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改革家。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师从蔡元培。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杜威。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26年在北大担任总务长，期间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45至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8年出任国民党农复会主任，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继续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并提倡节育运动。1956年负责兴建石门水库，历时8年竣工。1964年病逝于台北。蒋梦麟是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的教育家。他也被台湾民众誉为“台湾现代农业之父”。
主要著作：《西潮》《新潮》（未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未完成）《孟邻文存》、《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等。
关键词：忧国、教育、治校、困境、事功、坚执、不争、醇厚、矜悯、求学、思潮、逸事、婚恋、辞世、品论
忧国
少时，蒋梦麟作短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其日文老师中川毫不留情地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句话如同利剑般刺进蒋梦麟的心里。是晚，他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蒋梦麟准备与友人冯子夷、陈伯平到安庆参加徐锡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上海鼎丰钱庄任经理的堂兄得知后，将蒋梦麟大骂一通，给了他400大洋，让他去日本参加展览会。在之后的安庆起义中，徐锡麟、冯子夷、陈伯平皆被捕，后被清廷杀害，而去了日本的蒋梦麟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在日本，蒋梦麟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9年，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到旧金山的革命党人机关报《大同日报》任主笔。此后，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与刘成禺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两人轮流隔日撰写，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辛亥革命后，刘回国，便由蒋梦麟独自承担起每日社论的重任。
1932年1月28日下午，准备从上海乘火车返回北平的蒋梦麟，因淞沪会战，火车停驶，而滞留上海。是夜，蒋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听到一阵轧轧的机枪声。他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隆隆的大炮声，啪啪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蒋再度爬上屋顶，只见被日本轮番轰炸的商务印书馆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能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日本人将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日本的第五纵队经常伪装成学者到北大拜访，一些日本学者也不时前来，希望能争取北大的“友谊”。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毅然说道：“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梦麟正在杭州。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蒋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听见城外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蒋梦麟：“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蒋回答：“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这才知道日军来袭。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难民像潮水一样从上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蒋梦麟回忆：“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书，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蒋梦麟写的这本书，就是他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用英文写就的《西潮》。
50年代，蒋梦麟参加完加州大学一个教授的酒会之后，对沈刚伯说：“我往日在此读书的时候，美国人一见中国人，便问：whereisyourlaundry？（你的洗衣店在哪里）现在改为whereisyourlaboratory？（你的实验室在哪里）话是变了一个字，而在问者的心目中把中国人看做赚美金的苦力，还不是一样？更可叹的，是从前的中国学生听说洗衣店，便感愤地思雪此耻；今日留美学人一提及实验室，却大都沾沾自喜！楚才晋用，久而忘返，从今一旦归国，也将无法适宜环境，发抒他们的长才！像这样的人才外溢，我们将来回到大陆，怎么办呢？”他曾好几次说：“时时想回大陆，而又天天怕回大陆！”沈刚伯不知此为何意，后来听了蒋梦麟这番话，方才明白。
蒋梦麟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教育
蒋梦麟在日本一个月，对日本印象非常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他认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成为日后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的原因之一。
到美国留学，蒋梦麟怀抱着改良农业以救国人的志向，进入加州大学农学系就读。一天清早，蒋正准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跳雀跃的小孩子去上学。他忽然想：“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材呢？”于是，他也不去农场了，一直跑上伯克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他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他提供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后蒋梦麟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留学归国后，蒋梦麟与几位朋友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蒋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销售量达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少年时曾参加学潮，但日后却并不主张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蒋梦麟告诫学生：“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以负各种重大责任。”
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罗家伦写文章《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高谈社会丑陋，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寻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蒋梦麟随即在报刊上着文严词反驳，强调社会本来就不能自己改良，必须要个人去改良它。而自杀是示其弱，不道德，不是为奋斗，是“一个大罪恶”。他疾呼，生命只有一个，要常保乐观才好，要求青年在面对社会险恶的环境时，不能选择自杀逃避，应该积极地“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蒋梦麟自幼痛恨旧式教育，但后来他却对旧式教育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如果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蒋梦麟出任南京教育部长。当时，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蒋梦麟出于高等教育的素质问题的考虑，严格限制私立大学的存在，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
蒋梦麟还颁布教育部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规定学校一律用国语进行授课；禁止小学用文言文课本；小学须教授英语或其他外语；被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必须通过派遣国的外语考试；对教会学校进行严密查察，不符合条件即取缔；大学不再招收预科学生，有需要则设立附属高级中学；大学各附属高中毕业生不得无实验直接升入各本大学肄业。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建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蔡元培任董事长，蒋梦麟任副董事长）通过决议，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30年，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因学生闹学潮，直接写信给******，提出辞职，且不等教育部批准即离开南京。蒋梦麟极为恼火，接受记者采访时，处处维护中央大学学生，对******颇有微词，称他这个教育部长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张乃燕辞职的消息，并说中央大学位居所有国立大学的首位，校长的去留关系重大，“绝非一二人所能决定”。
因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辞职，及取缔私立劳动大学之事，蒋梦麟得罪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被迫辞职。蒋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质问中央、劳动两校之事，并为两校讼冤。在吴看来，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吴一指蒋梦麟，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蒋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蒋即辞职。刘半农听闻此事，赠蒋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治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宣布辞职，当时社会各界发起挽蔡运动，蔡终继续留任，但因时患胃病，便让自己昔日的学生、同乡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主持校务。蒋梦麟能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除汤尔和竭力推荐外，还有如下原因：一、蔡、蒋私人关系密切，蒋为蔡的学生和同乡；二、蒋梦麟时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颇为欣赏。
蒋梦麟到北大后，行事极为低调，他首先向教育部和北大教授们说明，自己只是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是代蔡元培捺捺印子的。蒋的这种低姿态使得北大各方面的力量都颇为满意。法政大学教务长邵裴子称赞蒋梦麟“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其发挥力诚足使人起敬也”。
到北大二十日后，蒋梦麟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
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环境内，他曾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在北京西山为北大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他还跟清室商量，希望清室能把圆明园送给北大。他对张东荪说：“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