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朱荻紧张得手发凉，有一种想逃的冲动。
这是一间巨大的病房，十几张病床分两排摆放着。春日的阳光穿过玻璃窗倾泻在雪白的病床上，明亮得有些晃眼。
病房内约有八九个女人，在床上或坐或卧。表情和眼神有看起来都很稚嫩的少女，也有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大部分人在玩手机，也有一两个在轻声呻吟着。
角落里一个年轻女孩捂着嘴巴在打电话，声音虽然压低了，偶尔还是能听见她轻若的笑声和娇斥声。
从女人们的神情来看，都很平静淡然。跟其他病房相比，这里的氛围似乎更加轻松，甚至看不见一般病房常见的忧虑。但在朱荻眼里，这里却弥漫着逼人的阴森和诡异。
靠近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散放着一大叠病历和化验单。一个三十多岁的护士在桌后坐着，正在低头摆弄手机。门楣边挂着一个牌子：“药流观察室”。
“掉出来一块！你看是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捂着肚子从对门厕所走出来，一只手用卫生纸托着血糊糊的一块，递给护士看。
“不是，再等会儿。”护士仔细看了看，面无表情地说。抬头的当儿，护士看到了在门旁站着正往里面窥视的朱荻。
“哎！你是干什么的？不是病人别在这儿待着啊！家属到大厅等着去！”护士严厉地说。
“哦，我是产科陈清如医生的表妹，我找她有事。随便看看，我马上就走。”朱荻赔着笑脸说。
一听是内部人的亲属，护士的表情立马缓和下来。“哦，产科在那边”，她用手指了指，“这会儿陈医生在手术室吧？”
“是的，我等她呢。一会儿就走。”朱荻说。
护士低头看手机，不再理会朱荻。
这时，又有一个女人起床上厕所。
“有东西掉出来一定要接着！千万别掉马桶里了！”护士把目光从手机上拔出来，大声提醒。
很快，女人从厕所出来，手里捧着血糊糊的一块，从朱荻旁边擦身而过。
“这回可能是了。你看，我都看到它的小手了，细细的，是不是？”女人指着手心里的血肉问，声音有些发颤。
朱荻扫了一眼，心一下子抽紧了。这是个刚成形的胚胎，上面有两个黑黑的小点，她猜那可能是胎儿刚开始发育的眼睛。两边有些细细的白线，看起来很像微型的小手。
一股寒意唰地冲上头皮，胃也开始紧缩起来。朱荻忍住恶心和恐惧，迅速转身，逃一样地离开了。
医院门外就是长安街。四月的北京，阳光和煦，春意正浓。道旁的迎春花开得娇黄一片，白玉兰和红玉兰鼓着硕大的花苞，眼看就要绽放。爱美的女孩子已经迫不及待换上短裙，雪白的大腿在带着凉意的春风里招摇。
但春天离朱荻很远。她缓缓走在春风里，满腹心事像一块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在同龄人眼里，朱荻是令人羡慕的。她从小聪明上进，一帮表姐妹兄弟中，她常常是被家长们当作榜样夸奖的那一个。从北京一所大学的新闻专业硕士毕业后，她进了当地一家很有影响的都市报做记者。
工作出色，月薪过万；老公在一家央企做销售主管，年薪三十多万；四岁的女儿聪明可爱——即使是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北京，朱荻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用同学开玩笑的话说，是个典型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但是白骨精也有绕不过去的坎儿。生活富足无忧的朱荻眼下遇见了一件麻烦事——她怀孕了。
对于一个31岁的育龄妇女来说，怀孕生产本是一件自然的事，一件给家庭带来欢喜和盼望的事。但朱荻的麻烦在于，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肚子里怀的是第二胎。
第二胎，在中国算得上一个敏感词。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生育二胎是一个不太敢想的梦。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一道高压线，要触碰它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失业（被开除）、巨额罚款（可能是年收入的5倍甚至10倍）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精神压力。
朱荻这次怀孕纯属意外。过去一个月，是作为记者的朱荻最繁忙的日子。3月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盛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的时间。朱荻因为业务能力强被选为上会记者。从开幕到闭幕，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她早出晚归，中间还在驻地附近的宾馆住了一周。
两会结束后领导安排她休息了一周。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陪女儿悦悦玩耍，照顾她吃喝拉撒上。仔细回想起来，过去一个月过夫妻生活只有两次，也采取了避孕措施，但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这件事如此地突然，让朱荻觉得，自己仿佛被谁暗算了一样。那天早上，手里捏着上面显示两道红杠——早孕阳性的试纸条，她在卫生间里愣了足有十几分钟。
作为一个已经有过一次生育经历的女人，朱荻清楚地知道，怀孕意味着什么。她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越快越好。
其实选择很简单，只有两条路：留下这个孩子，承担相应后果；放弃这个孩子，立刻去医院做流产。
朱荻在心里快速地盘算：如果留下这个孩子，最多能隐瞒到三四个月之后。一旦肚子大起来，她就必须辞职。单位正在争创北京市文明单位，违反计划生育可是一票否决的。报社党委书记早就在精神文明动员大会上说的清清楚楚，“谁让我们丢分，我们就让他走人。”
辞职意味着她要失去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失去上万元的月薪。五万多元的年终奖也要随之放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这还只是第一个代价。生下来之后，带两个孩子的辛劳，朱荻想想头就大了。还有经济压力。女儿悦悦刚上幼儿园两个月。小区内很普通的一个幼儿园，一个月2500元。两个孩子就是5000元啊。上小学的赞助费动不动就要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还有，超生的孩子要想在北京落户，必须先交二三十万元罚款！罚款的同时还有其他处罚，悦悦爸爸也会被单位开除！朱荻摇摇头，不敢想下去了。
放弃这个孩子，却很简单。朱荻的表姐陈清如就是妇产科医生，请她安排好，服几颗流产药片，休息几天，就可以除掉所有的麻烦。
她能这么简单地就做出选择吗？朱荻努力静了静心。正如过去在面对重大选择时一样，她愿意安静下来，仔细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看看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这个新生命带给她的仅仅是麻烦吗？朱荻认为并非如此。她生完悦悦之后，感触非常深。
没结婚之前，母亲为她的婚事忧虑时，常常在她耳边絮叨：“赶紧结婚生孩子。女人啊，就像花一样，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开得更漂亮。要不然，就像花骨朵，光憋着不开，还容易憋出病来呢。”
她曾经对这些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厌烦。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她发现，母亲是对的。
过去，由于受到父母离异的影响，她常常觉得自己是一棵孤芳自赏的兰花，幽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了悦悦之后她的心态一下子变了。过去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对另一个生命爱得这样深厚，这样毫无保留。
她曾经担心有了孩子会失去自我，但做母亲让她开始领会到一种神奇的爱的法则——真正的爱并不会让付出者变得贫乏，反而会更加富有和丰美。
她对生命、对家庭、对丈夫、对工作、对朋友，甚至对陌生人的态度都有了变化，以至于她好像重新活了一回。朋友们也发现，朱荻当了妈妈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更生动、更美丽。
朱荻想起女儿。几个月前的一天，母女俩在小区广场上跟小朋友们嬉戏玩耍。傍晚的时候，孩子们各回各家，渐渐散去。有一个妈妈，拉着五岁的儿子，抱着两岁半的女儿，跟悦悦母女俩道别。朱荻住的小区有上千户，除了两对双胞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只有两家。
那个妈妈带着兄妹俩在夕阳里走回家。哥哥踮起脚伸手在妹妹脸上亲昵地摸了一下，女孩子咯咯地笑出了声。
朱荻欣然地注视着他们亲密的身影，心中一动。紧接着悦悦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妈妈，你看他们，多——幸福啊！”四岁的孩子用拉长的声音来表达她的感受，羡慕地盯着远去的背影。
朱荻大受感动，赶紧蹲下来抱住悦悦。“是很幸福啊。宝贝儿，你也想要个弟弟妹妹吗？”
“当然啦！我现在就想要！”悦悦回答得毫不含糊。
“好啊，那等妈妈跟爸爸商量一下，咱们再要个小弟弟小妹妹吧。”
“太好了！我要有小弟弟了！”悦悦高兴地拉着朱荻的手转起了圈。
话虽然这样说，朱荻更多地把它当成安慰悦悦的戏言，并没有特别在意。没想到，说来就来了。
内心深处，她很想留下这个宝贝，让悦悦有个伴儿，也弥补自己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相伴长大的遗憾。但这个选择真的很难做出。
朱荻把刚才想过的代价又细细地反复捋了几遍，越发觉得留下这个孩子是她几乎无法承受的挑战。而放弃这个孩子，却简单的很。
放弃就是把这个刚成形的胚胎堕掉。堕胎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被社会上上下下广泛接受的控制人口和解决意外怀孕麻烦的方法。中国人很少使用堕胎这个词，只说是“流产”或者干脆直接说“做掉”。在官方统计中，这些堕胎则被称为“节育手术”。
从1971年以来三十多年间，仅仅卫生部官方统计的人工流产就超过三亿例。加上药物流产和未被统计在内的人工流产，数量更加可观。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正如一些男人和女人对流产的论调，“跟得场感冒差不多”，痛一痛麻烦就解除，万事大吉了。
堕胎的方便还在于，除了个别专科医院，中国几乎所有医院都设有计划生育门诊。任何一家综合医院，哪怕是乡镇医院都可以方便地把胎儿“做掉”。在城市，流产的费用甚至可以在妇女的生育保险里报销。
朱荻心乱如麻。她惧怕这个新生命将带来的一系列压力，但是又无法做到心安理得地流掉它。尽管中国每年有上千万胎儿在母腹当中被流掉，朱荻却无法说服自己。那个小东西在她的子宫里已经安了家，要流掉它，朱荻有些不舍。
朱荻曾经流过一次产。那时候她刚结婚不久，对于孕育新生命还没有什么准备。一帮同事相约去坝上骑马，她也兴致勃勃地同去。骑在马背上驰骋草原惊险又刺激，朱荻玩得很爽。但不久她就觉得小腹疼痛，阴道流血。算算日子，她以为是例假来了。等到疼痛愈烈，血也越涌越多，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她才知道自己是流产了。那次流产，她痛苦得几个月没有缓过劲来。
那次是意外流产，她无法选择。而这次不同，选择权在她手里。她能无所谓地放弃这个已经与她血肉相连的小生命吗？
孕育悦悦时，她常上网看胎儿发育的照片。每次看到那些小生命的模样，她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敬畏感。她自认为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在那个时候，她常常会赞叹造物主的奇妙。
孕育生命使她相信，每个生命的出生和死亡都不是偶然，而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对这种力量，尽管她不清楚，但她知道不能漠视。她珍爱腹中的这个小生命。而流产观察室的一幕更使她惧怕，她本能地要逃避。
更让朱荻觉得有点盼望的是，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提出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和提案。
如果政策真的能改变，她这个小宝贝来的不正是时候吗？但政策果真能这么快就改变吗？
朱荻正在长安街边左思右想、苦苦纠结时，手机响了。是表姐陈清如打来的。“喂！小荻，你跑哪儿去了？”
知道怀孕后，朱荻立刻给表姐打了个电话。陈清如是北京长青妇产医院的产科医生。她让朱荻先来医院检查，确定怀孕之后再说。没想到在朱荻到达医院之前，一个产妇提前破水，陈清如去产房了。而朱荻在等待陈清如时，溜到隔壁流产病房参观了一圈，结果是吓得逃走了。
“让你来找我，你没事往那儿跑什么啊？别说你受不了，有的新护士都得适应几周。想当年我也是被吓得跑产科了嘛。”陈清如说。
“我以前还真没发现，你们产房跟他们离这么近。真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啊。”朱荻生悦悦就是陈清如接的生，那时候她是一个幸福的产妇，全然没有注意到，产科病房的另一侧就是流产病房。
“呵呵，好了，说说你自己吧，准备怎么办？要不要？”
“姐，我还是挺想留下这个孩子。不过不知道志明什么态度。他这两天出差呢，怀孕的事我还没给他说，等他星期天回来再说吧。”
“好吧。你自己拿主意。不要的话就赶紧来做掉，越拖对身体伤害越大。”
“知道了。明天聚会你得回家吧？上次你就没回。这回志明出差了，我带悦悦去。”
“回啊，我今晚就回。上次不是因为有个难产吗？要是没啥事，我哪敢不回家，我妈还不骂死我。”
“好吧，明天见面再说。对了，姐，我这个事，先保密啊，别告诉家里。特别是我妈。我跟志明好好商量商量再定。”朱荻叮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