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喝口芳醇的酒，吃点精致的菜，看看闲书，睡睡午觉，心情恬淡，过着一种闲适的生活。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①
长期在外飘泊，郁达夫感到疲倦了。他想重新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归宿地，离开喧嚣、浮华的十里洋场。
他在上海生活了多年，但对上海的社会环境，实在是不满意。《移家琐记》表达了他强烈的移家的心情： 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360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既要移家，总得选择一个尽可能满意的地方。经过反复考虑和商量，郁达夫决定搬到杭州去。
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人文鼎盛。郁达夫曾在杭州就学，湖山名胜，留下了许多他的足迹。杭州又是王映霞的故乡，在这里，他们的爱情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杭州交通便利，坐火车到上海，只需四个小时。凡此种种，杭州成为郁达夫的首选之地。
在《住所的话》里，郁达夫明确向读者告白： 若要住家，第一的先决问题，自然是乡村与城市的选择。以清静来说，当然是乡村生活比较得和我更为适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电灯自来水等——的供给，家人买菜购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问题等合计起来，却又觉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在中国原也很多。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南方则未建都前之南京，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可是乡土的观念，附着在一个人的脑里，同毛发的生于皮肤一样，丛长着原没有什么不对，全脱了却也势有点儿不可能。所以三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春雨霏微的季节，终于听了霞的劝告，搬上杭州来住下了。1933年4月25日，天空飘着濛濛细雨。
一大早，郁达夫和王映霞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佣，冒雨去北火车站赶火车。下午一点钟，火车抵达杭州。
事先，郁达夫已托杭州的朋友徐葆炎在大学路场官弄租好房。一下火车，他们便直奔新居。
郁达夫的新居是“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要宽敞多了。“沙发是没有的，镜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破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里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②
初到杭州，郁达夫是很愉快的。对于杭州，他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闲暇时，便出去寻访旧日的足迹。平时在家，喝点芳醇的酒，吃点精致的菜，看看闲书，睡睡午觉，心情恬淡。他没有意识到，这种闲适的生活中正蕴含着危机，而这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倒是鲁迅对郁达夫的处境看得很清楚。对于郁达夫移家杭州，他是有看法的。他委婉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达夫，但没引起重视。1933年1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因事去上海，其间拜访了鲁迅。临别时，鲁迅用四张虎皮笺题诗一首相赠。诗云：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这首诗当时未署题名，收入鲁迅《集外集》时，取名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鲁迅的这首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对浙江的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1930年，因积极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活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明目张胆地呈请通缉鲁迅，并加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那一次，郁达夫也受到警告。这件事连同其他的几个方面，使鲁迅对杭州险恶的形势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规劝达夫，杭州不是世外桃源，那里也有着黑暗封建专制统治。他用借古喻今的方法，鼓励达夫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在浩荡的风云中吟咏歌唱。
可惜郁达夫未能理解鲁迅的厚意，没有接受劝告离开杭州，结果造成了后来的家变悲剧。
数年后，郁达夫终于理解了鲁迅的苦心，但为时已晚。他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却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这位党部先生，便是许绍棣。30年代初，此人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教育厅长。正是这根党棍，插足郁达夫的家庭，破坏了郁达夫的幸福，在作家的心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杭州果然不是世外桃源。郁达夫刚搬到杭州两三个月，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不速之客，自称是警察局派来的，在郁达夫书架上随意乱翻，检查书籍。翻了一通过后，扬长而去。郁达夫很生气，但却无可奈何。
此后，郁达夫家不断有人来打扰。有的自称是“学生”，有的说是“同学”，也有小报记者。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当地报刊上出现了名作家郁达夫的专访，社交界的人们也对他津津乐道。逃避热闹的郁达夫又被热闹包围住了。
王映霞回忆说：
“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母双寿，乃至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庭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
在杭州的时候，郁达夫不时接受公家的招待，出去游山玩水。
1933年11月，杭州至玉山的铁路即将通车。杭江铁路局邀请郁达夫、郎静山、陈万里等人自杭州出发，沿铁路线漫游浙东诸暨、金华、龙游、衢县、江山、玉山等，将耳闻目睹的景物，写成游记，刊行在旅行指南之类的书上，以便向中外游客宣传、介绍。乘此机会，郁达夫遍游浙东风景名胜，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他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流连忘返。游罢归来，写了《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等游记多篇。这是他大量写作山水游记的开始。
1934年3月，他又应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的邀请，去浙西、皖南一带，游览名山古迹，足迹遍布临安、天目山、屯溪、休宁等地。
这次旅游，有老朋友林语堂同行，郁达夫分外高兴。
他和林语堂是在北京大学教书时认识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自筹资金，创办了《语丝》周刊，郁达夫常参加语丝社的活动，两人有较多的接触。1927年后，郁达夫和林语堂都来到了上海，因各自与鲁迅关系密切，所以常常同时出入鲁迅的门下，一起谈天、聚餐，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郁达夫的眼里，林语堂是个忠厚诚实、幽默风雅的绅士，一个创作与翻译俱佳的文化人。他乐于与林语堂来往。1932年，林语堂等人组织“论语社”，创办小品文杂志《论语》，郁达夫是该刊的“长期撰稿人”，在创刊号上即有他的压轴之作《钓台的春昼》。他们的合作一直是很愉快的。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他与林语堂就难得见面了。这次有机会结伴而游，对郁达夫来说，自然是一大快事。一路上，寻幽访古，吟诗唱和，快活得不亦乐乎。回杭后，郁达夫写了《西游日录》、《出昱岭关记》、《游白岳齐云之记》、《屯溪夜泊记》等游记，记述西行盛况。
1934年7月，郁达夫携王映霞及郁飞坐船来到青岛，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避暑。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深蓝的海天，星罗棋布的近岛远山，构成了青岛独特的美景。一踏上青岛海岸，郁达夫整个地被迷住了。他兴奋地说：“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还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以女人来比青岛，她像是一个大家的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像是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份的南欧美妇人。”
在青岛的三四十天里，郁达夫尽情欣赏着碧海蓝天，绿树红楼，体验着“东方第一避暑胜地”的醉人情调。清晨或薄暮，他几乎都是在海滩上度过的。当游泳疲倦了的时候，他便仰卧在细软的沙滩上，将两手枕着头，闭上双目，任温柔的海风轻轻抚摸，这时，所有的烦恼和俗念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8月12日，乘车离开青岛去北京。路过济南，下车游览。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区，到处留下了郁达夫的游踪。
初秋时分，郁达夫到了故都北京。王映霞没有来过北京，于是，郁达夫便陪她到故宫看古董，到中央公园喝茶，到北海访白塔，到三贝子花园、颐和园欣赏皇家园林。故地重游，郁达夫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会晤了不少故交旧友，与他们欢聚畅叙。北京又是伤心地，长子龙儿的夭折一直是个阴影，在郁达夫的心头打下深深印痕。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他们在这时来到北京，欣赏到了十足的秋天的美景。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使郁达夫感受到了故都的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就是在他寄寓的房子里，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里一坐，也能感到十分的秋意。头顶上，是很高很高碧绿的天色；地上，是铺得满地的槐树的落蕊，脚踏上去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耳朵里听着的是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秋蝉衰弱的残声。偶尔来一阵凉风，于是灰沉沉的天空便“息列索落”地下起一阵雨。要不了多久，云散了，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
故都的秋天实在太美了。郁达夫从杭州到青岛，再到北京，一路风尘仆仆，但能欣赏到这无尽的秋的美景，他非常满足。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散文名篇《故都的秋》，热情地赞美北京的秋色、秋味，由衷地说道：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在北京期间，郁达夫还应朋友之邀，到北戴河游览。他觉得这里的气候比青岛好，海水也更为迷人。在南天门金山嘴，他东望秦皇岛、山海关，北顾鸽子窝，向南眺望碧波万顷的渤海，海山美景尽收眼底，不由得心旷神怡，诗心大发。
9月9日，郁达夫结束北游回到杭州。
这段时间，郁达夫游兴甚浓。回杭州后没多久，又陪友人作浙南之行，游览天台山、雁荡山等名胜，写了《雁荡山的秋月》等游记。
郁达夫在1934年12月写的《两浙漫游后记》中，谈了两年来热衷于游山玩水的原因： 两三年来，因为病废的结果，既不能出去做一点事情，又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所以只好闲居为不善，读些最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虚空。而机会凑巧，去年今年，却连接来了几次公家的招待，舟车是不要钱的，膳宿也不要钱的，只教有一个身体，几日健康，就可以安然的去游山而玩水。两年之中，浙东浙西的山水，虽然还不能遍历，但在浙江，也差不多是走到了十分之六七了。游山玩水，带来了郁达夫游记创作的丰收。在两年时间里，他创作了数十篇游记，成为现代著名的游记散文作家。他将自己的游记编成《屐痕处处》、《达夫游记》出版，为推动现代游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移居杭州后，郁达夫的创作主要偏向于散文，写作的小说很少，只有《迟暮》、《唯命论者》和《出奔》三篇。
《迟暮》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作品以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他从上海移家杭州的故事。《唯命论者》写的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悲喜剧。李德君一家穷愁潦倒，生活十分艰难。走投无路的他在无奈之际，把希望寄托在一张航空奖券上。开奖那天，他看到头奖号码与自己手中奖券的号码相符，欣喜若狂，觉得从此可以彻底改变命运了。他专程赶到上海领奖，却发现自己看错了号码。他空欢喜一场，心理承受不了这一打击，投河自杀了。作者将下层知识分子的心理把握得真实细腻，对他们的不幸命运，表示了深切同情。
《出奔》是郁达夫最后一篇小说。写于1935年9月。
这篇小说描绘了1926年年底至1927年夏，在北伐战争影响下，浙东地区的社会生活。北伐军赶走了孙传芳的土匪军，进入兰溪县，革命高潮到来了。兰溪县成立了党部，建立了革命组织，斗争土豪劣绅，没收逆产，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社会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然而，几个月后，形势逆转，国民党叛变革命，社会陷入黑暗之中。作品在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生动地描写了北伐干部钱时英、地主董玉林、地主女儿董婉珍的形象。
董玉林是个老奸巨猾、贪婪悭吝的地主。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拼命地积聚财富和占有财富。为了发财，他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放高利贷，盘剥长工，霸占别人田地，表现出极为狡猾、贪婪、残忍的性格。
大革命高潮到来了，董玉林十分恐惧，他携带细软逃往县城，企图逃避乡人对他的清算。他是狡猾的，为了保护自己，一方面鼓动女儿到县党部积极活动，引诱、腐蚀革命干部；另一方面忍痛割出几十亩田产充作董村公立小学的校产，伪装积极。他果然因此赢得了信任，并成为县党部宣传股长钱时英的岳父。这还不算，他还谋划回董村去找党权，企图用革命政权来维护他的利益。
董婉珍是董玉林的女儿。一开始，她是一个热情、时髦、爱慕虚荣的师范女生，向往革命，但与地主家庭又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北伐军进城后，她带着解决家庭危难的动机参加了革命，在县党部宣传股工作。董村的农民协会作出决议，要没收董玉林家全部财产，因此董婉珍的主要任务是化解矛盾，解决这起案子。她投怀送抱，主动嫁给钱时英，终于很顺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上了股长夫人后，她权力欲膨胀，常越级抓权，玩弄权势，成为一个骄纵、狂妄、残暴的新官僚太太。国共分裂时，钱时英辞去了一切职务，董婉珍当不成官太太了，便恶毒地诅咒他、辱骂他、折磨他，暴露出极为丑恶的灵魂。
钱时英是一个革命干部的形象。他是广东党政训练所的第一批学员，经受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缺乏革命的原则性和坚定性。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一弱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受命处理董玉林一案，但却没有果断坚决地采取措施。董婉珍的几滴眼泪和小女儿的媚态，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那一堆温软的肉体，使他神魂颠倒，终至丧失了革命立场。在他的主持下，董玉林的案子出乎人们意料，得到顺利解决，他本人则成了董家的女婿。他被地主阶级拉拢了过去。国共合作破裂后，在险恶的形势面前，他辞去了一切职务，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不振。地主阶级在他身上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便露出了狰狞凶恶的面目，百般辱骂他。钱时英的怒火爆发了。在一个董家已酣睡的深夜里，放了一把火，连夜逃出城，出奔了。
这篇小说充分调动了作者在大革命前后的生活体验，表现了对现实斗争的关注。作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严肃的社会问题。在以往的小说中，郁达夫描写得比较多的是关于个人命运，如个性解放等，很少去写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奔》鲜明地昭示了郁达夫关注现实的创作倾向。
遗憾的是，《出奔》已成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绝响。他用小说的方式探索人生和社会生活的道路从此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