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第一个年头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在纽约双日出版社编辑办公室中，年轻的编辑和小说家法兰克·诺利斯正忙着审阅手头上的书稿。突然，办公室的那扇玻璃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汉。诺利斯抬起头来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此人看上去年龄有三十岁左右，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个子高大得近乎有些笨拙，第一眼就可以发现在他身上还残留着明显的乡下农民粗犷的痕迹；表情十分认真，偶尔露出一丝羞涩的笑容，颇有一点迷人的味道。他穿着虽然陈旧却很利落、干净，腋下夹着一包东西。
“先生，您找？”法兰克温和地先开了口。
“您可是诺利斯先生？”陌生人微微地涨红着脸问道。
“我就是，请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诺利斯一边说一边示意客人坐下来，他的目光还在打量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心里在嘀咕着：可能又是一个无名的作者送稿子来了！
诺利斯猜得不错，只见陌生人将腋下夹着的一包东西轻轻地放在诺利斯的办公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一层旧报纸，露出来的正是一大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说稿，稿子的首页上用工整而又显得粗糙的字体写着小说的标题：嘉莉妹妹。下面的署名是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名字--西奥多·德莱塞。
不错，此人就是德莱塞，这位未来的美国的著名小说家，在一九零零年，就这样踏着鲁莽的脚步，走进文学圣殿的大门，并且将要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实践中，证明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文学巨匠。从文学生涯来说，一九零零年仅仅是德莱塞发端的第一步，然而从人生的意义上说来，他已经是一个饱览人间沧桑的成年人了。
苦难的家庭
在美国靠近密执安湖的印第安纳州，有一座名字叫特尔哈特的小村镇，镇上有一户十几年前从德国移居来的人家，主人叫约翰·保罗·德莱塞。他是破产的毛纺工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年为了逃避兵役才从德国只身来到美国。成家之后，尽管他百般劳累，却依然家境清贫，生活很苦，可是他从未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
约翰·德莱塞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并不景气的社会经济中，他挣扎着，支撑着，无论如何，一家老小十一张嘴巴都要吃饭哪！然而，万能的上帝并没有因为老德莱塞的忠心耿耿而恩赐给他以安宁与幸福，反而在这紧要的当口又来找他的麻烦了--他的能干的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已经是他的第九个孩子了。老德莱塞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看着这个呱呱落地的方头大脸的婴儿，耸耸肩膀苦笑了一声。他为这孩子取了个古怪的教名：THEODORE，这一天日历上写着：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西奥多·德莱塞就是在这个并不受欢迎的时刻降生到这个贫寒的家庭里。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一个有一大群孩子而又贫困的人家，这个最小孩子的童年生活，他的健康、发育和教育是不可能受到重视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西奥多的父亲是一个脾气固执和暴躁的人，生活的重担多年来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少好感，因而对这个不识时务地来到他家的小儿子也没有好印象，他厌恶这个孩子，常常无缘无故地训斥他，这使得小德莱塞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德莱塞后来曾这样描写过父亲：“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比他更狭窄、更顽固的教徒，也没看见过一个在他那种狭窄的作风下更温和更慈爱的教徒了。”但是，小德莱塞在家中毕竟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和感情的庇护所，这就是他的母亲。
西奥多的母亲出身于俄亥俄州一个农民的家庭，她生性善良，用德莱塞的话来说，是“一个快乐而对前途老是怀着希望的人，有一颗坦直、没有受到什么教育而老是在理想与梦幻中打滚的心灵。”她虽然不识字，但懂得许多道理，特别是在生活艰难的年代里，知道如何用母爱去安抚孩子们，使他们尽可能地得到温暖，这一点对西奥多来说尤为重要。他的出生绝非是他的错，父亲的冷漠使他难受，如今能在母亲的怀抱里享受到一点天伦之乐，这是多么珍贵和令人欣慰啊！后来，每当西奥多回忆起他的母亲时，总是怀着一种深厚的、由衷的爱，这种感情常常不由自主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
虽说人们并不知道多少这位俄亥俄州农民女儿的生活经历，然而，假如我们把《珍妮姑娘》中珍妮母亲的形象看成是德莱塞心目中母亲的影子，恐怕并非是牵强附会吧！
老德莱塞经常失业，全家老少往往要依靠母亲给人洗衣服、当帮工来勉强维持生活。为了让一家人都能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四处栖身：父亲带着三个姐姐到城市里去寻找职业，母亲则拖着几个小的孩子住在生活费用低的小镇上，还有几个孩子只好寄养在亲友家中。德莱塞清楚地记得他在小时候是怎样光着脚丫在铁路两边捡煤渣，他是如何怀着痛苦的心情得知他的姐姐遭到有钱男人糟蹋的消息，他热爱终生勤劳而倍受苦难的母亲，他也怜悯被贫困压得精神麻木的父亲。这一切都牢牢地铭刻在德莱塞的头脑里，成为他日后同情弱者、反抗压迫的思想基础。正如他在自传《曙光》（1931）中所写的那样：“就在这个极易受到感染的时期，我感到了我家的贫穷、失败和不幸？同样，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幸，都足以使我在思想感情上感到和肉体疼痛一样的悲哀，我总会感到无比的压抑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脱这种贫穷或苦难。”
德莱塞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度过的。他随着家庭频繁的迁居和奔波，先后在印第安纳州的几个城镇里断断续续地念完了小学和两年中学。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他的父亲告诉他，无法再供他上学了，他只能准备用自己的双手去养活自己了。小德莱塞是多么喜欢念书啊，眼看着要与老师、同学分别了，他痛苦得流下眼泪。
就在十六岁的那一年，德莱塞终于被迫离开了学校。他在紧张、纷乱的美国社会中茫茫回顾，出路在何方？前途是什么？谁也无法替他解答这个问题。怀着一种迷惘的、朦胧的意识，德莱塞决心到社会中去闯出一条路子来。
他，一个出身贫寒，受教育不多的青年，就是这样怀着求生的意志，带着探寻的目光，走到社会的激流中来了。
走向生活
大约在一八八七年到一八八八年之间，德莱塞带着一股盲目的信念只身来到美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芝加哥，他梦想在这里改变多年的窘迫生活，能够得到“财富”、“势力”、“大厦”和“美人”，可是迎接这个年轻追求者的，却依旧是艰难和困苦。
德莱塞先在一家五金店里当学徒，每周薪水只有五块钱。后来，他先后干过洗碗碟、擦炉子、开卡车、当跑街等活计，辛苦的劳作仅仅能养活自己。
然而，最使德莱塞痛苦的还是他的求知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因为他多么向往着能上学读书，在知识的海洋里去寻宝藏。就在德莱塞感到求学无望的时刻，偶然的机遇突然地降临了，德莱塞在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了中学时候教过他的一位老师--菲尔婷小姐，这位女教师认为德莱塞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如今看到他为谋生而奔波，感到非常痛惜。于是，菲尔婷小姐毅然地资助他进了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这是德莱塞离家出走来到芝加哥两年以后的事了。
进大学，对德莱塞说来，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知道自己能走进大学的门槛是十分不易的，为了报答老师的情意和追求自己的前程，他决心刻苦读书。可是，道路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平坦，他周围接连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的梦想，他只念了一年大学，就不得不离开它，重新回到了芝加哥，挣扎在饥饿线上。他只能在混浊的美国社会里去“攻读”他的“人生大学”了。
重新回到芝加哥以后，德莱塞先后在房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伙计，按照用户的地址，挨家挨户地去收款。这种生活的体验，使他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几年来他所目睹的一切，粉碎了以往许多美妙的幻想，他渐渐地看透了这个社会的真面目，而对资产阶级舆论的虚假宣传产生了空前的反感。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也为了摆脱给老板当走卒的狭小天地，德莱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这种愿望又一次意外地得到了实现。
一八九二年，芝加哥《环球报》举行社会学论文应征，德莱塞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写了一篇论社会改革的文章投给了报社，结果被选中了。该报的总编辑很欣赏这位青年作者的笔力，于是，德莱塞被《环球报》聘请为旅行记者。就这样，二十一岁的德莱塞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对他来说是十分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生活。
为美国照像
德莱塞当了新闻记者之后，他常常来往于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几个城市之间，为《环球报》和其他报刊撰写新闻稿。过了两年的记者生活，德莱塞发现自己的想法又错了。这是因为，当报社的雇员，该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得听从老板的安排。德莱塞感到，当一名记者是无法为社会提供公正舆论的，因此，他决定辞职。
一八九四年，德莱塞来到纽约。德莱塞充满激情和新的希望，试图通过解剖纽约来深化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当时，他的一个哥哥保尔·德莱塞在纽约的魏伯西乐队担任作曲，在保尔的帮助下，德莱塞成为一名给杂志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一八九八年，他与一位在圣路易斯结识的女子苏拉·怀特结了婚。据说由于两人性情不合，德莱塞在婚后不久便同妻子分居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怀特去世才告结束。
德莱塞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当他还在求学期间，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就支配了他。来到纽约以后，一方面，他继续追随着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理论观点，他把斯宾塞反动的“生物社会学”和达尔文进步的“生物进化论”搅拌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社会对人的思想和机体，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所具有的极大腐蚀性。此刻，在他的脑海中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揭露这个社会的本质，描绘出人们在社会中挣扎、角逐、堕落的面目呢？他最后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式：写小说。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天，德莱塞开始动笔，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一九零零年五月，他写完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这就是本书开头所写到的、他郑重其事地交给法兰克·诺利斯的那部小说--《嘉莉妹妹》。
《嘉莉妹妹》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德莱塞自己家庭的往事，甚至可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嘉洛林·米贝的形象就是以德莱塞的一个姐姐为模特儿的。嘉莉妹妹在小说中的经历也是以他的这个姐姐的冒险生涯为依据的。一个出身乡村的纯洁女子，由于经受不了生活的压迫，为了追求幻想中的“幸福”，终于陷入了黑世界的泥潭，成为社会的牺牲品。这就是《嘉莉妹妹》所描述的故事--一个在美国司空见惯的悲剧。德莱塞企图通过这个典型，为美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作一个记录。正如他在《〈嘉莉妹妹〉初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当初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主要是要为我所感兴趣的期刊作些文章。但是因为没有当时通俗杂志连篇累牍的‘愉快’故事可写，就写不成功。我自己生活的反映又恰好正面反对当时的小说。于是转而从事长篇的写作？”很清楚，这部小说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愉快”故事而写的，它当然是不愉快的故事。
《嘉莉妹妹》的出现，受到资产阶级的冷遇。小说定稿之后，德莱塞先送给一位在《哈泼杂志》当编辑的亨利·阿尔登先生。阿尔登先生看完稿子之后表示可以将稿子转给哈泼兄弟出版社试试看，但他同时提醒德莱塞不要抱过多的希望，因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美国当时的一般心理，对于生活的任何真实的解释都是极其不信任的。果然不出阿尔登所料，三个星期后，书稿被退回来。德莱塞在苦闷之中，蓦地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在双日出版社任编审工作的小说家法兰克·诺利斯。
被誉为美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作家之一的法兰克·诺利斯可谓慧眼独具，他在这部小说中发现了新意和作者的才华。他把小说热情地推荐给双日出版社的老板道蒲台·贝奇先生。几周以后，德莱塞和双日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可以想见，当时德莱塞是何等兴奋，眼看他的第一部小说就要出版了，他激动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严酷的考验
就在《嘉莉妹妹》付印期间，却传来了道蒲台·贝奇太太的禁令。这位致力于道德改造的女社会活动家，看了小说的原稿之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本书触及了某些人的痛处，因而认为这是一部有伤风化的邪恶小说，坚决要求丈夫停止出版这本书。诺利斯气愤已极，他叫德莱塞去找老板打官司，要求出版社执行合同。道蒲台·贝奇先生终于屈服于夫人的压力，他虽然将小说印出来，也付给了德莱塞稿费，但是却将所有印出来的书统统送进了地下室。
据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嘉莉妹妹》在当时只卖掉四百五十六册；德莱塞自己说一本也没有卖出过；诺利斯则说大约有百把本分送给了一些书刊评论家。不管哪种说法是准确的，反正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德莱塞刚刚踏入文坛，希望用自己的笔写出社会的真实画面，便遇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当头一棒。不仅如此，德莱塞还由于写了这本书，遭致各方面的压力，有人在报上写文章骂他，那些道貌岸然的评论家讥笑他，还有一个叫什么“消灭罪恶协会”的组织居然要对德莱塞提出控告。
在强大的对手和压力面前，德莱塞几乎有些招架不住了，诺利斯的热心帮助和几位英国青年作家的助威呐喊都无济于事。德莱塞忍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虚脱，他精神恍惚地躲到纽约东部布鲁克林的贫民窟里几乎饿死。后来多亏哥哥保尔把他救了。这次惨痛的失败，使德莱塞再次尝到了资产阶级铁蹄的苦头。《嘉莉妹妹》只不过稍稍触及了美国社会的疮疤，就横遭祸殃。
看来，还是那位阿尔登先生说得对：在美国，对生活是不许作任何真实的解释的。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德莱塞给几家杂志社当编辑，固定的收入，使他的生活趋于稳定。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股压抑的情绪笼罩着。他的工作迫使他不断地观察生活，观察得越深越使他对生活、对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德莱塞说来，扼杀《嘉莉妹妹》这口气一直没有出，他决意要寻找时机狠狠地反击。德莱塞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悲愤地说：
“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决不出卖良心去取悦统治者，而“宁愿饿着肚子跑到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这样坚定的信念促使他去写第二部小说《珍妮姑娘》，德莱塞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表明：他没有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要斗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