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与判断，特别是时代观的确立，是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的前提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并科学地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大问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新判断。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小平审时度势，首先判定了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做出了在较长的时间内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重要论断。他认为，制约战争的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与核战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打不起来，“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已取代战争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其次，小平强调发展问题是个核心问题。世界各国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迫切地要求集中精力发展民族经济，努力增强综合国力。但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而发展中国家却变得愈来愈穷，即发展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了。
对于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理解有三个紧密联系的基本点：第一，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个再发展的问题；和平也不只是少数国家的责任，而是各国人民的强烈需求、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事关全局，如此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第二，发展需要和平，和平促进发展。发展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建设的因素上升，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第三，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靠维护和平；解决南北矛盾，促进发展。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这一时代主题观的确立，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将我国国家利益作为制定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国际事务中，一切都要服务和服从于有效维护与全面增进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原则”，“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要利用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全面增进我国的经济利益，并且有效地维护与增进我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与文化利益。中国奉行国家利益第一的原则，但中国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着眼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就可以求同存异，促进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友好合作，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的局面。
为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对战争的根源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明确的分析和区分。他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他还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但并不等于要以消灭帝国主义国家为前提和条件。“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正式形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烙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在政治事务上，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随意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在经济领域，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不公平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从各方面阻碍与限制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北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发展问题不但没有随着世界财富总量的增多而解决，而是越来越严重。基于此，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国才能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国际战略安全观的核心就是争取一个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他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提出中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对外政策。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我国重视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对于现存的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我国历来主张根据不同情况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同印度存在的领土边界争端，我国主张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谈判解决划分边界问题；对于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存在的领土和领海争端，邓小平提出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基础上加以解决。主张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针对存在国际争端的实际，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途径：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
同时，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关系，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开展对外工作的立足点，是我们的盟友。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时，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了我们，因此，理所当然地“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时要积极调整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寻找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也要充分尊重对方的切身利益，并且不计较历史恩怨。但是必须明确一点，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干涉中国内政，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国家利益，插手“台湾问题”，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那是决不能允许的。
（四）正确评估我国战略实力，做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世界利益的多极分配，意味着决定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更多，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趋势日渐增强，也意味着对少数国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牵制力增强，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无论是几极，“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永远不称霸，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关心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反，中国坚持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对国际事务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坚持为捍卫与促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中国经济越发展，军事力量越壮大，国家综合国力越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相应提高，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力量就会越强大，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会更快地确立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安全观是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己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对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有着前瞻性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的总谋划和总指导。说到底所有的政策、战略都是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服务的，最终“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安全观的本质，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以中苏关系为切点
周延胜中苏关系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对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的关系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一些外交原则，但在更大程度上，邓小平显示了他独特的国家利益观。已有的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论述，一般停留在国际关系的宏观层面上，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着重以中苏关系为切点，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作一分析。
（一）
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最先涉足外交事务就是从中苏关系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从此参与了中苏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领导成员，先后七次访问苏联，期间许多次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所谓的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及随后的中苏论战中，邓小平都是重要的主持者和执行者，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毛泽东外交思路的主导下，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利益观，其外交理念有一个逐步定型的过程。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来看中苏关系较多，经常强调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团结一致，这种一致首先表现为以苏联为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中心，中国应当维护苏联的威信，在一定时期内，意识形态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加之新中国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需要迫切的、现实的外援，中央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的一面。
这种特殊条件下的中苏关系，使得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在此后的岁月里，苏共对中共的内外政策横加指责，这不仅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而且遭到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共产党的反对。中苏两党后来的争执实质上就是控制与反控制之争、苏联谋求霸权主义利益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之争。正如邓小平总结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认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政党关系同国家关系一样，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
不平等导致了两党的分裂，所以中苏关系是分裂在前而论战在后，是分裂导致了论战而不是论战导致了分裂。中苏论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之争，两国间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执与中苏此前蜜月时期的七八年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性质也严重得多了，矛盾和争执已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内部的争论已演变成公开的争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关系不可能不受影响。到1959年底，彼此间的恶感已大大加深，对立情绪日趋严重，两国领导人很难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并且，中苏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升级，而且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致使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坚决维护党的形象和国家利益，这是他国家利益观酝酿的重要时期。
邓小平参与了中共中央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大决策和中苏论战文稿的起草。
邓小平也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与赫鲁晓夫进行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中苏斗争中，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没有屈服于苏共的压力，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理直气壮地对苏联做出的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抵制，始终坚持此原则，维护了党的独立性。
在多种外交场合，邓小平都严正指出苏联的错误立场。1960年9月17日至23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共运等问题阐述了自己原则立场，殷切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关系，不应当将党的原则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在这里是明确区分的。1963年7月5日至2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会谈，严正指出，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的和支援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则，他强调，关系准则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内政。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及中苏关系，说穿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到他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
邓小平的对苏斗争态度无疑是受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的巨大影响，并与其一脉相承。由于在中苏论战时的出色表现，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为他在文革后期复出并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外交事务奠定了基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