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少报刊辟专栏讨论长篇小说创作问题，广大读者期待第二个十年出现更多更长篇小说力作。这种关注、讨论和期待无疑将促使长篇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长篇小说创作要进一步突破和提高，要出现更多的力作，更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问题，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于创作主体的矛盾是应该首先受到注意的。
一、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与生活积累、艺术功力的不足。现代或当代的史诗，是这样的作品：能够再现某一阶段的社会历史面貌，能够表现比较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具有比较宏伟的结构和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注意创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等等。别林斯基把长篇小说称为“时代的史诗”，我以为，主要指的是长篇小说具有反映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全貌，能够艺术地概括再现一个时代和创造能够折射一个时代的艺术典型这种艺术功能。史诗应该是长篇小说中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一类。不应把史诗意识理解为文学甘作历史附庸的一种文化意识。不错，在中国历史上，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文学曾附庸于历史和哲学，但作为当代的史诗意识，都不是这种历史的延续。另外，在文学呈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态势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把史诗作为长篇小说创作唯一的最高的艺术追求，全景式的史诗型的作品也不是当代长篇小说唯一的范式。但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史诗意识的强化，毕竟既表明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增强，也显示了作家多样化的追求。史诗意识的强化对于诞生长篇力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长篇力作不多，问题不在于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而在于作家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的不足，在于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同他们生活的积累、艺术功力不足所造成的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两种情形：第一种，作家具有较强的史诗意识，作品从结构到反映的生活面，也具有史诗的规模，但由于作家的生活积累不足，或者对生活缺乏较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评价，因此作品显得徒具史诗规模而缺乏史诗的品格和史诗的审美效应。柯云路的《京都》，是力图写成扫描变革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各种人物心态的史诗性的作品的。作者有很强的史诗意识，也有相当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因此，从第一部《夜与昼》看来，不仅具有史诗的规模，而且具有某些史诗的品格和审美效应。但是读了第二部《衰与荣》就有点失望了，问题不出在作者史诗意识强化上，而是出在生活积累不足与不断强化的史诗意识的矛盾上。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要保持原有的宏伟的结构，要继续扫描京都在变革时代的风云和各种人物的心态，但由于几年之间就要完成那么两部宏伟的作品，作者的生活积累有点不够用了，于是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或者“拾到篮里的都是菜”了，有些社会新闻一经作者捕捉到，就写进作品里，这一方面可以看到作者的敏锐，但同时也显示出作者生活积累的不足。唯其如此，这部作品就有些外表宏阔而内里空疏了。朱春雨的《橄榄》，也有类似的问题。这部作品，交织着四个国家的四个家庭的命运，涉及当今世界上的种种问题，表现出一种“星球意识”或人类意识，结构和艺术四维空间都是相当恢宏的，但是由于作者并不熟悉这四个国度的生活，生活积累不足，也显得内力空疏，文笔上缺乏游刃有余的史诗风度。
另一种情形是：作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也力图写成史诗性的作品，但是缺乏较高的艺术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于是写得枝枝蔓蔓，内容芜杂而平实，有的是纲不举目不张（线索虽多，总连不起来），有的是瑕掩了瑜（有些枝蔓丛生的篇章掩盖了具有华彩的篇章）。这类作品，也大多是几卷本，但大都难以卒读。比起《京都》、《橄榄》这样尚属优秀的篇什来，这类平庸之作较多，问题也就更大了。
二、生活的急剧变化、纷纭复杂与作家思维的定型化。这是存在于创作主体的另一个突出的矛盾。作家面对的生活，无论是逝去的生活（历史），还是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生活（现实），都是纷纭复杂的。有的历史，披盖着种种云霭雾障，难以识其“庐山真面目”；有的现实生活，矛盾纵横交错，难以理清来潮与走向。这都需要作家以“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以穿透生活迷雾的慧眼，去认识逝去的历史真面目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对生活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独特的评价，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长篇小说反映的往往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全貌，因此，就要求作家从总体上把握生活，写出生活的纷纭复杂及其来潮走向。但是，大部分长篇小说作家还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受到种种影响，思维趋于定型化，总是以一种“一体两极”的思维模式或别的定型的思维模式来观照生活和表现生活，因此，不管多么复杂，多么鲜活的生活一纳入他们定型的思维模式，就变成简单、纯净和模式化的艺术世界了。这种用定型的思维模式化的创造倾向，乃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长篇小说创作需要突破的一个关隘。例如一些农民起义和帝王生活的作品，这种模式化的倾向就尤其突出。写农民战争，只写官逼民反，只写农民起义的积极性，很少触及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悲剧性，更少触及农民起义领袖复杂性格的各个侧面，这是因为作家们用的都是同一把历史主义的尺度来剪裁纷纭复杂的历史。描写帝王宫闱生活的历史小说逐渐多起来了，也大都存在模式化这种问题。在一些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这种“一体两极”的思维模式表现得更为突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总是区分得泾渭分明，作家们歌颂与揭露的态度也都十分鲜明，因此写反革命营垒，总是尽量丑化，写反面人物，大多脸谱化或漫画化，而写革命营垒，又大都纯净化和理想化，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模式化的套套。我以为这是革命历史题材“五老峰”问题“老”的关键所在。其实，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眼可以看清的。近年来，出现了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和赵蔚的《长征风云》，对于这两个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突破性的表现，表明作家正在突破原有的“一体两极”的思维模式，使作品有了新的面貌，也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但是，就大部分作品而言，则还看不出这种突破，而就这两部作品而言，这种突破也是初步的。近年来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也出现了模式化的问题，这也同作家思维定型化有关。本来，改革时代的现实生活是瞬息万变，丰富多彩的，但是如果用一定的模式来套它，也必然变得灰色而没有生气。浩然的《苍生》，写田家庄的改革，写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命运，反映农村的改革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因而受到注意；但由于作者仍然用“一体两极”的思维模式描写农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处处加以对比，诸如田家庄与迁建队（红旗大队）之比，邱志国与窦云鹏之比，田成业一家同老地主巴福来一家之比，等等，有些比较显得生硬，使这部生活气息较浓的作品仍然没有打破某些变现改革的模式，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自然也就受到影响。由此即可见出作家定型的思维模式对其创作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三、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的建立与作家创作中主观随意性的泛滥。这是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的另一个突出的矛盾。浏览一下一年多来各报刊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和笔谈，可以发现：人们正在呼吁建立长篇小说的文体范式，也就是建立长篇小说文体的美学规范。这当然是需要的。其实，长篇小说的文体范式，由于中外作家的艺术经验的积累，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不然怎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呢？问题是在于这种文体范式的认识和进一步丰富它，完善它。不少作家过分强调主观随意性在创作中的作用，于是造成主观随意性的泛滥，而这种泛滥的结果是对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的破坏。当然，长篇小说的文体范式作为一种文体的客观美学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作家们在创作中有些主观随意的发挥，也属正常的现象；但是，必须看到，如果过分夸大主观随意性在创作中的作用，不遵守一定的文体的美学规范，不注意艺术节制，一味地“随意”下去，造成一种艺术描写的狂滥，甚至造成对一定的文体范式的破坏，那就是不可取的了。我们从近年来的长篇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从结构、人物描写、议论插笔到风俗描写，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已经造成对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的不同程度的破坏，也影响到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水平的提高。这种随意性的表现，至少可以看作作家文体美学意识的薄弱，也可以看作是作家艺术功力的不足。
198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