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山顶不过10分钟路程的山路上，李兴钢忽然感到一阵疲倦，这真是很奇怪。他看看自己：30多岁，身体健康，这次登山在他的旅行生涯中绝对不是第一次。他也不是个喜欢半途而废的人。
但眼下这股疲倦的感觉竟是如此强烈。为了去拜访这座山顶上的小教堂，他倒了几趟汽车和火车，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偏远的山区。从山脚开始算起，他已经不肯停歇地攀登了两个小时。仅仅是体能上的原因，使他如此疲倦吗？
那一刻，在即将攀登到山顶的那一刻，李兴钢忽然很想瘫倒在地，轻轻松松地、心无挂碍地坐上一会儿。
山头上除了白雪还是白雪，举目一片空茫，绿色植物销声匿迹。
真好，耳边除了风声，还是风声。
1.一种与飞翔无关的姿态
那一刻，当李兴钢在瑞士的一座山头上放松四肢的时候，他真正想放松的也许是一根已经绷了20多年的弦。
我们常说一句话，“朝着梦想飞翔”，但李兴钢不喜欢“飞翔”这个词，他觉得这两个字使他漂浮。飞翔是一种姿态，而生活本身比这种姿态朴素。他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姐弟三人，他是长子，家住农村，父亲去工厂上班，母亲则在家务农，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喂了很多鸡。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多么不宽裕，李兴钢回忆起童年时使用的形容词是“衣食无忧”。从他上小学、中学到大学，父母尽全力支持。大学新学期开始时，父亲总会无言地把550元生活费放在他面前。身为长子的李兴钢把父母的关爱放在心里，一次次告诉自己要奋勇前行。
他聪明，小学中学时各科学习成绩都很好，一直都是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业余时间爱好也不少，比如绘画和文学（小学时他居然写过一篇幼稚的小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爱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的美感、想象力等。
他的观察能力也很强。乐亭县属于唐山地区，高三时，学校举办了一次“地震知识竞赛”，有个问题是“河北地区的民居有什么特点？”不少参赛同学都傻了眼。李兴钢却答得很对路：“我们这儿的屋子里有很多框架、横梁，都是木头做的，柱子嵌进了墙里，支撑着房梁和屋架。”这一现象是他无意中观察得来的，它恰恰符合了他日后学习到的中国传统民居的一个原理——“墙倒屋不塌”。
选读建筑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偶然。1987年，李兴钢参加高考，考了全县第一名，填专业志愿时，他困惑了：上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好呢？他写信向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已经在天津大学读了一年）求教：“天津大学什么专业最好？”对方的答案是“建筑系”和“精仪系”。
就这样李兴钢选读了建筑系，他没有来得及设计自己的未来，未来的帷幕却已经拉开了。
李兴钢又抬头望了一眼山顶，他向往已久的由瑞士建筑大师彼得卒姆托设计的小教堂已经遥遥在望了。他就是冲它来的。
因为“在望”，他反而怅然若失，它安静地掩映在一群瑞士传统的民居里，看起来并非想象中那么石破天惊：难道它真的就是我期望中的目的地吗？
2.他决定不去预支生命中的10年
1991年大学毕业时，李兴钢又一次犯了难。
大学的四年学习使他如此迷恋建筑，把“做设计当做享受”的那种迷恋。他花上大量时间深入国内外丰富的建筑设计和文章中，深入到悠远深厚的中外建筑史中，感受一种心旷神怡；或者亲手从“无”到“有”设计出一个庭院、一幢房子……之所以享受，是因为每天都能在创造中感受自己的成长。系里会把每次课程设计中的优秀作品留图存档，李兴钢数次得到这种建筑系特有的奖励，每当此时，他都会非常享受那样的时刻。他甚至还和其他热爱建筑的同学组织了学生建筑沙龙，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请来名人演讲，那真是一段难忘的陶醉在兴趣之中的大学时光。
四年来，李兴钢在求学之路上跋涉。学建筑要有很多额外的花费，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向学校申请了贷学金，打算工作后靠自己的力量偿还。尽管缺钱，李兴钢却从来没有把“挣钱”看做头等大事，读书作设计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很少像其他很多建筑系学生那样帮老师干活挣点外快。对于金钱，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该来的时候它自然会来。“穷人”的日子也可以有滋有味，关键看能否“把钱花在刀刃上”。在他的印象中，上大学时几乎没有给女朋友送过花，偶尔会请她一起分享5毛钱一块的天津产的北冰洋冰糕，照样吃得挺开心。这个可爱的女孩儿后来成了他的太太。
大四下学期，李兴钢做出了自己的毕业设计。这件作品的语言是现代的，但又渗透了很多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里面有由街道串联起来的一进一进的庭院。他的毕业设计得到评委的青睐，并获得了95分的高分，学校当然还是按惯例将之作为优秀作业留图存档。临近毕业的他有些舍不得离开学校，希望通过读研将毕业设计中的思考和探讨继续下去。
但问题来了。由于对设计过于专注，参加研究生考试时，尽管李兴钢在专业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总分也过了线，却有两门其他方面的课程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标准，依照规定他将失去读研的资格。
德高望重的聂兰生教授觉得非常惋惜，希望留住这个人才。有一天，系主任把他叫过去，告诉他将被批准作为特招研究生，但条件是希望他毕业以后能较长时间留校。
毕业留校？李兴钢有心理准备，但当他知道留校的时间可能长达七年时，忍不住吃了一惊。留校七年，加上研究生三年，一共是10年！将生命中整整10年时间预支出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只有歉然谢绝。
今天，李兴钢回过头去看，很难判断当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某种遗憾，但至少意味着他从此要尝试人生的另一条道路。其实人生中的看似偶然就是必然。大三暑假李兴钢曾经经聂兰生先生推荐，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实习，表现相当出色，设计院一直很希望他能来工作。于是，李兴钢选择了去北京，从一个建筑系的高才生开启一个建筑设计师的事业生涯。
雪地上有些冷，李兴钢想站起来，但腿有点儿酸麻。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来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说是旅行，其实是去各地探寻好房子。地球上有很多建筑令人惊叹，摄影师可以从各个角度拍摄它们的外形，但要想真正触摸到它们的“灵魂”，必须亲身去体验，走进这个建筑物里，感受它光线的明暗，空间的开阖，判断它的“声音”是明朗还是幽暗，它的“呼吸”是均匀还是急促，它的气氛是舒缓轻盈还是厚重深沉……
每一次跋涉，他都看做是增长知识、更新观念的旅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旅”，绝不能等同于参观团去游山玩水，他回避了选择导游的捷径，而是完全依靠资料上寥寥几笔的说明和地图，亲身去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城市边缘寻找。这种过程不可省略，因为寻找就是在体验城市本身，这对一个建筑师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经历。
3.用中国人的眼光给出判断
在年轻的李兴钢的心目中，10年光阴何其漫长，但2003年1月，当他坐在从中国飞往瑞士的航班上沉思时，才蓦然发现时间的流逝原来是这样的迅疾，一张图纸接一张图纸，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在转换中他迅速地成长，能力不断提高，担当的责任越来越重大，现在他已是有着50多年历史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建筑师。
这次飞往瑞士是要去完成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任务。2002年12月，来自瑞士的两位著名建筑大师赫尔佐格、德梅隆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发出了邀请，希望寻求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并在专业上有国际视野的合作者，共同完成国家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的竞赛设计工作。
设计院的领导者推荐了李兴钢。就在2002年，李兴钢的作品——位于北京的兴涛展示接待中心参加了英国“世界建筑奖”的角逐，这一奖项倍受瞩目，包括库哈斯、安藤忠雄、福斯特、罗杰斯、KPF、阪茂等大牌建筑师都获得提名。虽然李兴钢的作品最终没能获奖，但设计院认为，能够从国内外几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44个提名奖行列，已充分证明他的实力。
2002年7月，他也曾经坐在飞机上从北京赶往柏林，参加“世界建筑奖”的颁奖活动。那时候的心情相当平静，因为参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了在自己的设计获得从院内优秀设计一等奖、北京市一等奖、直到国家级银质奖的这些国内奖项之后，再把自己放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上，看看世界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2003年1月，接到国家体育场中瑞设计联合体中方主持人任命的他坐在飞机上却有些心潮起伏，甚至兴奋不已。两位瑞士建筑大师是2001年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茨克奖的获得者，在世界建筑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这将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他建筑师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经历。
抵达了两位大师的家乡瑞士巴塞尔之后，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全日制工作当中。语言差异不构成多大的障碍，因为设计师的语言就是图纸，况且他还有不错的英语功底。两位大师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希望为中国人奉献一个具有世界水准又能蕴含中国文化的体育场，希望这个体育场能得到广大中国人的喜爱。他们在工作室里挂满了关于中国的艺术品、风景、园林和建筑的图片，以激发整个团队的创作灵感。
李兴钢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前期的构思讨论中，他与设计团队一起聆听大师们的思想，并贡献自己的想法。每一次讨论中，大师们都不会忘记停下来问问他：“兴钢，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李兴钢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既站在一个中国建筑师、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立场上，说出个人的看法，同时，又根据自己在祖国多年生活学习、和同胞打交道的经验，努力想象中国的大众、中国的官员会怎样看待这份作品，想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中国文化里是否有这样的容纳性。
在“鸟巢”成型之前，大师们带领这个团队构思了很多种方案，这些方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逐渐蜕变，光是做好的工作模型就有20多个。
开始时，大家并没有在头脑中定下框架：噢，我要设计的这个体育场，它的外型就应该是鸟巢形状的。而是由内而外、逐步形成现在的方案：看台应该是连续均匀完美的碗状，让场内的观众和运动员共同激发起热烈的比赛气氛，让人群构成建筑；然后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外罩”，同时作为立面和挑篷把观众集散大厅和看台围罩起来；最后还要把一组组斜向的楼梯与外罩结构联系为一体……他们一步步向心中的理想靠近。当设计团队第N次捧出设计图纸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到眼前一亮：线条交织成网状向外辐射，就像鸟儿衔来树枝搭建成温馨的巢。虽然尚是一些简略的设计图纸，但对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人来说，却仿佛已感受到这个建筑空间里热烈的气氛和精神，感受到这个建筑不同凡响的独特魅力。
定案之后，李兴钢立即开始了他第二项工作：负责一部分具体的深化设计工作。他负责的部分是体育场功能最复杂的一部分，即底座部分。这一部分工作，他必须通过网络、越洋电话、传真机，领导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方面工作小组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瑞士与中国大陆的时差有7个小时，这7个小时被李兴钢和他的中国同事巧妙地利用了。每天早上瑞士时间九点，李兴钢先与瑞士同事讨论，再通过电话与北京同事沟通，然后开始在瑞士这边绘制草图，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用传真把草图传到北京，此刻正是中国大陆时间凌晨四点左右。当北京的同事们清晨上班，李兴钢的草图已经映入他们的眼帘。他们在这边马不停蹄地将草图绘制成电子格式再越过迢迢网络传回西半球时，瑞士那边又一个明媚的早晨也正好开启。
这样“夜以继日”的密切配合，使得工作效率非常之高，以至于瑞士这边其他的同事有些奇怪：为什么你的伙伴们离你那么远，你们的进度比我们这些在一起的还要快得多？
与此同时，李兴钢还要进行他的第三项工作，即中国方面结构、设备、经济等专业工程师与英国奥雅纳工程公司及瑞士建筑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以确认一些与方案落实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在瑞士工作期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大家和赫尔佐格先生讨论起方案中的一个细节，李兴钢想起了中国折扇的样子是一种典型的可以缓缓展开的放射形状，是否可以在体育场开启式屋顶的设计中能借鉴这一形状，来解决开启轨道和圆形体育场屋顶的相互谐调问题。赫尔佐格一边听一边随手画了一幅草图，李兴钢兴冲冲地把草图拿过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上面又进行了勾画，他丝毫没意识到四周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在瑞士的工作即将结束之时，大家举行了一个庆祝晚餐，并为李兴钢饯行。会上瑞士的同事聊起对李兴钢的“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情”，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赫尔佐格先生在世界建筑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以至于他的每一幅作品包括草图在内都要被收藏起来，留待将来专门结集发表。工作室的同事向来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的草图，可那一天李兴钢的“大胆”让大家都愣住了。李兴钢这才隐隐约约地记起当时赫尔佐格大师好像也愣了一下，但随即就不在乎地继续在草图上勾画，与大家讨论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