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闻一多的妻子高真正好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探亲，将其他三个小儿女留在家中。时局动荡，闻工作之余还要照顾孩子们，实在分身乏术。他在信中对妻子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只盼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好叫我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曾经跟闻一多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马学良甚为奇怪，后来才知道，等到脚皮攒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闻一多就把它们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父亲所受的苦。
在次子闻立雕眼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说他是慈父，因为他对我们五个子女都非常关心。大哥学习特别好，从高二跳级直接念了大学，父亲就把一支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派克钢笔给他作为奖励。而我比较贪玩，不爱学习。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撒谎说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并说：’你不相信去问老师嘛！‘那时我家在小西门武成路福寿巷，而学校在凤翥街，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专门跑去问老师，故意说了那句话。不曾想父亲一下子就生气了，脱下脚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边跑边喊，父亲只穿了一只鞋，边追边打，母亲听到我的喊声赶快出来劝阻了父亲。”闻立雕说，父亲并不爱打孩子，他只见父亲打过两次孩子。父亲要求子女做人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谎。因为自己撒谎，父亲才发了火，动手打了他。
有实业家郭某曾主动提出吸收闻一多入股，不用出资，只要挂名就可以。但闻不愿为官，亦不愿从商，婉言谢绝。郭又提出负担闻一多长子立鹤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闻很是感激，流下泪来，但他不愿推卸做父亲的责任。最后，闻决定挂牌治印，以此补贴家用。
莫逆
闻一多比梁实秋早三年进入清华读书，但闻一多一年级时因为英语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又因参加学潮留级一年，最后只比梁实秋早一年毕业。1920年，梁实秋与同学发起“小说研究社”，闻一多也加入该社。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熟识并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梁实秋与闻一多对新诗的态度一致。他们认为，诗要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则表示批判。二人分别写下《〈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由梁实秋的父亲赞助100元，合并出版，名为《〈冬夜〉、〈草儿〉评论》。
闻一多欣赏梁实秋，他将梁比作现代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他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
闻一多出国留学时，梁实秋对留学并不是很热衷，一来当时他已经与程季淑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有些恐惧。闻未出国留学时，曾与梁探讨，他们如果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到美国后，闻一多致信梁实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梁出国开开眼界。
一年后，梁实秋也来到美国。他刚到科罗拉多大学，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一多发去一封信，附上了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并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逗逗闻，因为他知道闻在芝加哥过得并不痛快。不料几日后，闻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梁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中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讨论文学，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1923年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中国同学会会员（前排右二为梁实秋，后排右二为闻一多）
此后，二人为了省钱，搬到学校宿舍居住。刚开始，他们只敢用酒精炉煮咖啡或茶喝，吃饭则用面包充饥。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开始用酒精炉炒鸡蛋、白菜、木须肉吃。闻一多初次试验成功，竟拍案大叫：“在异国得每日食此，真南面王不易也！”但有时也会出小状况。一次，闻不小心把酒精炉打翻，烧了头发眉毛烫了手，还差点烧着了窗帘。又一次，他们煮饺子吃，被人发现，于是管理员前来干涉。但当他们请管理员吃了一个后，管理员直说好吃，从此便准许他们煮东西吃，但动静不可太大。
闻一多参加纽约画展时，因为还少一张风景画，便准备上山写生。刚学会开车才三天的梁实秋租了一辆车，自告奋勇开车送他。二人开着车向曼尼图公园驶去，越走越高，结果走错了路，走进了一条死路，尽头是绝崖。梁只能向后退，路的两边是幽深的山涧，梁倒车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一不留神，车出了辙，斜叉着往山涧里溜了下去。二人只听得耳边风呼呼地响，车已经失去控制，闻一多吓得大叫。幸好车被两棵松树夹住了，才停止下滑。他们赶紧爬上山，找了个西班牙人帮忙，才把车拉上了大路。但经此折腾后，梁实秋再不敢放胆开车，闻一多画画的兴致也没有了，二人无精打采地打道回府。
闻一多对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Velasquez）的作品颇感兴趣，故也学其风格，画的人物差不多全是面如削瓜狰狞可怖。一次，他给梁实秋画过一张半身像，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嘴角撇得像瓢似的，头发是葱绿色，像公鸡尾巴似的竖立着，而背景则是红色的，看起来很吓人。画好后，闻一多极为满意，但梁实秋带回国后，梁家的孩子们看着害怕，居然扔掉了。
在科罗拉多大学时，一个美国学生在周报上发表诗作，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虽然此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味，但梁、闻二人还是觉得气愤，梁写了《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写了《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同时发表在校刊上。结果二人大出风头，一时成为校园中的新闻人物。
1924年，二人离开科罗拉多大学，梁实秋准备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则到纽约继续学习绘画。临别时，闻将自己心爱的《霍斯曼诗集》和《叶芝诗集》送给梁，梁回赠一具北京老杨天利精制的珐琅香炉和一大包檀香。因为闻最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常吟陆游的“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
1930年夏，闻一多与梁实秋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青岛山路多，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应声而出。二人着长袍，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萧散，旁若无人。
梁实秋对山青水秀的青岛极为喜爱，但闻一多却常叹息青岛“没有文化”。二人结伴游崂山，闻叹道：“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梁指着山岩反驳道：“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
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好饮，在校中常与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梁实秋回忆，他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我们曾自谓’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一多笑呵呵地说：’不要忘记，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与北方各校学生一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事件发生后，闻一多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遭到了学生的抗议，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也受到学生的攻击，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他对国民党很是失望，从此在参议会上一言不发。他一直将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
跋涉
南京失守后，临大西迁昆明，分三批前往。800人从长沙搭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香港，由香港转到越南海防，再由海防从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耗时大约十到十四天，大部分的教授选择此种路线。朱自清、冯友兰、金岳霖等十几位教师则乘汽车从长沙经桂林、南宁，入河内，沿滇越路至昆明。另有约250名男生和教授五人（闻一多、曾昭抡、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组织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多山的贵州到达昆明，全程3300多里。
旅行团辅导团由11名教师组成。此为其中10名教师的合影。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缺王钟山）。
学生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一名师长率领，编成若干队，教员担任辅导员，携带医生护士各一人，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图书若干箱，伙夫十余人。张治中赠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赠猪两只。队伍于1938年2月19日启程，整个旅行团采用军事化管理，学生穿军服，背雨伞。
临大学生行军伊始
闻一多随大队伍步行，一来是为省钱，二是想借机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刘兆吉回忆，当时刚满四十的闻一多“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人劝闻乘车，闻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旅行团最初日行五十里，以后每星期增加十里，最后达到约日行八十里。每天六点起床，一日仅早晚两餐，正午前后可打尖一次，吃些干粮，稍作休息。路上很少能遇上旅馆，闻一多大部分时间是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黄子坚回忆，睡觉睡在牛棚里时，牛还舔他们的脖子。
队伍行进到沅陵，下起了大雪。正在沅陵的沈从文设宴招待，并安排他们在其兄新盖的瓦房里住宿。沈请闻一多等人吃的是狗肉，闻高兴极了，直呼“好吃，好吃！”
一路上，旅行团高高兴兴唱着歌前进，行进时唱，晚上也唱。他们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也唱聂耳的歌曲。
旅行团一路走过的地方，不少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闻一多特别喜欢听沿途农民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听说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拉夫，不抓壮丁，秋毫无犯，开仓济贫等，对红军好感渐增。
旅行团到达安顺，安顺中学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到来的消息，成群结队地前来一睹闻一多真容。清华学生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读过闻先生的《红烛》、《死水》一类新诗吗？没有读过找来读读。”中学生们走后，闻一多严肃地对刘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
抗战后南下途中的闻一多与李继侗旅行团渡过盘江，原计划在当地的哈马庄宿营。但此地为山顶，水米无着，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多行十八里到达安南县。由于临时改变计划，所以无法先行通知当地安排食宿。饥寒疲惫的学生因为食宿没有得到解决，又听说县长要请旅行团的教授们吃饭，便跑到县政府大堂，与负责人黄子坚大吵起来。闻一多看到学生们如同饥民一样要“暴动”，开口安抚，平息他们的怒火，又与曾昭抡、李继侗陪着学生们挤在县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
从长沙出发时，杨振声开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闻一多到昆明见到杨后，诙谐地说：“假使我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闻一多拿起了画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到达昆明后，闻写信给妻子说，一路走来，他的身体健壮了很多，红光满面，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