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确阐述：“亿昔居英伦时，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各与国事，皆有同感。”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后，备受当局的赏识，“所学竟成大用”，成了日本的“良相”。尽管严复曾任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但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未尽其才。他与伊氏回国境遇相比，深感怀才不遇，“悬殊之甚”。严复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同时严复同情梁启超，指出梁启超“负经国之才，抱救国之志，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继虽登论坛高座，然曲高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因此，严复认为“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由上可见，严复深叹自己怀才不遇，未被清朝政府重用，政治仕途遭遇冷落。正确认识其中的原因，阐明严复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之旅，是深入研究严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大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事实上，严复与伊藤博文不同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就是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个人是时代的产儿，人才成长往往受到所处社会条件的制约。
19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经济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扩张，另一方面被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奋起救亡图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时，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样国势衰微，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图强自救。中国兴起洋务运动，日本则开展明治维新，但效果迥然不同。1868年，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从1867-1868年幕府被推翻，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制定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前后用了22年时间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即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此间，明治政府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废除封建领主制，剥夺旧统治阶级特权，实现形式上的平等，以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同时向西方学习，调整经济政策，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这显然是伊藤博文等人被提拔重用的一个客观社会条件，也是他们仕途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国势危如垒卵。有识之士莫不心焦如焚，极力探索救亡图存的真正出路。清政府顽固派却抱残守缺，反对维新变革。在兴办洋务事业的19世纪60-70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们，只知道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厉之术，限于器物文化改革。到了80年代，也看出了这种改革“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变，遂不可知”，不可能挽救清政府的危机，修正改革之法仍然是“修明前圣的制度”。他们所支持的废科举、易官制也仅仅停留在私下议论，不敢公开倡言，惟恐背离封建君主专制之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由于夜郎自大和传统陋见的限制，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的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虽还说不上是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已逐步变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比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得多。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经济也必然落后。甲午战争时，中国近代的工矿企业共只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银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落后密切相关，清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也是十分昏庸腐败的。由于清朝政府袭用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促使“天下无人才”。经过八股科举所选用的人员是不合时宜的，进入官场更是凤毛麟角。清政府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员，如左宗棠、刘坤一、丁日昌、盛宣怀等洋务官僚，皆非科举进仕，而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中兴名将”。虽然19世纪末年，欧风美雨已吹进古老的中国，但清政府仍坚持“中体西用”，极力保存封建专制统治。从这种目的出发，清政府选人用人，自有既定的取舍标准，任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唯唯诺诺的奴才，重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庇护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即洋务人才，也不能免于这种陈腐的陋习。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严复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
严复虽然学贯中西，目光敏锐，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在任人唯亲的清末社会，成为仕途难以逾越的障碍。
清朝政府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下，从总督到知县都由中央机关直接指派，官风腐败，机构臃肿，“捐纳”、“卖官鬻爵”、编织权钱交易“关系网”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倘若没有“政治靠山”，则难以平步青云地升官晋爵。
严复出生于福州，得风气之先。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面对外来文化经济浪潮的冲击，福州船政学堂又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祥地和首批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地。传统文化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兼收并蓄，为一代雄才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严复少年时期，便萌发了救国强民的抱负。1866年冬，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招生，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877年，严重又得以福州船政学堂优秀的毕业生和具有一定航海实践的能力，作为我国第一批赴英国留学生，进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掌握了近代海军科技知识，又致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著作，深入考察英法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并且一直得到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热情关怀。郭嵩焘十分赏识严复的卓越见识和杰出才华，认为严复是大可造就之才，因而给予厚爱，彼此经常亲切交谈。郭嵩焘赴英、法各地参观访问时，多次邀请严复随行，以增广严复的见识。这位驻英公使在向清政府汇报赴英国留学生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严复的“识解”是其他学生所“远不逮”的，如果让他“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而让他“交涉事务，可以胜利。”但是郭嵩焘的推荐，并没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因为他的洋务思想超前了，自己都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更谈不上对严复的仕途发展有决定性的帮助。严复回国时，同乡沈宝桢正处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显赫地位，严复受到沈宝桢的举荐，被任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可惜同年冬天沈宝桢就因病逝世，严复又失去了一个靠山，只好屈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的职务。
思想超前，政见不一，这是清末严复仕途不畅，未被李鸿章洋务派重用的主要原因。
严复从英国学成回归，满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矢志努力仿效西方文明，改造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旧中国。但是，掌握清朝政权的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维新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与严复强调的“以自由为主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相对立的。虽然1880年到1900年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云”，为发展天津水师学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在1894年才连捐带保取得“选用知府”的资格，后来又擢升为“选用道员”。仕途发展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上司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准备对他提拔重用。严复对李鸿章也保持一定距离，“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而且还经常议论洋务派。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苦恼心情：“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由于当时官场习气恶劣，不重人才，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严复目睹当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李鸿章洋务派任人唯亲、培植党羽、片面学习西方文化，感到非常悲愤忧虑。他经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意思是说用不了30年，中国就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此话被李鸿章闻知，“患其激烈，不之近也”。1893年中法战争发生，在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情况下，李鸿章却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了“简明条款”，激起国人愤怒上书，要求严惩李鸿章的妥协行为，李鸿章“疑忌”严复参与所为，严复亦“愤而自疏”。由于得不到上司的器重，政治仕途不畅，提调补缺无望，严复感叹：“四十不官拥枭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严复还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期“一举成名”。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留学生，从1885年至1894年，连续4次参加乡试，因无法适应清朝陈腐的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他终于抛弃通过科举实现救国图强的幻想。
严复饱学清高，个性倔强，不善阿谀奉承，对他在“仕途”跋涉中也不无负面的影响。
严复学识渊博，颇具才子意气，不仅言词尖刻，文笔犀利，而且“好为偏往独自之论”，阐发卓尔超群的高见。从学理上说，似无指责之处。严复认为这是“曲高和寡”、“闻者弗解”所导致的问题。因为他的许多远见卓识，未能适应维护清王朝旧制度的官僚政客的需要，也尚未形成社会共识，往往不时受到曲解和攻击，而甚感遗憾，以至他在晚年颇有感慨地坦言：“平生献玉常遭刖”。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郭嵩焘对严复的才华寄予厚望的同时，也看到严复年轻气盛的个性，曾告诫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也斥严复为“狂傲矜张”。为此郭嵩焘提醒他：“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这反映了严复的个性。1880年，随着洋务运动发展，李鸿章需要调充洋务人才，严复经同乡老友陈宝琛推荐（称赞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引起李鸿章的注意，调任为北洋学堂总教习。“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严复没有崇拜李鸿章，更没有赞成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尽管严复努力工作，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鸿章才将他从任职9年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晋升为会办（副校长），第二年晋升为总办（校长）。严复没有再对李鸿章趋奉，李鸿章对严复的“提拔”也仅此为止。严复才高志远、不落俗套，不善于阿谀奉承，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个人仕途发展。但严复并没有因为政治遭遇冷落仕进不畅而沉迷不起消声匿迹，恰恰相反，他终于抛弃个人仕进的幻想。在甲午战争后，更加奋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率先传播进化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唤醒国人保种自强、变法图存，追寻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成长和贡献，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关的。19世纪末，以译著《天演论》而名震宇内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与投身“明治维新”颇有作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是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彼此都有振兴祖国的宏图大愿。然而，由于他们所处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加上个人素质因素的影响，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遭遇，留下令人深省的历史反思。常言道：“政以才举，国以人兴”。人才对国家盛衰兴亡至关重要。1898年，严复在《国闻报》上著文指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拟上皇帝书》）。但是人才的成长和发掘，又往往受到所处社会制度的约束。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塑造人才，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会埋没人才。只有创造具备良好的人才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更好的发挥个人的作用，报效祖国，造福人类。因此，抓住历史发展机遇，重视培养和发挥人才的作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