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明确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生产力的发展上来的方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遂正式启动。中国的经济报道也随之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后中国报刊经济报道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对各阶段的概括描述难免疏漏之处，但三个阶段的划分还是符合实际的，现参考借鉴并适当修改，以为分析经济报道专业性的发展之用[参考自白贵、李博宇：《经济新闻报道嬗变之三十年——以中国报刊经济新闻报道发展为例》，《新闻爱好者》，2009年1月（下半月）。]：
经济报道重振时期（1978至1992年）。特点主要表现为：1、新创办了一批经济类报刊，经济报道的地位得以恢复，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宣传、解析，以及微观层面有关商品消费、市场动态、民生民计等的报道受到重视，洞开了整个社会关注经济生活的新视野，起到了市场经济思想启蒙的作用；2、由于改革触动了多方面的利益，新旧体制的摩擦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而改革的过程一直伴随着质疑、观望甚至否定的声音，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究竟哪些方面需要改革，中国的市场姓“社”还是姓“资”……人们对这些问题观点不一，分歧很多，于是“讨论式”报道成为经济报道的主流，最著名的例子要数1987年《经济日报》四十多天连续报道“关广梅现象”；3、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断把对各种矛盾的认识带向事物表面背后的本质，开放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现象也日益纷繁复杂、变幻莫测，过去那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式”报道已不能满足社会解惑释疑的需要，人们迫切希望一种能够多侧面提供背景、追寻原因、展现过程、预测未来的报道体裁出现，深度经济报道便应时而生。这一阶段的经济报道，鉴于多年政治宣传的影响，没能与1978年以前的传统经济报道拉开太大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沿袭政治视角，远离受众，缺乏实用性和贴近性，但总的趋势是经济报道逐渐回归新闻本位，奠定了经济报道在整个新闻传播领域的地位。
狭义财经报道盛行时期（1992至2001年）。1992年******的南巡讲话大大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受此鼓舞，我国的证券市场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代表。证券市场的出现短时间内就积聚起一个巨大的股民群体，并使得所有普通老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市场的投资者和决策主体，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对证券信息的强大需求。《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大证券类报纸便在这种大背境下诞生，成为了当时证券类经济报道的主阵地，它们明确地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百姓生活和投资理财服务为目标。不过，相比后一阶段“泛财经”、“大财经”的报道理念，这时期的证券类经济报道可称之为狭义的财经报道。其主要特征如下：1、证券行业本身就是服务业，证券报道与投资者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主要为投资者传达信息，提供智力支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投资行为，因而，报道的服务性显著增强；2、中国的证券市场从计划经济中催生而来，本身就带着先天性缺陷，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揭丑式”调查报道正是促进证券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其经典案例是轰动一时的2000年新华社的调查性报道《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此文不仅揭露了郑百文操纵证券的黑幕，而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的漏洞，该报道直接导致了我国一系列上市公司审核和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关心经济的人不可能只关心证券市场，所以紧接着，证券类报纸及时调整角度，朝着综合性财经报道方向转型。
新兴财经报道时期（2001年至今）。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使得经济报道对经济现象的解读需要更开放的视角。同时，新世纪以来以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开启了一个以信息、知识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这对经济报道的广度、深度、精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环境，面对不断兴起的科技浪潮，面对市场拓展与专业细划、“广播”与“窄播”相向而行的两极化趋势，同于2001年问世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经济观察报》，被视为新锐财经报刊的代表异军突起，其主要特点表现为：1、强调以一种全球化、大经济的思维看待各种新闻现象，既追求财经报道的专业品质，又不孤立地看待某一具体的经济事件，而是探求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2、借鉴“华尔街日报体”，有意识地“软化”财经报道常为人诟病的枯燥难懂的阅读“界面”，用讲故事的方式报道财经新闻；3、摒弃以往见物不见人的报道缺点，突出财经报道的人文关怀，即站在人的视角关注经济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关注人的命运、尊严等伦理道德及其他精神层面，在传播经济信息的过程中把经济活动向人性化的层面升华。
以上对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经济报道做了一个较为细致的历时性梳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中国经济报道的地位如何一步步提升、专业特色如何一步步增强、职能发挥如何一步步成熟、为社会服务的效果如何一步步显著的道路。
二、探索中的专业性（下）
上一小节历史的扫描有助于拓宽我们认识问题的厚度，增加对中国经济报道专业化的特殊性的理解，具体说来，或可有如下总结——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史经历了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转型至今还没完全结束。如前文所述，与英、美、法等先发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那种，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欲”的反复博弈，由国家内部和社会底层自下而上、“自然而然”释放出社会变迁的动力，且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现代法治国家建设几乎同步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一种在救亡图存、被迫思变的危急情势下，由知识精英或后来的国家（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动员的、追赶乃至赶超式的、不断进行模式尝试与转换的、无法简单套用或贸然移植西方经验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现代化。这是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报道的必需的认知背景，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必定不会听任“市场之手”，而会带有鲜明的国家指导的“中国特色”，同样的，中国的经济报道也不可能谋求绝对的专业性（当然这并不否定经济报道的专业性是现实存在的，并有深入讨论的意义），必将受到政治气候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其次，中国经济报道的兴衰、规模、专业化水准与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规模、质量密切相关。正所谓“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有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内容，经济报道才能予以相应的“立此存照”。解放前，经济报道的主题从通商口岸的商情通告，到洋务运动、产业救国的讨论，到上海金融之都的资本市场，再到红色根据地的生产自救、土地改革，无不是当时中国“割据式”经济现状的真实反映；解放后，经济报道所经历的恢复、挫折和改革开放后的重振，以及在专业化道路上出现的从政经报道、产经报道到社经报道、财经报道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也无不与六十年来的经济走势同轨。而且，哪个时期、哪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最健康、最繁荣，最少受政治********的干扰，哪个时期、哪个区域的经济报道就最活跃、最丰富、专业性最突出。
第三，中国经济报道采编手段和技巧的提高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简讯、消息、特写、解释性报道、调查式报道，专题、专栏、专版、专刊，组合集纳、连续追踪、滚动跟进……报道方式的种种创新本源上还是基于实际的社会需求。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介入经济活动的深度也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才会萌生出越来越复杂的需求，经济报道也才会彰显其信息服务、知识传播、真相探究、智库支持等多方面的价值，文本体裁、采写编排方面的推陈出新也就水到渠成了。
之所以必须拿出点耐心把审视经济报道专业化历程的光圈一再拉远，是为了加深对中国经济报道发展的社会背景与客观规律的认识，如此才能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理性分析当前对经济报道专业性不足的批评，并积极有效地改进。
概括地说，当前对中国经济报道专业性不足的批评除了前一章已经论述过的宣传意味较浓外，还有其他诸多原因。比如从认识层面看，经济报道的主体——经济记者的知识储备常不能达到经济报道所需的要求，无法准确把握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经济领域的法律制度、资本运作、公司治理、财务报表等较为核心的经济现象，也就难以进行准确、独立且独到的判断；和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的经济报道早已细分为与实际经济活动相呼应的公司新闻、贸易新闻、市场新闻、银行新闻、债券新闻等诸多门类相比，我们的经济报道类型还相对比较笼统，有些领域还未深度涉入；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最显著、市场需求最大、专业性要求也最高的财经新闻这一块，我们的经济报道的环境监测、风险预警、舆论监督、预测前瞻的意识和能力都差强人意；受媒体自身市场化的经营压力，经济报道的专业主义精神不时遭遇挑战，威胁公共利益……笔者认为，经济报道认识层面上表现出来的这些专业性不足，光靠媒体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归根结底还得有赖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健康，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成熟，以及管理决策层对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试想，在一个政府时有行政干预、垄断行业独霸市场、市场竞争缺乏法制保障、资本市场行情不透明、上市公司信息不公开、内幕交易管控不严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报道如何能够拿到真实的报表、数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的评估，又如何做得到不受掣肘的调查取证、舆论监督？再往远了说，经济报道是新闻传播的一部分，隶属于上层建筑，如若缺乏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遵守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不能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共识，那么，经济报道也不可能施展大的身手。
此外，从文本层面看，中国的经济报道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公文报告或学术论文式的数据罗列、术语堆砌，没有人、没有事例，也不注重背景分析，不会把比较静态、深奥的经济现象大众化、“新闻化”，阅读起来又冗繁又枯燥又艰涩，是谓“百姓读不懂”；另一个极端则是浅薄化，只满足于现象层面的展示，不善于（有时则是因为能力不及，做不到）对深层次本质的探究，鲜有有见地的分析，更或者干脆走娱乐化路线，过度追求眼球效应，放弃对经济报道严肃性、重要性的价值追求，是谓“专家不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