又公布了《节约建国储金条例》，劝导国民储蓄。1940年在重庆成立了劝储总会，令各省市成立分会。到1941年各省和县市都成立了省分会和县市分会，1942年湖南省分会辖有77个支会。劝储分会和支会广泛开展竞赛活动，到1941年底止，湖南省储蓄达2300万元，至1942年6月，达到5960万元，居全国前列。湖南省政府动员民众参加储蓄运动，1944年3月在耒阳举行的省行政会议上，薛岳将推行8亿元国民储蓄运动作为本年度的工作重点之一，这对于缓解通货膨胀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财政收支
1．省财政收支
根据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划分的财政收支范围，湖南省1939—1941年度三年的财政实际收入分别为7185万元、5719．5万元和8413．6万元。1942—1945年缺乏具体数目，原因是并入了中央财政范围。在这三年的财政收入中，田赋并没有占第一位。如1939—1940年田赋中的省税分别为1018．9万元和919．9万元，分别占整个财政收入的14．1％和15．9％。而工商各税占了省财政收入的大宗。这反映了战时湖南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是省政府广开财源与调整税率的结果。
从表4—1财政开支来看，1938年属半年财政支出，军费开支占整个财政的22．5％外，1940年军费开支超过了1／4，而1939年和1941年都接近和超过全年财政支出的一半，这是典型的战时财政开支，这样用于经济建设的费用相当少。其次开支较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和文教科卫费。值得一提的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文教科卫的投入仍在不断增加，1941年这项开支已占整个省财政支出的12．3％，这是难能可贵的。
2．县（市）地方财政收支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虽规定县为一级地方财政，但湖南省不少县财政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抗战爆发后，各县建立和充实了县级财政。1942年1月，全国财政系统分为国家和县自治两级财政，各县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但在各县财政收入中，田赋、工商税等构成了县财政的支柱。如衡阳县1939—1941年三年的田赋收入分别占当年总财政收入的31．11％、31．63％和24．38％，但较抗战前田赋收入超过总财政收入的一半相比，则下降了不少。又如衡山县1935—1941年财政收入也能反映这一情况。
从表4—2可知，田赋收入仍是衡山县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但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新税源的开辟和税率的调整，田赋的比重在不断下降，1935—1936年田赋收入分别占整个财政收入的95．3％和65．3％，战时下降为不到一半，而工商税在不断上升，但是企业收入比重不大。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战时湖南各县经济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
从各县财政支出来看，行政费用支出比例较高，再就是文教卫生费用开支较高，仍以衡山县为例，详见表4—3。
表4—3的行政费包括地方自治费、公安费、党务费、财务费等，这笔费用所占比例大，是国民党政权机构向基层延伸扩大的反映。文教卫生费用开支所占比重也较大，说明当时政府比较注重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其他费用则包括与国防相关的一些费用，这是战争状况下的产物。但是用于经济建设的费用不多，这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行政费和其他费用开支挤占了经济建设费用。
二、金融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937年8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和《总动员计划大纲》等文件，限制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实行对通货、汇兑、金融业务、金融机关的管理。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设立了“四行联合总处”（即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同年11月易名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作为战时最高的财政金融管理机构，以加强对战时的财政金融统制。1939年3月，国民政府通过了《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具体方案》，规定今后的金融方针为：“巩固法币信用，实施管理汇兑，健全金融机构，调剂各地金融四项为施政之纲要；俾金融巩固，生产增加，于以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战时湖南的金融业就是根据上述原则，在“四联总处”的指导下开展金融业务的。
（一）严禁私钞，维护法币信用
1935年底，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但民国初年货币混乱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各地乱印私钞，视私钞为信用货币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张治中主湘时曾谈到湖南的私钞时说：“不但一县有一县流通的市票，推而至于一区一乡一镇甚至也是这样。不要说一个政府机关或是什么钱庄银号可以发行私钞，甚至一个豪绅或是一个富商也可以非法印行。一个地方官可以和地方上人随便商量一下，就发行大量的流通券，一个商号随便向政府机关运动一下，也可以发行几千万的私家纸票。”这些私钞的发行和流通，既无准备金，又与法币相冲突，严重扰乱了战时湖南的金融市场。1937年6月，省政府颁布《湖南省取缔私钞办法》，规定从本法颁布之日起，禁止私自印发私钞，已印未发的须交当地政府转银行封存；对已流通的私钞，由县市政府调查，报省政府和省银行，并处以罚款。这样湖南乱发私钞的现象得到了遏制。薛岳主政湖南时，继续推行这一政策。1941年，湖南东安天锡煤矿公司印发私钞，薛岳令省财政厅和东安县政府联合查处，勒令悉数收回，并派员监视销毁。战时湖南严禁私钞的发行和上市，对稳定战时的金融市场、维护法币的信用、推动经济的正常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战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大后方取得外援困难，又无外资可利用，加上投机猖獗，开支繁多，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增发货币，导致了各地物价从1940年以后开始骤然上涨，1943年之后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湖南米价在1939年，每担不过10元，到1942年6月涨了20～25倍，工人工资在1939年为每天约5～6角，1942年6月增至4元以上。从整个大后方来看，若1937年的生活指数为1，到1943年则增加到183。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湖南省政府也采取了诸如提倡劝储运动，推行限价政策，打击投机商等，但收效甚微。如1939年3月，湖南省政府制定了《评定物价办法》，要求各县一律组建评价委员会。其措施主要有：（一）凡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不受战时影响及影响甚微者，以战前三年或一年之平均价格为标准；（二）凡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受战时影响者，以其在战后之成本，再加相当之利润为标准；（三）凡物品之成本容易计算者，以其经营所属之资本总额再加相当之利润为标准。但这些措施都没有办法抑制通货膨胀，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崩溃的重要原因。
（二）健全全省的金融机构
战前，中国金融机构的重心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据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的统计，该年全国银行共有总行164家，分支行1332处，沿海省份（东北除外）占全国总支行总额的80％以上，其中又以上海和江浙最多。湖南的银行业兴起于20世纪初，1929年湖南省银行成立，接着沪、汉等地的商业银行陆续来湘投资。1933年，长沙市有银行9家、钱庄86家，出现了银行与钱庄并立的局面，但私人银行与钱庄的金融势力占绝对优势。法币政策实施后，省内的商业银行和钱庄业务的发展受到抑制，政府银行（如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开始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地设立分行、分理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至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在湖南设立的银行数量不多。就地域而言，多在湘中、湘北交通便利的地区。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的经济力量，着手加强大后方金融网的建设，这是战时国民政府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1939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具体方案》，提出要健全金融机构，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建设。《方案》指出：“抗战发生以后，由财政部领导各银行逐渐向内地迁徙，转移金融中心于重庆，惟社会游资亟待吸收，内地农工商矿之金融，亦待调剂灵活，自应遍布金融机构，以期脉络贯通，上年即督促中、中、交、农四银行，克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并饬各省地方银行遍设省区各县分行，一面筹办县乡银行，使资金深入农村，进而更当督促地方银行充实资本，严密组织，并随时监督其业务，俾内容充实健全，得以尽量发展。”随后在《财政部拟具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中心工作》和《财政部三十年度工作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加强后方金融网的建设，决定于1939—1941年三年内分三期完成大后方金融网的建设。驻湘的中央各银行纷纷在湖南各地建立分行和分处，并仿照“四联总处”的设置方法，联合推动湖南金融网的建设。1940年1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衡阳分处正式成立开业，分处内设5人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审议放款、贴现、利率、汇款和研究金融市场动态等。至1943年12月，四行分支机构在湘设立的情况见表4—4。
战时四行在湖南所设立的分支行处达85个之多，仅次于四川的211个和广西的95个，居全国第3位。同时，邮政储金汇业局也在湖南大力发展业务，截止1943年11月30日，该局在湖南设立储汇分局及办事处4个、邮政管理局1个、一等分局3个、二等分局60个、三等分局77个、代办所2个，共有机构147个，仅次于广东、四川和浙江，居全国第4位。在湖南农村，作为农业金融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广泛建立起来。据统计，1938年8月全省拥有信用合作社5586个，信用合作社占整个合作社的97．4％，到1942年6月，全省拥有信用合作社28，079，856个，仍占整个合作社比例的一半以上。湖南农村中各保、村都普遍建立了现代信用机构，湖南的金融网络在抗战中期形成了，改变了战前湖南金融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这些金融机构在吸收游资、管理货币、吸收存款、为工农业生产贷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