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著作、译作甚丰，有关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1895年）、《救亡决论》（1895年）、《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1898年）、《道学外传》（1898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1902年）、《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1906年）、《蒙养镜序》（1909年）等。有关教育方面的主要译述有：《中国教育议》（1914年）。
《救亡决论》最初分三篇于1895年5月1日至6月18日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直报》上。为了推行其在《原强》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严复在《救亡决论》中集中抨击了八股取士制度，主张“大讲西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重视实证的科学方法。
自隋朝以来，科举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教育的中心，以至于后来的学校也沦为科举的附庸。特别是到了晚清，八股取士更加走入腐朽，形成了一套完全拘泥于破题、承题、起讲等固定程式的僵化公式。出题只能本于儒家经典，答题只能“代圣贤立言”。只要能精通八股，楷法圆美，尽管文章空话连篇，依然可以高中。这种空疏无用，摧残人才的取士制度越来越引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改革科举，废除八股逐渐变成了时代的呼声。于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政界和教育界开始出现了“科举”与“学校”之争。到了1895年以后，这一争论伴随着“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而日显激烈。严复的《救亡决论》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篇维新派的重要战斗檄文。
《救亡决论》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废八股”的教育主张：“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接着，《救亡决论》详细地指陈了八股取士的三大危害。
“其一害曰：锢智慧。”《救亡决论》指出，人之“计虑智识”的开启，只能遵循“由粗以入精，由显以入奥，层累阶级”，循序渐进的规律，如此方可使人“机虑通达，审辨是非”。但是，八股之学却与此大相异趣，完全违背这种规律。按照八股之学的教学要求，垂髫幼童一入学，就要教他们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对于这些尚未知菽粟之分的学童来讲，如此躐等而教只能造成“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的教学效果。如此数年下来，学生只能学得一套八股写作的死板方法，生吞活剥，剽窃成章，一文既毕，终亦自问不知所云。但是，这种学生却可以凭其八股写作的“过硬”本领而考中秀才，“其荣可以夸乡里”；考中举人，“其效可以觊民社”，跻身于封建统治集团；至于高中进士，进入翰林，虽无经世致用之学，却傲慢自大，“我独成龙”。自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题，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以半部《论语》自足。如此八股，岂不锢人智慧？
“其二害曰：坏心术。”《救亡决论》指出，八股取士不仅扼杀人的智慧，而且还造就了一批寡廉鲜耻的无赖学人。科考之时，勾结考官（通关节）、请人代考（顶替）、同考人代做考卷（倩枪）、事先买通编号（联号）早已司空见惯，其弄虚作假已彰然可见。即使是所谓第试无弊者，其所作之八股文也是“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如此文章，终是剿说。这种人公开剽窃已经是耻心无存，而“苟缘是而侥幸，则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本来，贵于为士者和国家养士之目的者，在于使士能“矫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诡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慨”。但是，通过八股所取之士完全背离了上述方针，而只选拔出一些弄虚作假，心术不正的坏人。这种人一旦步入仕途，便只能“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只能为官只为私利，不为民生国计。而且这些人胡作非为，视国家法令为粪土，“刑在前而不慄，议在后而不惊”，严重败坏了国家法令的权威性，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救亡决论》进一步揭露道：“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
“其三害曰：滋游手。”《救亡决论》指出，八股取士培植了一批游手好闲之人。在西方诸国和日本，从士农工商四民到妇女走卒，没有不识字知书的，而且这些国家坚持四民并重。在四民中，农工商贾能够开天地自然之利，他们创造价值，除了自养之外还可养人，而独士只能由他人供养。“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所以，国家选士应该务精而忌广，广则使所选和待选之士无所事事，成为游手之民，其结果必然会“为乱为贫为弱”。而在中国，自孟子以来即形成了“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独尊士阶层的社会传统，文化也为士阶层所专属。而中国几千年来“正恩累举”，按期举行的“正科”选士和大典另设的“恩科”选士泛滥成灾，以致造成了“械朴丛生”、“群虱总总”的状况，大群科举及第而又毫无才能，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之辈成了附着在国家和人民身上的寄生虫。这样，必然会造成国乱、国贫、国弱，酿成祸国殃民的灾难。
《救亡决论》指出，上述八股三害有其一者，就足以使国家由衰弱而灭亡，更何况八股取士制度三害足具！所以，“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八股不除而只作些修修补补，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危亡。国之昌盛唯倚求才为学二者，二者之行又倚西方格致之学，不本格致而欲救亡兴国。必如“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所以，《救国决论》明确无疑地指出，救亡之道在“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接着，《救亡决论》进一步批评了汉学和宋学之空疏无用。指出，八股之害，固已显见，那么，那些不求闻达，厌恶八股的所谓“超俗之士”所专事的汉学和程朱理学又如何呢？《救亡决论》认为，依然是无用、无实。汉学只可用于人之怡情遣日，而没有事功之效；程朱理学空言通过修己治人以佐国家化民成俗，实则“所托愈高，去实滋远”。汉学“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而程朱理学又“高过于西学而无实”，二者“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所以，“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
进而，《救亡决论》又猛烈抨击了陆王心学，认为陆王心学师心自用，自视甚高，闭门造车，强物就我，空言虚词，未得实验，“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所以，心学其为祸也，“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而西学格致却重在实用，与汉学宋学截然两途。西学主张，“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西学抛弃了一切“成见”、“饰词”和“武断”，重在参验务实。而且，西学重视科学法则的研究，并用科学法则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所以，西学之格致决非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格致可与之同日而语。由此，《救亡决论》得出结论：欲救中国之亡，必在通知外国之事，“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致致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
《救亡决论》指出，有些人主张变革可先从“练军实”、“裕财赋”、“制船炮开矿产”、“讲通商务树畜”入手，孰不知，以上诸端究其根本，都在西学格致。以练兵为例：中国并非无兵，唯患在无将，“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而“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比如，行军之前必当应知地形，要知地形必靠绘图测量，因此，将帅应该懂得三角、几何和天文历算方面的知识。将帅要讲解布置防御工事诸事，因此必须懂得军事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不懂卫生知识，就不足以保官兵身体健康。不懂曲线力学原理，就不足以校正枪炮的准星。不懂热胀冷缩的原理，就不能正确地保管火绵火药。不懂得有关工程材料及负荷方面的科学，就不能营造行军桥梁。不懂光电气水，就不能设置水下木障和地雷。不懂敌国之语言，必不能胜任将帅之职。由此观之，真要练兵，必应以学习西学为始。师行西法的北洋水师之所以在甲午海战中大败而归，原因在于北洋水师实际上并没有师行西法，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可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所以，从救国之道来看，“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
《救亡决论》提醒时人，西洋诸国无论兵农工商、家国天下，一切唯赖于学，各国都“民不读书，罪其父母”，实行强迫教育，此已成浩浩荡荡之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渐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值此多事之秋，更知“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之昭昭无疑了。法当何变？依是前言所既述者：“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1895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科举”与“学校”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日趋白热化。严复的著名政论《救亡决论》的发表，正是这一斗争的直接表现。
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活动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猛烈抨击了统治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和盛行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甚而还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以国学为代表的腐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鼓吹西方格致之学之于中国教育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救亡决论》充分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勇气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它不仅对当时的教育界，而且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政界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进程。《救亡决论》的反对闭关自守，高倡西学救国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也应看到，《救亡决论》的本质在于鼓吹“西学教育救国论”。一方面，它过分夸大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忽视了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决定作用，有“教育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之嫌。另一方面，它过分夸大了西学的作用。作为严复最激进的作品之一，《救亡决论》的确也有“全盘西化”之嫌。当然，在当时顽固派、洋务派甚嚣尘上，瓦釜齐鸣的情况下，在当时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争斗日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救亡决论》的上述缺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教育救国论”和“教育万能论”以及“全盘西化”之嫌一直就是存在于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教育家们的教育著作中的通病。
另外，《救亡决论》所提倡的西学基本上指的是西方自然科学，而不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这反映了《救亡决论》在西学问题上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思想渊源上来看，严复的《救亡决论》明显地留有英国实证主义教育思想的印迹。从严复的整个思想来看，他受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英国实证主义思想正流行一时，严复此间所孜孜以学的也正是这些东西。他所倾力翻译的《原富》、《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都是著名的实证主义著作，《群学肄言》的作者斯宾塞更是19世纪后期名震英国的实证主义大师。严复在《政治讲义》等著作中引人注目地反复主张用归纳法来研究学术，而否认演绎法的科学价值，这一点也同斯宾塞的观点相一致。英国实证主义片面强调自然科学在指导人的行为和训练心智方面的作用，忽视乃至否认社会科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也是严复所主张的。从此看来，《救亡决论》片面鼓吹西方格致之学，忽视西方社会科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重要的思想根源的。《救亡决论》产生的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虽然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转轨”是不可能实现的）时期，而英国实证主义思想也正是适应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孕育产生的。从此看来，《救亡决论》片面鼓吹西方格致之学，忽视西方社会科学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重要的时代根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