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妇女与文化普遍性
﹝美国﹞马莎·努斯鲍姆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问题看做是从一种特定情况中产生的人类问题，我们才将解决它们；如果我们把它们看做是非洲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多少不像其他人而产生的，我们就解绝不了它们。
——克瓦梅·安东尼·阿此亚《文化哲学中的非洲》
做一个女人，尚不足以成为一个人。
——凯瑟琳·麦金农
生存的事情
我从三个例子开妈，说明文化传统对妇女的生活质量构成障碍[1]。所有这三个例子都关系到雇佣权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雇佣权利既是我单子上的人类核心能力之一，也是其他许多能力的根源。
1995年春，北京，中国政府宣布一项对付劳动力市场波动的新政策，给雇主以指导，随不同地点的就业转换，哪些工人先下岗。它叫做“妇女回家”政策，通过诉诸儒家传统来支持它。政府发言人指出，孔子主张，妇女的自然位置是在家中。因此，让妇女回归于她们自然的功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2]。
1994年，印第安纳州，联邦区域法庭听取玛丽·卡尔的案例，她是印第安纳州通用汽车公司烯气轮机部门白铁工车间的第一位女性雇员。白铁工车间的男人们因一个女工的出现而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决定驱逐卡尔。在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实施了一场激烈的威胁性的对她的******战役：在她的工具箱上写****的话、割开她工装裤的后裆、在狭窄的过道对她撒尿、送她写有猬亵的和威胁话的情人节贺卡。她向她的主管抱怨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终于，她退出了，控诉总厂要求按照第七条规定因受到******而得到赔偿。在审判中，总厂引用证据证明卡尔本人在这一时期有几次说了骂人的话。法官支持总厂，提到妇女应该举止方式像“贵妇人”，因此卡尔本人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敌意的性环境”负责。她的非传统的行为表明，男人的骚扰行动对她来说“不是不欢迎的”（Carrv.Allison 1994）。
1993年印度拉贾斯坦，一个年轻的印度寡妇叫做梅莎·芭，带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的处境是一个种姓的成员，传统上禁止这个种姓的妇女离家外出工作——即使在这里生存成了问题。如果她呆在家里，她和她的孩子很快会死去；如果她试图走出去，她的姻亲会打她，虐待她的孩子。“我可以死。”她告诉记者马莎·陈，“但我仍不能出去。如果家里有点东西，我们吃。否则，我们只能睡觉。”因为现在，梅莎·芭的父亲要走160多公里远来耕种她的那小块地。但他上了年纪，梅莎·芭害怕他一旦死去，她和她的孩子也将很快死掉[3]。
在这些案例中，如同在全世界其他许多案例中那样，文化传统对妇女的健康和幸福构成障碍。令人沮丧的是，许多传统都把妇女描述成不如男子重要，不怎么值得给予基本的生活支持，或者与生活质量相联系的根本权利，如劳动权和政治参与权。有时，如在梅莎·芭的案例中，这些传统被妇女本身所抵制。但也有时，它们已成了在内心如此根深蒂因的，以致它们似乎记载着“正确的”和“自然的”东西，妇女本身认可自己的第二等的地位。
这些案例很难说仅限于非西方的或发展中国家。近至1873年，美国最高法院还维持一项法律，禁止妇女在伊利诺伊州开业做律师，根据是“家庭组织的构成，根基于神圣的传统习俗，就像根基于万物的本性一样，表明家庭领域是正当地属于妇女的范围和功能的领域”（Bradwellv.Illinois1973）。正如玛丽·卡尔的案例表明的，这些判决仍可在联邦司法中找到。显然，我们自己的社会仍然以它的方式诉诸于传统，证明妇女的不平等待遇。
关心正义的人们对此应说些什么呢？他们不应说点什么吗？一方面，看起来不可能否认，传统——不管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在许多根本方面都渗透着对妇女的不公正，触及到人类的生活质量、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和参与、雇佣、自尊和生活本身的某些核心因素；另一方面，仓促判断世界某个遥远部分的传统是道德上的倒退，这是熟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遗产，而且受到当代世界的敏感思想家以怀疑而正确关注。说传统认可的一种做法是坏的，就是冒险错误地把一个人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他人，他人肯定有自己关于什么是正确和善的观念。说一种做法在任何地方——传统认可它是正确的和善的地方——都是正确的，就是冒险在真正的邪恶和压迫肯定存在的地方错误地压制批判的判断。由于正当判断的事情极其困难而去回避这一整个问题，是诱人的但也许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它表明了但丁所描绘的那种道德崩溃。但丁描绘一群灵魂在地狱的门厅里转圈，一会儿以这样的方式，一会儿又以另一种方式拖着他们的旗，绝不想看它倒下不在任何道德或政治问题上采取确定的立场，他暗示，这些人是最卑鄙的，他们甚至不能进入地狱，因为他们不愿意坚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这种或那种方式。
为了非常简洁地表达本章的精神，宁可冒险被批评家送到为西方人和帝国主义者保留的“地狱”——不管这种批评事实上会多么的不公正——也不要呆在门厅里转圈，等着一个时刻，每一个人都将像是我们要说的那样。这就是：存在着保护人类功能及其尊严的普遍义务，妇女的尊严是与男子的尊严平等的。如果这涉及到对许多地方传统的攻击，不论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这样更好，因为任何否认这一要求的传统都是不公正的。或者，如一些妇女去上由地方非政府组织所办的识字班，地方宗教领袖威胁要打断她们的腿，一位孟加拉国的年轻妻子说，“我们不再听毛拉的。他们甚至给不了我们三四两米。”（引自Chen 1983：176）妇女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迫切要求道德上采取立场。妇女，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只得到了不大比例的机会和利益。据199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按照一个包括预期寿命、教育获得和人均GDP的复杂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妇女的生活质量与男子相等[4]，一些国家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性差别（例如，在富裕的工业国，西班牙和日本在这一领域表现得相对差一些，瑞典、丹麦和新西兰相对好一些）[5]。如果我们现在考察性别授权标准（Gender Em Powerment Measure），使用明确选择的变量来衡量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男子和妇女的相对授权[6]，我们甚至发现更惊人的性差别。再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做得好，日本和西班牙相对差[7]。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发展中国家，我们发现参差不齐的成就，但聚集起来，也是令人苦恼的状况。妇女的平均就业参与率仅仅是男性的50%（在南亚是29%，在阿拉伯国家只是16%）[8]。即使妇女就业时，她们的状况也因普遍的工资歧视和长时间的无报酬家务劳动而削弱（如果妇女的无报酬家务被算做国民收入计算中生产性产量的话，全球的产量会增加20%-30%）。在家庭之外，妇女一般就业于受限制的职业范围，这些职业提供较低的报酬和较低的尊重，提供给妇女的得到收入的百分比很少高于35%。在许多国家里，还要比这低得多：伊朗为16%，伯利兹为17%，阿尔及利亚为16%，伊拉克为17%，巴基斯坦为19%。（中国为38%，高于日本的33%。世界上最高的是瑞典，为45%；丹麦为42%。极其贫困的卢旺达为41%、布隆迪为42%、莫桑比克为42%。）妇女在工作场所中的处境，经常因性歧视和******而恶化。
妇女比起男子更不可能识字。在南非，女性识字率平均为男性的50%左右。在一些国家里，这个比率更低：尼泊尔为35%，塞拉利昂为37%，苏丹为27%，阿富汗为32%[9]。世界不识字人口的67%是妇女。在高等教育上，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国家，妇女都远远落后于男子[10]。
尽管早在20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允许妇女投票，但有些国家至今没有这样做。妇女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还有许多无形的障碍，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她们在政府里都未被充分代表。1980年，她们仅构成世界的议会代表的10%左右和全世界内阁官员的不到4%[11]。
正如梅莎·芭的故事所表明的，家庭之外的就业同健康和营养有密切关系，所以也经常与政治声音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健康和生存的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就发现，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里都有令人非信不可的歧视妇女的证据。看起来，如果提供同等的营养和健康事业，妇女的寿命平均要比男人长一些——甚至允许一个适度水平的女性死亡率。因此，女性/男性比率欧洲1986年是105/100，北美是104.7/100[12]。但也许有异议的是，出于某些理由，把这些发达国家同处在发展中世界的国家相比较是不合适的，所以不妨让我们同让·德累兹和阿马迪亚·森一起，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性比率作为我们的基线。那里有高度贫困，但很少有基本营养和健康上的性别歧视的证据[13]，女性/男性比率1986年为102.2/100。如果我们考察其他各种各样的国家里的性比率，并且问“如果国家C的性比率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国家里现在女性会多出多少”？我们就得出一个数字，森生动地称之为“下落不明的女子”的数字。下落不明的女子的数字在东南亚是240万，在拉丁美洲是440万，在北非是240万，在伊朗是140万，在孟加拉国是370万，在印度是3670万，在巴基斯坦是520万，在西亚是430万。如果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国家中下落不明的女子的数字与实际的妇女的数字之比，我们得到的是：巴基斯坦12.9%，印度9.5%，孟加拉国8.7%，中国8.6%，伊朗8.5%，西亚7.8%，北非3.9%，拉丁美洲2.2%，东南亚1.2%。在印度，不仅死亡率差别在儿童中间特别的明显（女孩的死亡数字远远高于男孩），妇女与男子相比较更高死亡率也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群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Drèzeand Sen 1989）。
单是贫困不至引起女子比男子更大数目的死亡，这在印度的比较区域研究中是极其明显的。在印度一些最贫困的地区，例如喀拉拉，有最平等的性比率，而一些更富裕的地区却表现得很差（Drèzeand Sen 1996）。当出现匮乏时，习俗和政治安排经常规定谁得到那点儿吃的东西，谁能得到医疗。家庭之外的雇佣劳动是家庭中和共同体中一般地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在决定谁能从事雇佣劳动问题上，习俗和政治安排总是关键性的。正如森所论证的，一个妇女感觉到的对家庭单位福利的贡献，经常是由她外出工作的能力所决定的，这进而决定着她在家庭单位内部的讨价还价的地位（Sen 1990）。习俗和政治规定谁能得到教育，而教育会得到就业的机会并使得政治权利有意义。习俗和政治规定谁能去那些穿什么服饰和有什么同伴的地方。习俗和政治规定谁能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免遭家庭内外的不当对待，谁的保护声音有可能被听到。
简言之，习俗和政治安排是妇女不幸和死亡的重要原因。那些对公平感兴趣并且意识到人类发展报告这样的研究提供的关于妇女地位的信息的人，有责任探寻文化和公平之间、这些安排和法律-政治安排之间的联系。于是，他们有责任努力形成关于批判性评价传统和政治安排的说明，既不是空想社会改良家的殖民主义，也不是对现状的非批判的证实。
人们可以假定，任何研究发达经济体生活估价问题的方式，都会提出一种对传统和妇女平等之间关系的说明，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明在迄今为止支配着发展舞台的主要理论方式中是极其缺乏的（这里我甚至没有包括最常见的实践方式，这种方式只是问问人均GNP。这种粗糙的方式甚至不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它很少问一下生活质量的其他构成成分，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健康，政治自由的存在与否，这些并不总是与人均GNP相关联的[14]。在我们想考察妇女生活质量时，不去问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妇女经常不能够享有或支配一个国家普遍繁荣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