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及其诗歌主张
新乐府是与古体乐府相对而言的，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歌。所谓新乐府运动，指中唐贞元、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以创作新题乐府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一运动始于杜甫，以元结、顾况为先驱，张籍、王建、李绅为过渡，到元、白形成高潮。他们以诗歌干预现实，讽喻政治，力求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具有通俗性的特点。
一、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新乐府运动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相应的社会背景。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腐化，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激发了士人的改革热情，在文学领域随即出现了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其次是政治上层的合作。社会政治的中兴为新乐府运动提供了契机，白居易、元稹创作的新乐府，一度得到唐宪宗的奖掖和宰相裴垍的鼓励，这为新乐府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第三是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为新乐府运动提供了源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诗歌以及杜甫等人“即事名篇”的乐府诗，为新乐府运动提供了直接启示。而大历以来的形式主义的诗风，又激励着元、白等追求振兴风雅比兴。正反两方面的诗歌创作经验，为新乐府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二、新乐府运动的理论新乐府运动有较为系统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宗旨，主要集中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及元稹的《乐府古体序》、《叙诗寄乐天书》等文章中。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宗旨。元白认为诗歌应如实反映现实生活，反对歪曲和粉饰现实。白居易鲜明的提出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创作宗旨。元稹也有“雅有所为，不虚为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的类似主张。这是元白新乐府运动的核心理论，对现实主义诗论有重大贡献。
2.强调诗歌补救时弊的功能和教化作用。白居易反对吟风弄月，认为诗歌应规讽时政，要求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充分发挥“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文”的功用。这对纠正逃避现实、放情山水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要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为了实现诗歌的创作宗旨，白居易等不但主张诗歌主题要集中，即所谓的“一吟悲一事”（《伤唐衢》），而且明确提出诗歌的通俗化。这使诗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新乐府理论是典型的儒家功利主义诗论，由于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必然忽视审美和抒情作用，导致诗歌表意直白而乏韵味，这是其不足之处。
张籍、王建与李绅
张籍、王建与李绅是较早从事新乐府创作的诗人，对新乐府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张籍、王建的乐府，世称“张王乐府”。
一、张籍
张籍（766-830）字文昌，吴（今江苏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任太祝，十年不迁。长庆元年（821），经韩愈荐为国子助教，历秘书郎、水部员外郎，终于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张籍与王建、白居易、韩愈等人相唱和，白居易高度评价他的诗歌，称其“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指出张籍乐府指切时事，皆有为而作，而风格坦易的特点。
张籍乐府题材广泛，深切关注社会现实，有些揭露繁重的赋税造成下层百姓生活的困苦，如“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有些则借古讽今，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如《吴宫怨》：“吴王醉后欲更衣，座上美人娇不起。”与元白乐府重铺陈始终不同，张籍乐府善于提炼各种社会现象，语言精炼而富有深意，如《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表面上，它描写一位忠诚的妻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礼貌地拒绝多情男子追求的故事。实际上具有深层的比兴意义，表达了不被藩镇收买、忠于朝廷的决心。王安石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集》），道出了张籍乐府语浅思深的特点。
张籍还善以同情的态度写思妇的幽怨情思。他的律诗清丽淡雅，极有韵味，《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借助一个富于包孕的生活片断——邮寄家书时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细节，真切细腻地表达了游子对亲人的深切思念，被誉为“七绝之绝境”（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张籍的律诗在晚唐有一定的影响。
二、王建
王建（766-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弱冠识张籍，即一起从师求学，从事乐府创作。贞元十三年（797）后，曾有长达十三年的从军生涯，北至幽州，南下荆州，入幕为官。后居咸阳，过着衣食不足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任昭应丞；长庆元年（821）至大和初（827），历太府寺丞、秘书郎、太常寺丞。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有交往。大和三年许，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
王建一生职卑，生活清贫，又来往于南北，对民生疾苦有较深刻的了解，其《田家行》写农民辛苦种麦养蚕，“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到头来却被官府拿走，“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却仍然感到侥幸，因为可以免得卖牛抵租；结尾“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两句，写出农民任劳任怨的隐忍品质，也从侧面反映出官家的蛮横形象。《海人谣》写朝廷对“海人”的盘剥：“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流露出诗人的同情之心。《水夫谣》写纤夫的痛苦，“苦哉生长当驿边，管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并表达了诗人的同情：“我愿此水作平田，常使水夫不怨天”。
以长期戎马生涯为基础的边塞诗或写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或写征夫的思乡怀人情结，表现了善于多角度描写人物心理的特点。王建的一些诗还具有民歌的特点，如《望夫石》：“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诗人采用民间传说，来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充满一种感天动地的悲剧美。又如《古谣》：“一东一西陇水头，一聚一散天边霞，一来一去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麻。”则全从民谣脱化而来。
由于王建与宦官王守澄为同宗，由此了解到一些宫廷琐事，遂作《宫词》百首，广泛描述了宫廷生活的各个侧面，突破了宫词多写宫怨的传统，也是认识唐宫生活的重要史料，是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作。
三、李绅
李绅（772-846）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迁无锡。元和元年（806）进士，历校书郎、国子助教；敬宗时被贬端州司马；武宗会昌二年（842）由淮南节度使入相，后复为淮南节度使。与元白交往甚密。李绅曾有二十首新题乐府，元、白皆有唱和之作。今李诗皆佚，仅存《悯农》诗两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歌质朴无华，真切自然，高度的概括性显得意蕴深厚、警策有力，千百年来被广为传诵。
白居易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有非凡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十余岁时因避两河军乱，有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十八年与元稹同中制科，遂订交，后皆享誉诗坛，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与元稹闭门累月，揣摩种种社会现实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是反映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诗歌创作的重要作品。同年，再中制科，授盩至尉。元和三年至五年，由集贤院校理授翰林学士，迁左拾遗，此间，白居易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的讽喻诗，权贵为之色变。元和十五年，因被斥责越职上书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他的“独善”思想和佛教思想开始膨胀，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和伤感诗。后屡任中外，以德政惠民，会昌六年（864）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两千八百多首。
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与元九书》），以此为处世行事的准则。早年的白居易锐意进取，在《策林》中针对种种社会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表现出儒家兼济天下的出世精神。被贬后，白居易转向独善远祸的吏隐生活，并在“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负春》）的佛道思想中寻求慰藉和解脱。为逃避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洁身自好，不随俗浮沉，只做拿俸禄的“闲人”。白居易思想的前后巨变，说明了文人思想的复杂性，更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