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片面强调人的自然性。享乐主义将自然本能需要的满足视为人生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将人完全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准。马克思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享乐主义者所追求的快乐是个体的快乐，当个体快乐的获得与社会的要求相矛盾时，享乐主义者往往无视社会要求，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严重冲突。享乐主义者由于只是强调人的自然性，轻视个体快乐的社会制约性，割裂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其行为一旦与社会性发生冲突，就必然会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
第二，片面强调人的有限性。“人生有涯”，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享乐主义者往往只看到生命的有限性，因而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希望在有限的生命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快乐。享乐主义始终在有限性范围内寻求人生的价值和幸福，就不可能实现自我的真正超越。这种享乐主义生命价值观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是相悖的。如果人人都信奉享乐主义价值观，没有人愿意为社会的共同理想做出努力和牺牲，那么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便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享乐哲学一直是享有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一旦享乐主义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成了空话。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将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和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有机统一起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不朽的存在意义。
（三）新世纪的理想主义
新世纪的理想主义，不是再造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空想，不是脱离现实对未来的盲目热情，不是用浪漫主义去遏止人们的经济热情和务实倾向，而是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未来的价值导向和评判标准。
1.理想主义价值观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
理想对于个人生活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个体对未来生活价值的期望和评判，因而基于个体现实生活的理想实际上是个体对生活发展方向和生活追求目标的认识。从现实生活来看，人实际上是不能没有理想的，只是具有不同的理想而已，而且不同的理想追求可能导致不同的人生轨迹。哈耶克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理想主义为人生提供积极的和有意义的理想支撑，为人生的未来趋向提供一盏指路明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纪的理想主义必须有其现实的根基，必须植根于生命个体的基础上，必须与个体的现实利益和全面发展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必须把“天上的仙女”变成“人间的美女”。理想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基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洞理想就会缺乏现实性和生命力，把理想与实际利益对立起来或者否认人们对实际利益的正当诉求就会使理想失去存在的土壤，进而失去理想的道德价值。江泽民指出：“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显然，理想也不能等同于实际利益，否则便失去了对人生的导引作用。
理想不仅对于人生的价值实现具有牵引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引用邓小平的三段话语来予以说明。其一，“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在邓小平看来，理想是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二，“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能没有精神文明，而且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意义十分重大。其三，“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成就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并进。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和努力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文明，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党从多维视角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文明的内涵，深化和拓展了对文明的诠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新世纪理想主义的基本原则
新世纪的理想主义必须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真正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的根本保证；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然会动摇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而会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苏联东欧的教训即是明证。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一些人甚至是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或者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因此，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
同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一精辟论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发展，只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不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新的形态，使之呈现出一种后人不断突破前人的态势，正是对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是多方面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理论创新是极其重要的。列宁曾经说过:“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关键在于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这首先是理论上的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不断地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蓬勃朝气的表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突破性发展。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成果去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去服务人民生活进步。
3.新世纪理想主义的建构路径
新世纪理想主义建构的基点需要立足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询，尤其是人生意义的确证需要从目的转向过程，并把目的论的理想主义和过程论的理想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与之同时，需要自觉抵制大众文化的思想侵蚀，积极应对享乐主义的强力挑战。
第一，新世纪的理想主义需要立足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询。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这种纯粹个人性的精神危机，要比那些群体性的精神危机真切得多，也更有震撼力。其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整个民族的精神危机常常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人性的精神性危机之上。
人有三种根本性的困境。爱的烦恼：人生来孤独，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人生来注定似乎很难与他人彻底沟通，并通过沟通来缓解孤独。生的恐惧：人生来总是在不断地面对死亡，不断地走向死亡，有死性是人的宿命；不堪忍受各种生的烦恼和恐惧，便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的恐惧。快乐和满足的短暂与稀缺：人生来有无穷的欲望，并且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生成欲望的能力。换言之，痛苦，包括肉体的痛苦、心理的痛苦、感情的痛苦、精神的痛苦，在生活中是家常便饭。这些根本性的困境意味着生命的残缺、荒谬和不圆满，其永恒性以及难以逾越性构成了虚无主义总体性的人生背景。加缪认为，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残缺，在残缺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如果没有爱的烦恼，爱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生的恐惧，那么人就永远不死，人生就可能会乏味透顶。如果没有欲望和痛苦之煎熬，人生就体验不到探索的快感和满足的欢乐。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为人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人生是残缺的，但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为重要，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着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这犹如麦金太尔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利益”，这不是权力、金钱或地位等等可以替代的外在利益，而是旨在获得一种内在的和无可替代的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特定的人生实践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人生不仅要赋予其意义，而且意义的确证是理想主义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必须有东西证明人生的意义，或者说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传统的理想主义总是将意义的确证与某种终极的或具体的目标相联系。一种目的论的理想主义不是容易滑向对人性和个人的侵犯，就是因为过于虚幻化而走向幻灭，最终导致意义本身的丧失。当传统理想主义终于走向其反面、并留下一片信仰上的废墟时，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拯救理想主义，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笔者认为，尽管生命的价值可以在于我们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遗忘目的，否则过程很可能在短暂的骄傲、幸福和意义之后很快陷入又一种虚无和颓废之中，进而由于失去方向和指引而迷失在过程本身之中。当然，强调过程的理想主义，很可能是新生代更容易接受的一种信仰方式，特别是在对目的论信仰方式的遗弃之后的一种建设性的信仰方式。不过，我们最终会确认，目的论和过程论的有机统一，是建构新世纪理想主义的必然选择。
第二，新世纪的理想主义需要正确处理大众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文化；进入80年代，以张扬艺术个性、承担社会批判使命的启蒙文化大潮涌起；进入90年代以来，一种全新的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涤荡一切成为主潮。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生活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反之，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大众文化也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勃勃的表现。但是，大众文化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整体性的消解和碎片化的普适。在大众文化里面，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一切都是零散化和片断化的，彼此之间再也没有固定的、有机的或有意义的联系，世界成为支离破碎的和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景象。灿烂夺目的广告片断形象主宰着一切，成为萨特所说的“非真实化”存在。大众文化的这种特质使人的认知渐渐失去了时空的普遍联系，只有孤零零的当下存在，这使他们的行为常常显得即兴和冲动，不是按照某种逻辑在生活，而是一切跟着感觉走，追随和表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某种外界形象，并进而失去真正体现自我的真实存在。
二是深度感的消失和感性化的漂流。大众文化排斥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因而只剩下时空的平面感，在那些眼花缭乱的表现手法背后，没有更多的思想价值或现实意义。在这种文化的笼罩下，由于缺乏历史的人文熏陶和广博的思想滋养，人们容易失却终极关怀，不少人认为自己没有了信仰，其中一些人认为根本不需要信仰。在他们眼里，绝对的真善美已荡然无存，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在感觉上有用处，就会相信它；只要在表象上有魅力，就会迷恋它。但是，这种相信和迷恋又绝不意味着永恒，“粉丝”们戴着信仰的假面具到处招摇撞骗。
三是批判性的失落和消费性的愉悦。在以往的精英文化中，无论是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既有肯定和适应现实的一面，又有批判和超越现实的一面。这种双向度的特征使文化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营造人类未来的理想国，对人类精神的超越升华做出适当的承诺。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无所不在的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的盛行完全消解了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即兴感官冲动的现实满足和心理愉悦。由于大众文化崇尚快乐原则，“享乐促进了看破红尘和听天由命的思想”。文化失却了本能升华、指向未来的超越意义，成为缺乏否定性力量的单向度文化。于是，人们更多地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其和环境对抗或者依据理想来改造客观世界，还不如更加现实地适应环境并与现实妥协；在生活世界中，生产性主导转变为消费性主导，娱乐成为日常生活的第一准则，力图通过消费和娱乐在不圆满的世界里保持身心的愉悦。日常生活独独剩下动物般的本能反应，心智不再有理性的思考，人生不再需要深层的思想历程和理想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