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丝当时穿着一件加大号的白色T恤，她把它当裙子穿，中间束了一根金色的腰带，还露出一侧香肩。你可以看到她的锁骨上有一处隆起（像一颗纽扣），像杂志上的女孩那样。她很黑，我认为她有一半智利血统，就算在冬天，她的皮肤也是浓茶色。她裸露的腿很细，完全没有肌肉，好像她从来没有用它们走过路。学校里的女孩也有这样的腿，妈妈会这么说。我的腿不是那个样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就不是那样子了。
她的头发看上去是黑色的，很浓密，齐肩长，留着刘海儿。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两只眼睛间的距离很宽，不同寻常的宽。她正在看镜头，但是脑袋微微地偏着，你能看到她长而扁的鼻子，线条分明的下巴弧度。她正在笑，那不是一种拍照时正常流露的微笑，而是她刚刚做了一件淘气的事。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事，除了她和拍照片的人之外。
我那时候真是那么想的吗？或者是我现在才这样说？后来我才知道她真的做了某件淘气的事：那是2007年8月，在她朋友蒂娜乔迁之喜的一个晚会上，照片是她上完厕所回来拍的，她刚和镜头后面的男人丹尼一起吸过可卡因。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并没有给我留下性感的印象，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她很性感。
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描述那一系列的事实，还有我当时的想法，尽量不把我后来积累起来的信息和它混淆在一起，但是很难。也许最准确的说法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苔丝的第一印象是，她并不是一个想死的人。
在仔细看了那张照片之后，我下载了那几个文件，直到现在还能在电脑里找到它们。第一个文件是一封信，标着“首先读”，下面全文摘录下来：
嘿，雷拉！
说句老实话，我还真说不清这会儿是什么感觉，你同意帮我是吧，这等于你同意拯救我的生活。我知道，这事听起来很荒唐，但这是真的，我要感谢你一百万次，你看这事儿闹的，干脆现在就开始吧，谢谢你！
我觉得，我们先要搞明白一件事，这事怎么开头，接下来怎么继续。这对我来说可是个新事物，明摆着—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这边呢，发一批基本信息给你，把能够想起的事统统告诉你，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问我。有很多事情我不一定马上想得起来，缺哪样补哪样，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应该有个大概想法吧，比如要花多长时间？说白了，你觉得已经做好准备了，而且你也知道我是真的很盼望这件事情快点儿开展。我不知道艾德里安跟你透了多少底，我可是等了好久好久了，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可以着手了吗？
还有就是，我和艾德里安都觉得，做这事，我们最好不要面对面，我把所有准备工作都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你，这样的话，你的个人精力也就少一些投入，事情就可能办得更干脆、更容易。
所以，我就一个人坐在这里瞎想，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件事情呢？我好像明白了，艾德里安说你是个特别的人，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不过我要警告你：我完全就是一个白痴。对不起哈！
好啦，所以我想啊，现在就动手，给你发一些我的个人信息。这些都是我好多年积攒下来的，每退缩一次写一次，可以想象，这会儿更糟了，我会给你一个全方位的描述，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做了。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好多年没这么痛快了，谢谢你！
苔丝××××
又：好有趣，昨天又看见我老妈了，她跟平常一样像一头母牛。我想，我为什么要折腾这么多麻烦事？为的是怕她受到伤害。我为什么不让自己像个正常人，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想可能我不是那么恨她。
第二个文档是她的个人简历。里面有她的全名、住址、出生日期，还有一大段曲折多变的工作经历。上一份工作与下一份工作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无论是从经营一个叫做“痛苦的玛丽亚”的乐队到目前的工作，还是在伦敦南部画廊里做兼职总监（我谷歌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看起来和坐班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准确的话，她根本就没有干过稳定的工作。
最后我打开了“自传”文档，这是一份她写给心理医生的报告。我首先得通过拼写检查才能把它读出来，这个文档很长，而且带有苔丝独特的写作风格。
好了，如此看来—童年那部分没什么好看的，我是个快乐的孩子，住在一个很美好的乡村，父母也还不错。我记得妈妈有点儿神经病，她化了妆之后，不让我们抱她，而且也不准我们碰她的那些古董破玩意儿，她做的事情都是她认为必需做的。那时候她还没那么有毒。我知道，这和你认识的大部分事情是冲突的。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真的是意义重大；而青春期，那是个性形成的时期。当你认识到你的父母不能够掌控这个世界，你只能遵循事物本来的样子时，他们开始用这样一种眼光看你：事实上你就是你，而不再把你当作他们的延伸。或许我压根儿就只是一个有缺陷的基因，直到我变成少女。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十分正常而快乐的孩子。如果要有什么特别的话，我的哥哥威廉倒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比我大3岁，总是欺负一个名叫肖恩的男孩—他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威廉让他吃毛毛虫之类的东西；威廉还总打架，总是从妈妈的钱包里偷钱出去到三大桶店子里玩老虎机。现在回过头去看，是他的那个精致小巧的老婆，让他变成了生活上的行家里手，而且，他爱上了打猎。
这算是正常的进展了，我并不知道，准确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知道在15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从前的我”的影子，我知道这是一个陈词滥调的说法，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它。我第一次记得的真实感觉，是在我的朋友西蒙的生日晚会上，大家都去参加这个集会，这个集会是为我们大家开的。有一个男孩也去了，他喜欢我，他在学校是属于很酷的那群人的一员。我没去，待在卧室里关上门躺在床上睡大觉。我告诉父母说是得了流感，但实际上是那种很强烈的无助的感觉，很难解释，就好像是我一直在这儿无意识地移动步子，脖子上套着一根绳索，我脚下有块活动的板子突然打开了，我被吊了起来。
后来呢，过了好几天，我的情绪突然又上来了，就好像直接给心脏打了一针激素，不止是感觉好一点儿了，而是完完全全地灿烂了，相当开朗。世界好像就是为我而存在的，我想起了那个男孩，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我决定跳上自行车径直骑到他家去，既不打电话也不搞别的。他的妈妈应了门说他们在吃晚饭，我坚持让她叫他，她叫了他，他来到门口，看起来好像很茫然，我什么都没说，抱着他一阵狂吻，就在那时，当着他妈妈的面。我是相当迷人的，而且也很聪明，每个人都对我有好感，都想要靠近我。那个时候，我感觉脚下的活动木板又打开了，我想爬回去，把世界锁在房子外面，掉进那个坑里。
有好几年我都是那种状态，反反复复，我知道青少年总是会情绪化的，所以我假定我就是这样的人，爸爸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哥哥并没有经历这些，他猛地关上门，嘟囔着，有点儿不正常，但是他的办法是通过收贿赂或者看《通天骑兵》把自己从不良情绪里抽出来。
大约17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真的有问题了。我开始逃避人生，整晚整晚不睡觉，谁喊我干那事我就和谁干。一次，我在朋友凯莉家过夜，和她的爸爸口交。当时我正在刷牙，他经过洗漱室，停下来看着我，我抓住他的手，引导他进入。还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在艾德维尔的一个酒吧里，11点钟的时候他们都得回家了，打算为了会考搞点儿复习。我打电话给爸爸编了一个谎话，说和其中一个朋友待在一起，实际上我打了个车到了苏荷酒吧，向路人打听去哪个地方最好，然后就在这个地下酒吧，他们给什么我就喝什么，和这些疯狂的老东西打情骂俏。他们头上戴着软呢帽，脖子上挂着围巾，其中一个开始摸我的奶子，我们去了酒吧的角落，那里很黑，但也不是太黑—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的话。我们在那里站着干了起来。之后我在外头溜达，直到早上地铁开出第一班，我直接又去了学校，在长凳上睡了两个小时，一直到上课铃响。
我根本不做功课，会考两门不及格，艺术却得了A。我在坎伯威尔找了一个地方上一门基础课，这种课就像你想象的那样好，可对我来说它也是个糟糕的地方。在美术学校，那么疯狂，老师们不光是容忍，而是纵容。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就坐在食堂的正中间把头发全部剃光，那里的人立马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写出一个夜店的名字叫“上身脱光”，在那个鬼地方，你已经猜到了，每个人都必须光着上身。天哪，我就是这么个骚娘们儿！我在一个很垃圾的乐队里唱歌，还经营一个特别差劲的乐队，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不信神的玛丽”。男孩们打心眼儿里喜欢我，每次派对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那是个癫狂的时期，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达到高潮，因为我的脸部会感觉到很重、很紧。我真的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进去了，而且特别多产，好几天不离开工作室，不睡觉，有时候一个晚上画十幅画，放最大的音量听《指环王》系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到早上，直到清洁工进来时我还能说出“你好”。
然后，眼前的东西全都漆黑一团，我脑子里好像灌满了水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睡觉，不睡的时候就会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尽想些恐怖的事，为自己编造一些暴力死亡场面，这些场面里有我自己和一些我认识的曾经因某种原因怠慢过我的人。
有时候，在情绪高潮和低谷交叉之间，我既疯狂又暴躁。我会给别人打电话，对他们一通乱吼。后来有了互联网，我就写邮件，给那些我认为让我很失望的人写很长的邮件。给商店写邮件，因为那些商店把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又特别想要的茶杯卖光了。能够让情绪有一点点舒缓的唯一方法就是洗热水澡，我一洗就是老半天，会把我和别人合租的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热水都用光，当他们不得不用水壶和锅子来烧水的时候，我就走开了。
室友很快就厌倦了我，我们总是吵架，最后她们让我滚开。我只好搬去和当时的男朋友乔尼一起住，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俩就因为某件破事干了一场狠架，我把他的所有东西都从窗户扔了出去，用指甲油在他的车上写上“软鸡巴蛋”。是的，我就是个烂货。第二天我就不记得这件事了—乔尼不得不重新提醒我。
有时候，我特别渴望安静。我会跳上一列火车，去某个脏得令人伤心的海边，订一个供应早餐和住宿的客栈。那种客栈，里面供着招财猫，坐便器的盖布缀着荷叶边，你会躺在潮湿的床单上整晚整晚醒着，然后又不得不在凌晨的时候趁人不备逃掉，因为没钱付房费。
我把这些写下来就去自杀—开玩笑的，哈哈哈，好了，那不是真的。
我一直都想自杀，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就是回答。我曾经坐在屋子里算计着，把我生活的所有细节都打进去，然后按一个等于键，那个自杀的词就会出现在显示器上，而且是用那种红色的二极管发出来的光。我在大学的时候试过一次，把我能够收集到的所有药丸都储存起来，去了一家医院，把自己锁在员工专用厕所里，将它们大把大把地倒到嘴里。我的想法是，没有人会因为医院里出现一具死尸而感到震惊，那样的话把尸体处理掉会很容易。当然我没有想过他们发现了我之后，会使用他们的先进设备给我洗胃。事情就是那么发生的。逻辑思考从来就不是我的强项。
父母来了，把我带回家，他们完全糊涂了，为他们创造了我这么一个生物而绝望透顶了。是的，爸爸很困惑，不过他和后来的情形一样，痴呆而善良，但是妈妈疯了，看上去感到很厌恶似的，她几乎不碰我，唯一说的话就是我需要剪个头发，然后讲一些在泰国新发现的天青石供货商，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和我做的事情完全无关。那倒不是说她对这件事不感到悲伤，或者根本无法承受这件事情。她只是很生气，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她是有毒的。那是一种突然的认识，我所有的过去聚合成一个焦点，就像是如果我表现好，又漂亮又善良又和她保持一致意见，那么所有事情都好了，就合她的意了。现在我出问题了，就像我是损坏了的物件，她一直在那儿不停地嘀咕，这不是她的错，我不是从她的家庭这一脉传承的，她这一脉是完美的智利贵族家庭。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过我，我这样乱搞是在浪费青春，她也不想想，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结了两次婚，生了两个孩子。我告诉她这些都不是我的生活理想，结婚啊，在17岁的时候被搞大肚子啊，或者是某个可怜的男人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成功，我又离开那个男人，去伦敦旅行，找个傻乎乎、善良有钱的家伙来收留我和我还在学走路的儿子，把我的人生都花在支配他、花掉他的钱，到处晃荡，就像某一幅打折卖的弗里达·卡罗的画一样，画中人留着胡子但是没有脑子。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这样的对话不可能很顺畅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