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桂本充分肯定了我创作的节目。这些由我创作的歌词，填在我以往所熟悉的辽宁影调及东北二人转的旋律里，很快就在乡间流行起来，并让孤陋寡闻的乡亲们，感到耳目一新。在我的提议下，唐诚也被我们邀请过来了。这个见过世面的前卫歌舞团的专业提琴演奏员，同样给这支乡村文艺宣传队带来许多更新的东西。俟至腊月正月，唐庄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已经排练好一台可以支撑近两个小时的文艺演出了。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们为此大为满意。
一天，全体大队领导成员，突然造访宣传队排练节目的会议室。我立刻躲进人群背后的角落里。
“唐诚，听说你唱得挺好，来，给我们来一段。”大队书记那天看来喝了些酒，两腮红扑扑的，情绪也很饱满。
“不行不行。”唐诚连忙摆手。“我只是个拉琴的，我哪里唱过。”唐诚拼命地摇着头。
“让你唱你就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书记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屋子里立刻鸦雀无声。
唐诚知道君命难违了，他往前走了两步，清了清嗓子：“我来段样板戏《红灯记》。”
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
“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高亢的唱腔，有板有眼的戏文，让屋子里所有的人为之一震。“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的双脚与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好！”所有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叫起好来。书记满意地摇了摇头：“可惜呀，可惜没办法让你登台上场，你比县剧团唱得都好。”说着，他们披着军大衣一干人等，心满意足地走了。
“唐诚大叔，你不要命了。”散场后，我悄悄地问唐诚。
“咋了。”唐诚惊怪地问我。
“你咋选了那么一段，”我责怪他：“你一张嘴，我冷汗都吓出来了。”
“咋了，样板戏呀，这还能挑出错来？”唐诚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时哭笑不得。
一九七二年夏天，一支工程兵部队，整建制地从甘肃嘉峪关调到唐山地区，其随军家属一并落户在当地。一些初中毕业的子女，随之在迁安插队了。在唐庄大队接收的八九个青年当中，一个叫宋小玲的女孩，分到了唐庄一队。据说这是一个团级干部的女儿，高高的个子，两条翘起的短辫。一身合体的黄军装，看上去既干练又清纯。
宋小玲自小有一身舞蹈范儿，跳起舞来轻盈活泼。举手投足柔美细腻，一进宣传队，很快就取代了唐华，成为舞蹈的台柱子。宋小玲从甘肃带来的一些舞蹈节目，更为唐庄宣传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此，唐桂本大哥和我都兴奋不已。
立春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宋小玲，每当排练的时候，这个从来在女人面前一脸严肃的宣传队长，也会安静下来。坐在唐桂本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终于，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在生产队饲养员的土炕上，立春向我谈出了一个任何人听了都会为之大骇的秘密。
“大叔，我……”立春一反以往有话直说的性格，我奇怪地看着他。
“我和宋小玲谈恋爱了。”
像是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你说啥？”
“真的，这件事就你知道，你说，能成吗？”立春像孩子一样望着我。
我沉默了。
许久，我清醒过来了：“宋小玲同意了？”我问。
“是她追的我。”立春不好意思地说。
“她家里同意吗？”我问。
“她没敢告诉家里。”立春局促地说。
“那烟台吴庄你媳妇呢？”我问。
在冀东乡下，只要男方下了“四色礼”，女方就已归男方了。
“……”立春沉默了。
“你爹呢？”
立春摇了摇头。
“你们谈多久了？”我问。
“半个月了。”立春谨慎地说。
“立春，不管咋的，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我开始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考虑周到，不到一切水到渠成之时，万不可一时冲动，大胆造次。”
“你千万别多想。”立春低着头：“我们只是常在一块儿谈谈宣传队的事，谈谈嘉峪关，别的事情，绝没有做。”
“你觉得很幸福的，是吗？”我望着立春。
立春的脸红得像喝醉了酒。
秘密，在我和立春之间一直坚守着，这期间，我发现宋小玲的脸上也多了些红润，田间地头，经常能听到她的歌声。我心里很清楚，宋小玲也觉得很幸福。
大半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期间，在立春的强烈反对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唐桂林家再也没到烟台吴庄接过媳妇，村子里开始有人说三道四了。
入秋后，唐桂林的肝病日渐沉重了，在县医院拒绝为他继续治疗的情况下，乡亲们将弥留之际的唐桂林抬回家。一盏灯将熄了。望着这躺在炕上一生刚毅洒脱的冀东汉子，我从心里感到难过。
回家的当天晚上，唐桂林把唐桂岩叫到炕前，“往后队上的事情，就要靠你了。”腹水让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大口喘着粗气：“还是要抓副业，还是要让老百姓见到钱，只要一心替庄稼人着想，天塌下来，砸死也值个儿。”说完，他又直直地望着我：“立春平日最听你的话，记住，立春和宋小玲的事成不了，你们谁都瞒着我，可我什么都知道。”
在家族长辈的共同商议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唐桂岩骑着自行车，赶到坎下烟台吴庄了。
亲家知道唐桂林快不行了。
“早就听说了，可人家立春在庄里和那个团长闺女搞上了。咱就是知道亲家病了，也没法儿登门呀。”亲家母抱怨着说。
唐桂岩立刻哀求道：“亲家母千万别听庄里老娘们儿瞎嚼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事。立春原本想亲自登门接侄儿媳妇，可我大哥就差一口气了，他实在离不开呀。”
媳妇跟我们进门前，乡亲们就把唐桂林扶着靠在了被垛上。媳妇进门后只一声：“爹。”唐桂林就溘然长逝了。
八个月之后，宋小玲选调离开了唐庄。一年之后，立春和媳妇结婚了。
二〇〇一年我回唐庄时，立春已儿孙满堂了。但吃饭的时候，按当地的乡俗，即便做了奶奶的媳妇，依然上不了桌。
“吃啊，大叔，筷子别闲着。”立春媳妇屋里屋外地忙碌着。
望着老妻的背影，立春万分感慨地说：“我这个老伴呀，一辈子净跟着我受累了。”
唐桂林去世后，唐桂岩当上了副队长。在他的坚持下，唐庄一队准备立刻买马添车，到唐山搞副业去。完场后不久，唐桂岩便与曾做过牲口贩子的唐明顺，赶了一辈子大车的唐桂金到口外买牲口去了。
在冀东乡下，唯骡子和马，才被称作大牲口。在唐庄，自打公社化后，原本各队都有的大牲口，逐渐都病老吃肉了。从困难时期起，全庄十个生产队就没有一头大牲口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从唐山钢铁厂开始允许农村大车参与厂内石灰石矿运输以来。邻村已有许多有大牲口的生产队，都派车去唐山拉脚搞运输了。要知道，这可是一把一利索的现金交易啊。
买牲口的人走了许多天了，唐庄一队的社员们都忧心忡忡的。临走前，唐明顺说平泉的牲口市大，价钱也便宜。但几天后他们打来电话，说平泉的牲口市让官家给封了。电话说他们往北去了，说不少人都去围场买牲口了。可围场在哪里呢？我找来地图找了半天，找到了靠近内蒙古的那个圆点。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寒潮，将响杨树上最后的几片枯叶吹落了，放眼朝北望去，燕山深处的主峰都山上已白雪皑皑。
唐明顺家的大婶和唐桂金家的二嫂沉不住气了，纷纷跑到队长唐贵家打听男人的下落，大家的心里都万分牵挂着三个离家远行的亲人。
十多天过去了。一天，唐贵的大闺女从大队跑来了：“爹，唐桂岩来电话了。”
唐贵急着跑出社管：“到哪儿了？他们。”
“到大崔庄了，明儿个后晌就到家了。”大闺女说。
唐贵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可回来了……”
第二天下午，全队的男女老少早早就聚在了生产队社管的院子里，唐明顺那八十多岁的老爹也让人搀扶着来了：“兔崽子，还不知买回个啥牲口。”
我心里激动不已，此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心早已与我的父老乡亲如此紧密地贴在了一起。
本来我以为，人们从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场面，会如此热烈地呈现在眼前。然而，生活却如此质朴，像门前那尊风化了的石狮子，沉默而肃然。
最先看见买马人的是孩子们：“来了！来了！”女人们拥出社管的院子，朝村北默默地望去。
三个风餐露宿千里远行的买马人回来了，骑在马上的唐明顺，老远就跳下马来，人群中没有任何语言。三个蓬头垢面，风尘仆仆的爷们儿，牵着牲口迎着乡亲们无声地走来，两眼熬成血红的唐桂岩，把那匹草黄色的疲惫的公马，径直牵到一直蹲在院子当中的唐贵的面前：“你看中不？”
唐贵站起来了，作舟大伯站起来了，唐兴汉大伯站起来了。唐明顺的父亲步履蹒跚地接过缰绳，他溜了一圈，“不赖，喂点儿草料看看牙口。”
唐明顺赶紧解释：“下牙有点儿牙漏，我看过了，能治好。咱带的钱忒少，能买到这样的马，着实不易了。”
“中！”唐贵转过身去：“唐桂金，这马交给你了，歇两天，上唐山拉脚去！”
一九七二年三月下旬，在唐庄一队全队社员的合力帮衬下。在村中央沙沟南沿儿，我们盖起了三间平房。从此结束了六年多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了自己家不大但可以种菜的院子，有了可以喂猪的猪圈，有了自己遮风挡雨的家。
搬家那一天，父亲曾平静地对我说：“就把这里当成起点吧，一切从头开始，再用几代人的努力，争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我顿时感到无比悲凉。
春节过后不久，唐宛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宁宁回家探亲了。这些年来，唐宛从身体到精神都遭遇了巨大的磨难，望着过早就做了母亲的爱女，父亲和母亲喜在脸上却疼在心里。唐宛很少谈及自己经历的苦难，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这个当年曾被作曲家李劫夫称作“小白菜”的沈阳音乐附中合唱团的领唱小姑娘，已在荒漠中跋涉得太久了。
那天晚上，看着唐宛搂着儿子，在故乡温暖的火炕上沉入梦乡，父亲躲在西屋失声痛哭了。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是忙碌的，也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划出了小径，培成了菜畦，并先后栽下了黄瓜、角瓜、茄子、辣椒、芸豆，甚至种了很难出芽的冬瓜。为了弄好这菜园子，我从县新华书店买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种蔬菜》。我将书中上海地区的季节时令，换算成迁安地区的蔬菜栽培时间表，一时间我家的小院，成了众目睽睽的新大陆。
“你瞎胡闹呀，那西红柿栽得忒密了，接一棵薅一棵吧。”唐兴汉大伯撇着嘴不屑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