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宋廷命吕文德率舟师溯江而上，乘顺风攻破涪州蔺市浮桥，冲破夹江为营、长达数十里的蒙军的封锁，进入重庆。随后，吕文德又率船队沿嘉陵江北上进援钓鱼城，在钓鱼城南的嘉陵江江面遭蒙军史天泽部夹击，不得前进，后退回重庆，损失战舰百余艘。吕文德援军虽未进入钓鱼城，但极大地提高了钓鱼城军民的士气。
“钓鱼城军民在外援断绝多时的情况下，顶住了蒙哥多次亲自督战的轮番进攻。六月五日，蒙将汪德臣率突击队乘夜攻人钓鱼城外城，王坚、张珏率宋军与蒙军激战至天明。汪德臣喊话招降。王坚下令发炮石还击，摧毁蒙军攻城云梯，后继的蒙军为炮石封锁不能前进，汪德臣也中石负伤。王坚率军民出城追击。蒙军在大雨中败退。汪德臣回到营中，不久即因伤重死去。”
“蒙哥接连损兵折将，气急败坏，仍强攻不舍。七月初，他又亲至钓鱼城下督战，‘为炮风所震，因成疾’。事已至此，他不得不承认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兵三千围困钓鱼城，而将蒙军主力专攻重庆，自己则到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市铜梁县东西温泉，一说为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养伤。不久，蒙哥终因伤重而死。进攻重庆、钓鱼城的蒙军主力只得退走。”
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局，推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
四、张珏与元军争夺沿江诸城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蒙、宋两军围绕川东、川南要冲山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在大都（今北京市）建立元朝。咸淳九年（1273年），元军实施将原定的战略进攻重点由四川转移到荆襄的计划，攻占襄樊，隔断了四川地区与东南腹地的联系。接着，忽必烈指挥元军从长江中游向南宋王朝发起全面进攻。宋帝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主力进入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谢太后带恭帝出降。文天祥、陆秀夫拥戴益王赵昰、广王赵昺流亡福建、广东，继续坚持抗战。
“在钓鱼城，合州守将张珏拒绝元军的招降，遣军先后收复泸州、涪州，东下连续攻破18城寨，解除了大宁城之围，然后率军进入重庆城，就任四川制置使。张珏领导重庆、泸州、合州、涪州、万州等城军民继续坚守，并派人寻访昰、昺下落，积极在钓鱼城营建宫殿，以图在四川重建赵宋王朝。为了摧毁张珏在四川的抵抗，元军更换将帅，增派军队，以精锐之师，对四川抗元堡垒各个击破。宋景炎二年（1277年）六月，元军攻占了涪州；十月，元军攻占万州，守将上官夔自杀；十一月，泸州再次被元军攻占；十二月，元军破梁山军（今重庆市梁平县）、咸淳府（今重庆市忠县），全部切断了重庆和长江上、下游间的联系。随后，元军用强大的兵力再次包围重庆。宋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元军对重庆发起总攻，张珏率领部队出城与元军塔海、帖木儿、汪良臣部鏖战，打败塔海、帖木儿，射中元军大将汪良臣四矢。二月，张珏又率兵出熏风门，在城东扶桑坝与元军大将也速答儿大战，遭元军前后夹击，宋军大溃，张珏被迫退回城中。城中宋军兵少粮尽，势穷援绝。部将赵安开镇西门纳元军人城。张珏率亲兵巷战，又遭失利，只好弃城而走，乘小舟东下，欲到夔州，重整旗鼓，在涪州被元军俘获，后遭元军杀害。”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合州钓鱼城守将王立挈城降元。至此，元朝最后平定四川诸城。二月，陆秀夫在广东厓山负昺投海而死，南宋政权灭亡。
第三节抗战时期的抗敌水运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三峡水域，虽然不是直接的战火飞纷的战场，但轮船木船的员工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仍然奋不顾身，流血流汗，坚守岗位，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支援前线抢运壮丁、军火，以便更好地打击日寇，保卫祖国大好河山。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斗，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前线战斗做出牺牲。他们驾驶的一只只舟船就是一件件抗击敌人的武器。正因为如此，当时世人都称赞这些舟船是没有配备武器但时时都在打击敌寇的舰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抗战时期的抗敌水运作为三峡水战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此予以介绍。
一、轮船水运的中流砥柱
抗战爆发，长江海口被封锁，船舶损失较大。长江流域的航运业，最有实力的当数招商局，他们拥有80000余吨巨大的江海轮只，但只有17艘船舶进入川江，而终年能够营运川江的，不过5艘中型轮船，计1802吨；三北公司的船舶行驶沿海及长江者虽为数甚多，但其退入川江之16艘轮船，多数吨位大，吃水深，无法航行；其他强华公司和合众公司在川江航行的船舶也只有几艘小轮。而民生公司在抗战爆发时，能航行长江上游的轮船就有46艘，计18700余吨，以后，又购造了一批新船，到1939年，便增加到116艘，计30000多总吨。在抗战时期，在三峡水域担任水运的主要依靠民生公司。民生公司当之无愧地成为抗战时期抗敌水运的中流砥柱。
（一）战略撤退的紧急运输
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政府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大批人员，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民众，前线下来的一批批伤员，还有一大批难民、难童，需要向内地主要是重庆、四川运送；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几百家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和职工也需及时运往重庆、四川。民生公司全体员工一齐动员起来，参加抗战运输，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运往内地。特别是1938年末的宜昌抢运，更是惊心动魄。
1938年上半年，随着战争向长江中游推进，大批的人员和器材撤到宜昌。10月25日武汉沦陷，宜昌危急，而宜昌却堆积有90000吨以上的兵工、航空，重工、轻工业的器材，还滞留有30000多人员，都必须赶在敌人的前头迅速地运走，而此时已临近枯水季节只有40天，按常规运输量，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民生公司制定了“宜渝加速运输的新计划”和“应付特殊局面的运输计划”，对各线船舶的运输任务、安全航行、增加装卸力量、增加装卸货人员和加速船舶修理等，均作了安排。总公司经副襄理及有关主任，还组成了总动员委员会，轮流上船考查监督，并出巡到万县、宜昌等港，加强了对船舶抢运的组织发动工作。
在此基础上，采取分段运输措施。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其他轮船转运到重庆，更轻的和紧要性又次一等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先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充分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入川。
同时，还增加码头设备和装卸力量，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便于指挥轮船安全航行和到港及时装卸。
“采取以上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在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在40天内，便将堆积在宜昌的上海钢厂、航空兵站、技术研究处、炮技处第四库及陕厂、宁厂、巩厂等军工和民用器材共计90000万吨的2/3抢运入川。再过20天，当江水已经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沿江两岸的器材，都已运完，从此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中最紧张的一幕。”
“1939年9月，日军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局势紧张，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及41厂共计30000吨器材和兵工署的41厂之2000吨机材撤退到宜昌，由民生公司轮船抢运入川。1940年上半年，又抢运了16000多吨。1940年6月12日宜昌失守后，在接近敌人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抢运风险很大。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到黎明时即开走，不久便抢运完毕。像这样冒着极大危险抢运的兵工器材，达24800余吨，至此，兵工器材的抢运告一段落。”
“抗战前期（1937~1940年），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各类物资，仅兵工器材即达162800吨，航空油弹器材33500吨，共计196000吨。抢运到后方的这些物资，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建起新的工业基地，生产出必需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民生公司紧张而繁重的抗战抢运，世人作出了高度评价。晏阳初先生誉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徐盈在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二）支援前线的军事抢运
民生公司在抢运后撤人员和物资的同时，还承担了运送壮丁和军用物资出川，支援抗日前线的任务。据《民生公司史》载：
“1937年9月，刘湘率领川军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日，其下属两个纵队，分别在成都和重庆集中，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这时民生公司调集所有轮船，全力以赴，抢运了集中在川东的部队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分别由重庆和万县乘轮出川，奔赴抗日前线。民生公司运送的这批出川部队，参加了南京的保卫战。”
“1938年5月，川军29集团军和30集团军奉命出川抗日，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民生公司便派船从重庆、涪陵、万县，分三路抢运出川。总计运出79674名官兵出川杀敌。”
“1939年9月，民生公司运送出川的部队有川军36军、43军、壮丁12、25大队以及12个补充团，均于10月18日前抢运出川。”
“之后，还运出四川大批补充兵团。计有成茂、建南、叙泸、川北等四个师管区志愿兵团约计20个团。每团官佐102员，士兵2443名，合计约5万多人，均集中重庆，由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
“1941年，民生公司调派30艘船舶，运送出川杀敌之官兵约29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