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希望美国客人能参观长脚村的教堂，我想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在这样一个边远山区的寨子，贫穷的布依族村民们能够自由地信奉上帝，这不正好说明我国宪法赋予老百姓宗教信仰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吗？这不正是向西方人宣传中国宗教自由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吗？
而实际上我不断地被告诫：“安排美国人参观长脚村小学可以，但是不能参观教堂。”每当美国客人向村子里走去，就有当地干部来提醒陪同阻止客人继续前行。当地干部不希望美国客人看到教堂，美国代表团访问长脚村时，教堂大多情况下都上了锁。我们不让美国客人察觉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每次都是说时间来不及了，必须离开到下一个旅游景点参观。
美国代表团参观长脚村都是经过当地政府批准的。
2007年9月2日长脚村小学开学时，我们捐款修建的教学楼也基本完成。正好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贵阳访问，我们特意安排代表团参加长脚村的开学典礼。“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的副总裁专程前来祝贺并给每个小学生带来一个装满文具的文具盒。欣欣翼翔和贵阳市的热心市民也捐献了文具、体育用品、图书和书柜。这次活动是当地政府安排的，一切都很顺利。
2007年10月14日长脚村小学教学楼竣工使用，正好又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贵阳访问。我们又安排了代表团访问长脚村小学，我亲自飞到贵阳加入代表团访问长脚村。
欣欣翼翔在贵州的接待社这次没有通过地方政府就直接安排代表团参观长脚村，而我一点不知情。
由于没有政府的参与，老百姓无拘无束。长脚村小学校园内外，美国客人与村民和孩子打成一片，手拉着手热烈地交谈着，他们用肢体语言和笑容沟通，我们的导游根本插不上嘴。好多老乡讲的是布依族语言，导游也听不懂。
正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女乡长来了，乡民宗局的女官员来了，警察骑着摩托车来了。
乡民宗局官员问我是不是负责人，她一脸惊恐，不断地说：“要出事！要出事！”
我问她：“要出什么事？”
女官员：“老百姓与外国人接触太密切了，要出事！”
官员们训斥老实木讷的长脚村小学校长。我赶紧解释，这件事情和校长没有任何关系。
旁边的老乡议论纷纷，对我们的陪同说：“这些乡干部自己没有捞到好处，所以来找碴儿。”
我们的干部给老乡留下这样的印象，也是挺可悲的。
我不能指望一个偏僻地区的政府官员在理解和执行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没有偏差，何况我们的地方接待社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想息事宁人，就赶紧招呼美国人上车。
我低声对女官员说：“请放松您的表情，笑一下，否则会让美国人产生疑惑。”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察觉了，问：“警察来干什么？”
我：“为了我们的安全。因为这里毕竟是边远山区。”
公平地说，警察表现很好，非常文明。只是在一旁站着，没有任何的行动，表情也很放松。
全体美国人都上车了。贵州接待社的导游与女乡长在车前面争执起来了，声音越来越大。
我上前阻止：“你们这样做，给外国人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是否能让客人先走，我留下来解决问题。”
陪同带领美国客人离开了长脚村，我留下来了。
我与乡长及警察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一再向乡长赔礼道歉，态度极其的谦卑。我承认没有按程序通报，私自带美国人参观长脚村小学，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是极端错误的。
女乡长说：“导游还与我争论，我可以让警察将他抓起来。”
我：“对！对！感谢你对导游的宽容。我一定向他的领导汇报，严肃批评。”
我事后对导游说：“你自己没有按照规矩办事，不赔礼道歉，还居然与政府官员争吵。”
回到北京，我又给乡长写了一封长信赔礼道歉。
后来，我们安排美国代表团到长脚村小学访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拒绝。欣欣翼翔和“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持续捐助长脚村小学的计划也得不到有效落实。
个别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将酒店中一次性的牙刷、肥皂等当做礼物送给学生。这件事情也被当地政府作为拒绝美国团访问的理由。我们已经代表美国方面赔礼道歉好几次了，并且教育美国客人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
村里有个天主教堂是当地政府让外国人来参观的最大顾虑，这种顾虑也是有原因的。据说有西方人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跑到贵州的农村径直闯入学校去传教，给当地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
还有西方人打着捐赠的旗号来宣传宗教，所以外国人的捐赠也不是随便能接受的。我原来对此不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国外的捐赠这样谨慎，听了女乡长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据长脚村小学反映：美国客人送给学校的T恤衫被乡政府拿去检查，看看T恤衫上的标志有什么政治含义。
西方人强迫性地到中国传教的做法很让中国政府反感，这与中国历史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很坏的作用。比如，传教士参与了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烧杀掠抢和疯狂洗劫，烧毁了圆明园，被中国人视为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无论西方人是否接受中国的宪法，既然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你就必须遵守中国的宪法。
贵州也有开明的领导对正常的中外交流活动非常支持。贵州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我说：“这是好事啊。我们天天对外说中国宗教自由，让西方人了解在贵州这样偏僻的农村都有天主教堂，不正是说明中国宗教信仰的自由吗？”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官员对西方人来长脚村访问和捐助仍然持消极态度，以至于我做出暂时不再推动贵州旅游的决定。
我虽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一个原则。对宗教，可以不信，但不可以亵渎。无论别人有什么宗教信仰，只要不是邪教，我从来都不会说不敬的话。
我们家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亲人。奶奶活着的时候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几个姑姑都是基督教，他们充分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问父亲关于奶奶信教的来由，了解到基督教不是奶奶的第一个信仰。解放前，奶奶曾经带领全家信奉一贯道。当时家里很穷，养育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爷爷又抽大烟上瘾，三番五次戒不了，可以想象奶奶多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奶奶居住在东北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其他任何宗教的渗透，奶奶没有其他选择。同村一个邻居从外地带来一贯道，影响了奶奶，奶奶带领一家人每天在家里偷偷摸摸地念经。一贯道的性质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一贯道主张吃素，奶奶就带领全家吃素。吃素对于这个贫穷的家庭显然是一个解脱，反正也吃不起荤。
解放初期，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一贯道是一个邪教组织，就劝阻奶奶和全家人放弃信仰一贯道。奶奶开始比较固执，不愿意放弃。父亲告诉奶奶一贯道是与共产党作对的，奶奶立刻想通了。奶奶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帮助爷爷戒了大烟，奶奶一辈子逢人就说共产党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
奶奶信奉基督教时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了，奶奶住在丹东大姑家，每个礼拜天与大姑一起上教堂。
我出生后一年就离开了东北老家，此后与奶奶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奶奶在一个大家庭中德高望重，在村里有口皆碑。前面文章中讲到过家中发生的不幸故事和奶奶的坎坷经历。奶奶的坚强给全家树立了榜样，而奶奶真正在思想上解脱了痛苦是在信奉基督教以后。奶奶信教后变得非常开朗和超脱，一再表示不怕死，死后会上天堂。奶奶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但她不强迫别人信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回东北老家探亲，奶奶特别和蔼地轻言细语地问我为什么不信教。奶奶说信教好，一人信教，全家受益。奶奶活到九十八岁，过生日的那天，奶奶坐在炕上，身上盖着我托父母带回去的一条红色薄毯，儿孙绕膝，特别有福相。生日过后不久，奶奶就安静地走了。自从奶奶走后，我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总有一个灵魂在保佑我。
我个人认为宗教信仰对实现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帮助。2009年7月我带领儿子去美国盐湖城开会，感受了那个城市的友好和和谐，和其他美国城市不一样。儿子深有同感，他练习散打，在人生地不熟的盐湖城寻找健身俱乐部，得到不少陌生人的帮助。一位出租司机还免费送他到健身俱乐部。据互联网信息，盐湖城超过半数的人信仰摩门教，是美国犯罪率和离婚率最低的大城市。
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宗教促进和谐”。作为一个暂时没有宗教信仰的老百姓，我期盼中国的宗教氛围能够越来越轻松，真心希望宗教信仰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我是格格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受人羡慕的，很多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我遇到一些对中国有极端偏见的西方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受歧视受迫害的。当我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少数民族时，他们的眼睛都瞪大了。
我是满族，并且特别高兴说我是少数民族，总对别人说我是“格格”。
在一次国际大会上发言，我说中国人都羡慕少数民族身份，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看到听众迷惑不解的眼神，我说中国夫妇俩如果其中一个是少数民族，他们孩子的民族一般都选择少数民族而不是汉族。我儿子的民族就是随我，是满族，而不是随他爸爸的汉族。
我们满族有一千多万人口。我的弟妹是苗族，苗族的人口不到一百万。我弟弟是满族，弟妹是苗族，他们的女儿刘红叶可以随爸爸或妈妈的民族。我极力主张刘红叶随弟妹的民族，可是刘红叶非要随爸爸的民族。我说满族人口太多了，没有意思，苗族多好！刘红叶说贵州满族少苗族多，满族比苗族金贵。
实际上，满族和苗族都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按人口排列汉族、壮族、满族、回族，后面就是苗族了。一些西方人只知道中国有藏族和维吾尔族，却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遍及中国大地。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得很少，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西方媒体说的藏独和疆独那些事情。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允许保存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字、历史，受汉族的迫害等等。而实际上，在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一家，少数民族和汉族命运是一样的。少数民族受苦的时候，汉族也在受苦；少数民族幸福的时候，汉族也在幸福。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挨饿的时候大家都挨饿，贫穷的时候大家都贫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躲得过，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沐浴过。国家对五十六个民族没有厚此薄彼，国家兴，五十六个民族则兴；国家衰，五十六个民族则衰。五十六个民族都在一条船上，共同享受正确决策带来的利益，共同遭遇错误决策带来的灾难。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认为中国无论哪个民族都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远没有达到理想化的程度。然而，中国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政府对待一些政治事件所采取的方式，但没有人会赞成藏独或疆独，没有人会赞成祖国分裂。
从我出生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西藏和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相信藏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希望幸福、稳定地生活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充分地享受民主和自由。中国政府要做的是怎样给予老百姓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和谐的日子。
2010年在我公司年会上，我请来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做有关中国宗教知识的讲座。我请了几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参加，并且专门给他们配了同声传译。这个政府官员非常幽默，用轻松调侃的话语将一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解释得很让人信服，给参会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讲演者的风趣幽默让参会者不时爆出哄堂的笑声。
参会者大都是学英语专业的，长期与西方人合作，可以代表中国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位中国高官的讲演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我一直在悄悄观察几个西方人的表情，发现他们一直很严肃。我们哄堂大笑的时候，他们一点表情都没有。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同声传译可以翻译意思，却传达不了中国式的诙谐和风趣；二是西方人不习惯听中国人这样讲话。
我非常感慨。这几个西方人都是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他们仅仅听了一次中国政府官员的报告就感觉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而多少年来，中国人天天都在听西方媒体或官员对中国带有极大偏见的声音。这个现象存在已久，不是我们心存善意就能解决的。不知西方人是否想过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
我总是对我的西方朋友说，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同意我的政治观点，我只希望你们想一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应该顺应民意，否则就会出现麻烦，倒霉的还是人民。
无论是在新疆、西藏还是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都很享受与当地民族亲如兄弟姐妹的情感。是否与当地民族相处得和睦，不取决于你的民族，而是取决于你的人品。在吐鲁番的葡萄沟，我与维吾尔族兄弟席地而坐，大口地喝酒，大口地吃肉。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有个内地援疆的汉族干部也在场，他向我敬酒。这个汉族干部显然人缘不好，坐在我身边的两个维族兄弟用维语对我说了句话，我听不懂。一个维族的同事在我耳边悄悄地翻译：“他俩让你别理睬那个汉人，他待不了多久就滚蛋了。”我听了后很感动，因为我也是汉人（他们不知道我是满族）。他们毫无顾忌地对我讲另一个汉人的话坏，但却能接受和认同我，可见是因人而异，而不是因民族而异。
2008年3月14日发生震惊中外的拉萨骚乱，事件之后的5月1日，拉萨重新对旅游者开放。当我5月11日抵达拉萨机场见到我公司的合作伙伴及朋友彭措和尼玛的时候，惊喜地意识到，我是他们在3·14事件后接待的第一个从内地来的客人。就是说，我可能是全内地旅游界在3月14日之后第一个访问西藏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接待我的都是藏族兄弟姐妹，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隔阂，我们无话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