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习近平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一百零九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当时全中国的50多名党员。二十八年后，这个当初只是一个小小萌芽的政党，经历了无数曲折与苦难，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党员数量共448万。如今，这个党已经发展到8000多万名党员，将近400万个基层组织，正领导着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这一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历史的废墟不只是废墟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先要理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为何会遭遇一系列失败。恰如保留圆明园废墟，建成遗址公园，并不是因为历史废墟本身的价值，而是历史废墟所述说的深层含义。中国曾经物质繁荣、文化昌盛、科技领先、制度先进。一些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国内学者也许不愿接受这个结论，而国内外很多不抱有偏见的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曾各方面领先世界两千多年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失败了，而且可以说是遭遇了惨败。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也有人发出“神州陆沉”“再无中国”的浩叹，但是，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危局，李鸿章写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欧洲诸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准确地描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国对此还没有如何应对的经验。
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技不如人”，中国在军事武器的科技和制造方面明显落后于人，军事武器的落后，背后是整个工业体系的落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农业经济时代，中国的科技并不落后，而且还大大领先于世界。按李约瑟的观点，中国的科技大约从17世纪开始渐渐被欧洲赶超，并被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科技领域相对于欧洲的落后，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不幸。所谓“李约瑟难题”，即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对此，人们有各种解读。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视角。
科技的发展与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也有关。这两个要素中国历史上都不缺，而且都领先于世界。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张，这个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对于文化普及非常重要，因为它使得文化的传播成本降低而且方便。因此，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化普及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加上中国农业经济极高的生产效率，社会财富也非常丰富，使得中国在那时有条件出现最发达的科技。但是，这两个元素在后来都发生了变化。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普及程度在中国进一步提高。如果说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还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到了科举最为发达的宋朝，普及教育体系已经在中国全面建立。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性质，宋朝普及教育的目的更多地集中于培养官员。换句话说，当时的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而忽视了对实用技术的教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在今天看来也不够重视，或者显得不足。进入南宋，科举制度导致全社会读书风气大盛，但是，大量的读书人与读书做官的有限出路已经形成了矛盾，致使南宋时期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其目的就在于当读书做官已趋饱和时，为普及教育造成的大批读书人探寻新的出路。然而，这一探索刚刚开始，南宋灭亡，元朝轻视科举，使得开始于南宋的这一探索彻底中断。进入明朝后，由于元朝导致的人才断层和稀缺，政府对于教育的注意力依然集中于培养官员的道德教育，对于实用科技的重视和投入依然严重不足。
举例来说，李时珍、徐霞客等所取得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类拔萃的科学成果，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财力，而非国家政府的投入。虽然由于中国社会整体财富的丰富与庞大，这样的先进科技还能够产生，但毕竟数量有限。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人所了解的世界范围内，明朝的科技水平始终领先，明朝政府即便没有大量投入，也不用担心周边国家的科技水平会超过自己有关。然而，在遥远的欧洲，由于道德教育属于教会的范畴，因此，国家政府的世俗教育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实用技术，加上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各国政府对实用科技的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导致中西方之间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产生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后发制人的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实用技术教育，这是西方科技水平能够超过中国的重要原因。自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通过掠夺殖民地，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它们有能力、有条件投入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因而，中国农业经济时代科技领先的两个重要因素都失去了优势，清政府又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终使得中国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实用技术落后于西方。
事实上，即便是在工业领域，很多源头技术也来自中国，例如炼铁技术、煤炭使用、造船等。然而，西方由于政府重视，其发展很快超过了中国。以至于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连中国传统的优势技术如陶瓷、丝绸等，都被赶超。因此，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实用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常常将其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在道德教育和实用教育上产生严重的偏差。这一传统在没有外界比较的时候，以及在周边国家科技水平更落后的衬托下，中国危机感并不显著。但是，当以前中国严重缺乏全面了解的欧洲国家，跨越“九万里之遥”来到中国海岸线，这一差距的严重性便成为一个极为真实的危机。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早在清朝时期，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洋务运动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一观点的体现。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那么，是这种观点错了吗？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戊戌变法提出了体制问题，应该承认它并非没有道理，发展实用技术及其教育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也是戊戌变法试图向日本学习的原因。
有些早已被人熟知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它们的解读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记载，日本明治天皇捐出内廷费用1/10以上用于发展海军，还每日只吃一餐，节省费用以号召全国。文武官僚及有钱人闻之涕泪横流，纷纷响应出资捐钱。与之相对应的是，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两相比较，这仅仅是制度问题吗？从制度上说，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制度并不比清朝优越多少，但甲午战争的结果却一目了然。原因何在？我认为，日本能打败中国，核心不在技术、不在制度，只在军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也是每个现代国家产生凝聚力的核心。但是，爱国主义也要有所区分。军国主义就是把国家的武力扩张意志强加给个人，并且把行使武力当成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手段。爱国主义能够在全体国民中间贯彻、弘扬，关键在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融合。爱国主义不是强加的，是自愿的。爱国主义除非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不会以武力为手段，它可以是文化的、经济的。美国至今都是一个爱国主义情绪非常浓厚的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是爱国主义能够兴旺的重要原因。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看明治与慈禧的不同做法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明治捐钱、一日一餐，实际上就是号召全体国民在对外行使武力上与国家保持一致；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恰好相反。这一差异的背后还有其他深层原因。
虽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关天培、陈化成这样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体现出清朝上层精英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充分表现出广大底层民众与清政府在利益上的不一致。这是清朝政府二百多年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义和团运动时，底层民众主动表现出想与朝廷保持利益一致的强大意愿，清政府也有迎合的表现。但是，清政府只是想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而非真正想让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与朝廷相一致。这一首鼠两端的做法，最终成为清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戊戌变法之前，清朝绝大多数上层精英都愿意在利益上同朝廷保持一致。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解散湘军，这等于是放弃了与朝廷利益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也等于是放弃了重建一个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一致的新朝代的可能。因为曾国藩觉得那样做的代价太大，如果清廷能够主动改变，代价会小得多。曾国藩的这一选择可以看成是龚自珍渴望朝廷改革的延续。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以及次年的“公车上书”活动，都是清朝上层社会精英希望清廷主动变革的体现。邓世昌、刘步蟾等人在甲午海战中殉国，几乎可以看成是这一观念最后的呐喊与绝响。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彻底打破了上层社会精英对清廷主动改革的幻想。八国联军入侵时，连李鸿章都发动联合东南七省自保互保，认为清皇室的诏令是“矫诏、乱命”，拒不执行清廷的旨意，也不支持清廷当时在北京与八国联军的作战。虽然东南联保最终拒绝了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建议，但是，此后义和团被朝廷镇压，已经预示着清廷与社会底层和社会精英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在清朝体制下已彻底丧失了可能。清廷灭亡将无可避免。
如果说关天培、邓世昌等人为朝廷而捐躯尚是一种责任和光荣，那么，八国联军之后，这样的人不再出现。孙中山转而推动革命；陈天华投海自尽并非为了清朝，而是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秋瑾作为一名女子，将愤怒的矛头指向清政府，标志着清廷的利益与全中国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已经不可调和，唯有你死我活。因此，清政权真正的失败原因是没有将国家利益、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科技进步固然重要，体制问题也很重要，但是，“家国一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爱国主义未能形成，是清朝灭亡的最终原因。
如今我们检讨清政府失败的原因，不得不指出，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跨过山海关、入主中原，掌握了政权，从一开头就孕育了这一利益冲突。虽然满族入关后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但是，少数满族人在清朝始终享有特权。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时候，清朝统治阶级一方面对八旗的特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对汉族的权益也有所照顾，大致还可以稳定局面，继续维持其统治。但是，当外界压力导致内部利益冲突激化，清朝特权阶层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权，离心离德的局面就必然会出现。清朝统治阶层对外一次次割地赔款，虽有等待时机、图强振兴的意味，但也有保住特权利益的动机；迫使曾国藩交出湘军军权，也是由于害怕清朝皇族特权的丧失；慈禧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同样是由于担心汉人掌握的武装实力太强。她的这一举动不是太傻，而是太聪明，但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戊戌变法未能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八旗特权面临丧失的威胁而产生抵抗，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廷开始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却搞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依然想使权力掌握在满族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引起全国哗然，从而使得清朝政权失去最后一丝生机。
反观日本，明治天皇与日本上层精英基本同心协力，与清朝中后期的态势形成鲜明反差。当然，日本的不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精英阶层照搬了西方国家对外武力扩张、掠夺的国家政策，为了本国利益而不惜向别国使用武力；其次，为了让普通民众拥护政府的武力扩张政策，它采用了军国主义惯常的愚民教育手段，将民众裹挟为军国主义扩张的炮灰，爱国主义走向极端，便开始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