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提出，要复兴创造社，就得自己办出版部，免得再受出版商的剥削。
在北京，郁达夫颓唐的日子居多。心爱的文艺之神无法拯救他。他甚至和朋友们订了一个规约，请他们见面时绝对不要讲关于文学上的话。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更请求他们不要提起，因为一提起，他的苦闷，便更要增加。
在那样恶浊的环境里，郁达夫的文学才华无法得到施展。他自己说： 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年中间，心里虽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④在这不多的几篇作品中，《薄奠》是突出的一篇。这篇小说以北京洋车夫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了下层劳动者的悲惨遭遇。
作品写“我”在某一个夜晚，雇一辆人力车回家，交谈中得知车夫与自己原来是街坊邻居。在以后的交往中，两人互相加深了了解，成为朋友。
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看上去却像已五十多了。贫穷、苦难的生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背脊弯曲，拉起车来“嘿嘿”地急喘，身体过早衰老了。他有一个低微的愿望，“想自家去买一辆旧车来拉，可以免掉那车行的租钱”。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但到头来，一家四口最起码的衣食也无法维持。最后，车夫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极大的遗憾，留下病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投水自尽。
小说结束时，知识分子的“我”请人为车夫朋友糊了一辆纸洋车，作为微薄的奠品，安慰车夫的亡灵。
全篇表现了作者对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
《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优秀的短篇小说。
1925年2月，郁达夫离开北京，来到华中重镇武汉，担任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
在武昌师大，郁达夫讲授“小说”、“戏剧”、“文学理论”三门课。与在北大教统计学相比，达夫此时的心情要愉快得多。教的是文学，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是他所熟悉的，因此教起来驾轻就熟，轻松得很。但他讲课很认真，每次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写成厚厚的备课笔记。后来，他根据这些讲义整理出版了三本文艺论著： 《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说》。
当时，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一心要把学校办好，他四处招揽人才，聘请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教授。但学校却有相当一部分势力排挤石瑛，破坏校长的权威。石瑛与达夫商定，决定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不料却遭到不少旧教职员的反对，石瑛只好作罢。
后来，竟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国文系一些守旧教师唆使一名学生，以“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的名义，上书湖北军政当局萧耀南，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左右校长。这件事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教职员明显分为两派。郁达夫是支持石瑛校长的，他也因此为对立面所忌恨。
达夫在《追怀洪雪帆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十几年前，我在武昌大学教书。当时有几个湖北的学棍，同几位在大学里教东莱博议、唐诗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结合在一道，日日在寻仇想法，想把当我们去后，重新争得的每月几万元学款，侵占去分肥私用。这几位先生的把持学校，压迫和贿买学生的卑鄙丑恶，简直同目下在我们近旁的一家学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学府叫做学店者，就因为当事诸公，实在是明目张胆，在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看的缘故。我看得气起来了，觉得同这一种禽兽在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把我的人性，也染成兽色。因而在一次开会的席上，先当面对它们——那些禽兽——加了一场训斥；然后又做了一篇通信，把它们的内幕揭了揭穿，至于我自己哩，自然是袱被渡江，顺流东下了。从北京到武汉，郁达夫未能摆脱险恶、卑污的社会的纠缠，他依然生活在恶浊的空气之中。
1925年4月，郁达夫回了一趟富阳。妻子孙荃与母亲关系严重不和，已无法生活在一起。达夫作了一番调解，没起什么作用。他只好决定把妻子带走。
4月中旬，达夫带着孙荃和龙儿来到北京。先住在西城阜成门内锦什坊街巡捕厅胡同的长兄郁曼陀家。因觉得哥哥家太狭小，半个月后，在什刹海的北岸，租了房子，搬过来单独居住。
已有两年多未与妻、儿好好相聚了，郁达夫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龙儿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儿子长这么大了，自己在他身上却未花什么心血。相反地，由于自己的穷，龙儿倒多吃了不少苦。每当想到这里，达夫心里都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儿子。尤其是使他难以忘怀的“洋服风波”。
1925年5月南下上海时，达夫顺道拐回了老家。到家的头两天，亲朋好友纷纷见面，其乐融融。
到第三天晚上，事情发生了。
达夫陪母亲在厅里喝酒吃饭，母子俩谈笑风生。长年在外漂泊，难得像今天这样承欢膝下，达夫心里很快活。他一杯接一杯，喝了不少酒。
喝着喝着，他突然想起包里有几张大哥家的照片，便回房取来给母亲看。母亲看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尤其是那张曼陀三岁儿子的照片，更让老太太喜欢。那小家伙头戴小礼帽，身穿漂亮的小洋服，顾盼有神，一副骄傲自负的样子。那副神情，逗得老太太哈哈大笑。
笑声把孙荃引了出来。她抱着龙儿过来看个究竟。一眼便看到这张照片。她对这漂亮可爱的小家伙赞不绝口，顺口对龙儿说了一句笑话：
“龙！你要不要这样的好洋服穿？”
龙儿听了，连声嚷道：“要！要！”
达夫看到才三岁的孩子便有如此虚荣心，便故意跟他开玩笑：“没有！”
龙儿本来与父亲就不熟，这时见他那么严肃地说话，以为是骂自己，就放声大哭起来。
三个大人用了种种手段，想骗他不哭，他却一直没有停下来。平时非常钟爱他的老太太，到了后来，生气了，冷视了他一眼说：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穿洋服要前世修来的呀，哪里恶诈就诈得到的呢？你要哭且向你的爸爸去哭，我是没有钱做洋服给你穿！”
说完，老太太就走开了。
达夫因为孩子脾气不好，早就觉得不耐烦。等到听了母亲的话，更是又羞又恼。他涨红了脸，伸出手去，狠命地朝龙儿的小脸，“啪啪”拍了两下。
龙儿粉白的小脸上立刻胀出了几个手指的红印来。他的哭声，骤然间像狂风暴雨一般。
孙荃满脸是泪，伏着身，把龙儿紧紧搂在怀里，声音发颤地安抚着：
“宝，心肝肉，乖宝……不哭吧……娘不好……噢，娘……娘不好……噢，总是娘说了一声不好……”
龙儿还在哭。孙荃把他抱上楼去，好半天，他睡着了，这才停止了哭声。
达夫上楼去睡的时候，孙荃含着眼泪，正呆坐在床沿上，守着儿子睡觉。
达夫脱下了夹衫，摸进床去，把龙儿抱在怀里。移灯过来，只见他的脸上红肿得比打的时候更厉害。
达夫很心疼，暗自骂自己下手这么重。他叫妻子拿香粉盒来，好在龙儿的伤痕上敷上些香粉。妻子没动，只默默地含着怨恨对他看了一眼。
达夫余怒未息，同时因心里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后悔，他放大喉咙对妻子喝了一声：
“你怎么不站起来拿！”
手里的龙儿被惊醒，又哭了起来。
孙荃有些慌了。她急促地闭了一闭眼睛，洒出两大颗泪滴，马上把香粉盒拿出来放在桌上，从丈夫身里把龙儿夺了过去，细声说：
“我抱着，你敷吧！”
话没说完，她又低了头“宝宝”、“心肝”地叫起来了。
达夫一边替龙儿擦泪敷粉，一边心里对他央告：
“宝！别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宝，别哭吧！总是爸爸不好，没能力挣钱做洋服给你穿。”
达夫的鼻子酸酸的，他想开口向妻子、儿子解释几句，喉咙不知怎的哽塞了。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闷极了。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但那一幕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安顿好家，达夫本应立刻返回武汉任教。现在他走不动了。夫妻两个，天天带着龙儿玩。闲时也常到北海的荷花深处，杨柳荫中，随意逛逛。
他租住的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
葡萄、枣子成熟的季节，满院子果实累累。半夜里，一阵风吹过，能听见果子从枝头掉到地上的声音。
白天，达夫便带了龙儿摘果子。龙儿站在树下，兜起大褂，仰着头看树上的父亲。达夫摘取一颗，丢入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持续三五分钟。
日日与妻儿相伴，这一年的暑假，达夫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郁达夫在武汉时，张资平也正在武昌师范大学，担任生物系教授。两位创造社元老一见面，便讨论如何恢复创造社。郁达夫提出，要复兴创造社，就得自己办出版部，免得再受出版商的剥削。张资平欣然同意。
不久，成仿吾正好来武汉。他哥哥客死广东，千里长途，奔丧回籍，他顺道便到了武汉。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他们自然谈到了创造社的事，商量了复兴计划。郁达夫知道成仿吾一家老的老，小的小，虽然他自己还未结婚，但全家十多个人的生活重担，全在他的肩上。不过，他还是鼓励成仿吾，把复兴创造社的担子挑起来。达夫自忖，与成仿吾相比，自己要自私不少。刚把家在北京安定下来，妻子和孩子要靠自己养活，加上由于时世的磨炼，自己的锐气已不如以前了。唯有成仿吾才能当此重任。
成仿吾默不作声，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干脆地说：“行，就这样。”
他们接着讨论具体的办法。决定创办《创造月刊》，把这作为复兴创造社的第一步。而要办刊物，得先把出版部建起来。这就牵涉到钱的问题。
谈到钱，最是件烦心的事。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大家都有沉重的经济包袱。衣食尚且只能勉强维持，哪有多少余钱办刊物？
忽然，达夫想出了办法。
“我们可以集资嘛。小股五十元，大股五百元，积少成多，很快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们再赶紧与沫若和周全平联系，请他们在上海也加强活动，两下里一凑，就容易多了。”
到底是学经济学的。成仿吾和张资平齐声赞叹，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1925年11月，武昌师范大学内部矛盾高度尖锐化之时，郁达夫不堪忍受攻击，愤而辞职。他乘上江轮，来到上海，与郭沫若会聚。
到了上海，达夫为筹办创造社出版部努力奔走。正在这时，他咳嗽咯血，肺病复发，只得于12月去杭州，进疗养院养病。手头的工作交给郭沫若等人干。
1925年，对郁达夫来说，是创作力最弱的一年。他回忆道： 1925年，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籍，结果终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地走了。自我从事于创作以来，像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我的创作力将永久地消失了。⑤这一年里，郁达夫的创作只有《寒宵》、《街灯》两篇小说和不多的几篇散文。数量既不多，质量也平平。这点成绩不能不使作家感到悲哀。
1926年2月，郁达夫病愈出院，回到上海。
此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创建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创造月刊》即将出版。自己恢复健康了，创造社也获得了新生，达夫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为《创造月刊》创刊号写了一篇《卷头语》。他庄严地指出： 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 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 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召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 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号出版。它标志着后期创造社活动的正式开始。
3月18日，郁达夫与郭沫若、王独清等人一起，乘海轮离开上海，奔赴广州去了。
其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党人在那里积极活动，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这一切，有力地鼓舞着热血男儿。
广东大学正好聘请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郭沫若欣然接受，并要求增聘郁达夫和王独清。很快地，郁达夫的聘书到了，他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
就在他们乘船南下这天，北京发生了惨案。段祺瑞政府为了镇压民主运动，举起屠刀，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事隔两天，广州也发生一场变故。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逐渐暴露出背叛革命的真面目。
中国革命进入了多事之秋。
船靠港了。时间是3月23日，一行人冒雨上岸。成仿吾前来迎接，他一见几位老朋友，便在码头上高兴地大喊大叫。成仿吾现在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但和老朋友在一起，显得非常活跃。他先领大家进旅馆住下，而后又陪着去广东大学。
当天，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纷纷找上门来。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广州聚会了。仿佛创造社的总部搬到了广州，一切活动正常开展。大家决定在广州成立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具体工作由郁达夫负责。因此，郁达夫除了编写讲义上课外，还要花不少时间在创造社的日常事务上。
在广州，一切刚刚安定下来，6月初，他接到孙荃从北京寄来的信。信里告诉他： 龙儿病重。他忧心如焚，匆匆踏上了归程。
到了上海，接连接了几份电报。达夫越发感到不妙，赶紧换船到天津。等到赶回家，发现门窗紧闭，门上贴着白纸条儿。他两眼发黑，在苍茫的暮色中，跌跌撞撞地赶到哥哥郁曼陀家。
他见到了妻子。她整个脱了人形，头发蓬乱，面容憔悴，目光呆滞，那副欲哭无泪的神情令人心碎。
当着众人的面，夫妻俩都努力克制着，将感情压住。待到草草地吃过晚饭，夫妻单独在一起，他们才紧抱着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哭得气都透不过来。
龙儿的病，据说是脑膜炎。从得病到绝命，只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次得病后，他非常乖顺，叫他吃药，就大口大口地吃，叫他用冰枕，就柔顺地躺上。他不时问母亲：“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
孙荃无法回答儿子的问题。有时，她幽幽地问：
“龙！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
“哪儿会死的哩？”龙儿的谈吐，绝不似一个五岁的小儿。
临死的前几天，在医院里，他连叫了几夜的爸爸。母亲问他：“叫爸爸干什么？”他又不响了。停了一会，又再叫起来。
到农历五月初三，龙儿进入了昏迷状态。医生替他抽骨髓，他只会直叫一声：“干嘛？”喉头的气管，咯咯咯地在抽咽，眼睛直往上吊，口里流出白沫，然而一口气总不肯断，好像有一些心愿还未了。
母亲看了难受极了，哭叫几声“龙！龙！”
后来，做母亲的看他实在苦得难过，就对他说：
“龙！你若是没有命的，就好好的去罢！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来？就是你爸爸回来，也不过是这样的替你医治罢了。龙！你有什么不了的心愿呢？龙！与其这样的抽咽受苦，你还不如快快地去罢！”
龙儿听了这一番话，眼泪不断涌出。小手无力地抓着母亲的手，舍不得放开。
孙荃擦拭着儿子的眼泪，却擦不去自己的泪。相依为命的儿子危在旦夕，丈夫却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自己一个女人家该如何是好？
五月初五，端午节。龙儿终于未能等到父亲回来，断气了。五天后，达夫才奔波到家。
听着妻子断断续续的哭诉，达夫心如刀绞，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唉，龙儿这孩子，是来填债的呀！自从他出生，就没少受苦。但他给父母带来了多少快乐！只要他笑脸一开，父母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回想起来，自己实在不该扔下他们娘俩儿，一个人在外面游荡。达夫一边想，一边难过，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达夫和孙荃一起，到妙光阁广谊园去给龙儿上坟。先到南纸铺里买了许多冥府的钞票，又到琉璃厂买了些有孔的纸钱，然后来到龙儿的坟前。小小的一个坟堆，矮矮的一方墓碑，里面竟是肥满可爱的龙儿！达夫肝肠寸断，热泪纵横，孙荃也在哭。哭了一阵，便烧化钞票纸钱。孙荃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
“龙！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买什么，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罢！”
夫妻俩在龙儿的坟上坐了一天。待到夕阳西沉、暮鸦归林的时候，他们才站起了身。但他们不忍心把龙儿孤零零扔在这样荒凉的地方。
临走的时候，做母亲的还哭叫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来欺你，你晚上来告诉娘吧！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呢？”
在郁曼陀家住了两三天，达夫执意搬回什刹海的住宅。他要寻访龙儿的遗迹。
推开院门，一眼就看到葡萄架和枣树。达夫忍不住唏嘘再三。他想起了去年和龙儿摘葡萄、枣子时的情形，依稀又听到了儿子清脆动听的笑声。
进了堂屋，见到一张被龙儿玩破的正月里的花灯。听说这张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他的，因为自己烧破了一个窟窿，他还哭了好几次。
上房地上，有几堆纸钱灰的痕迹，这显然是龙儿下殓时烧给他的。
唉，真是触目尽是伤心景。晚上躺在床上，最怕听的，就是那噗噗的坠枣声。
一个暑假，就这样在悲叹和幻梦中间消逝了。
广东大学一直催促他返校。创造社的朋友也劝他赶紧回去，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做。无奈之下，他匆匆安排好家事，起程南下了。
10月20日，郁达夫到达广州。
这时的广州，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在7月份，国民革命军十万雄师已出征北伐。大军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福建、浙江的孙传芳部出击。北伐军势如破竹，到“双十节”，已攻占武昌城。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被国民革命政府控制。而在广州，随着国民革命政府的北移，革命力量大大削弱，右翼势力和反革命力量迅速抬头。因不满社会日益腐败，广东大学出现了学潮。当局解散原来的学校行政组织，委派戴季陶、顾孟余、朱家骅、徐谦和丁维汾组成校务委员会，由戴季陶担任主任，并将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这样，右派势力便牢牢控制了学校。
郁达夫回到学校后，改任法科教授，并兼任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
离开广州不过四个月，广州和中山大学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6月份走的时候，广州是红旗的海洋，歌曲的海洋，标语的海洋，到处是革命的潮流。而现在，热情的、欢乐的情形不见了，街头巷尾残留的标语已褪尽了红色，变得苍白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倒行逆施，使郁达夫感到了革命的幻灭。失望之余，他对现实越来越不满，他寻找着时机要予以揭露。
郁达夫是一个爱憎好恶鲜明的人。一旦对广州深深失望，他就不愿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得吐不出气来的广州。”
11月12日的日记里又写道：“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正在这时候，成仿吾来找他，商量整顿创造社出版部。
原来，郁达夫和郭沫若离开上海去广州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长期无人负责，活动由周全平等人自行安排。出版部的“小伙计”们在上海私自翻印书籍，出版内部小刊物，他们所出的书和杂志的包装堆栈及校对等营业费用，都由创造社负担，而赚的钱则由几个人私分了。这样便造成了期刊停刊、账目不清等混乱现象。
在广州的创造社领导人成仿吾、张资平、王独清（郭沫若参加北伐去了）一致推选郁达夫担任总务理事，回上海整顿出版部，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
郁达夫同意了。11月29日，他向校长戴季陶正式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及出版部主任的职务。
辞职之后，郁达夫又在广州逗留了半个月。创造社同仁、同乡朋友、青年学生，轮番前来拜访。话别，游玩，合影，饯行，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12月7日，即农历十一月初三，正是达夫三十岁生日。成仿吾等人在粤东酒楼举行活动，庆贺达夫的三十岁生日。到场的有二十多人，十分热闹。席间，达夫吟诵着自己新作的《风流子》一词，抒发自己的情怀： 小丑又登场。大家起，为我举离觞。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他年回忆，未免神伤。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踏雪鸿踪，印成指爪，落花水面，留成文章。明朝三十一。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老奴故态，不改佯狂。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这天，郁达夫果然大醉，晚上便住在粤东酒楼。夜半酒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回首三十年来的人生旅程，想起身世的悲凉，忍不住流下了辛酸的泪。
12月15日，达夫登上了去上海的海轮。因风大，17日才起程离港。船向着珠江口外驶去，达夫站在甲板上，眺望灰蒙蒙的广州城，喃喃自语：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自3月份满怀热情地南下广州，到现在心头留下的只有失望和愤懑。1927年10月，他在《鸡肋集题辞》中还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 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域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完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