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黑了。我一想到睡觉心里就怦怦地跳。这都怨大队秘书，也怨我赶得巧。今天我一进村，恰巧碰见田大娘了；我们正在说话，恰巧大队秘书走过来了。也许是小麦歉收的原因，他的心情不好，把我肩膀一拍，好像批发货物一样又把我安排到田大娘家去住了。当时我心里就怦怦跳了几下……
田大娘住在村西口上，去年——1977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总结小麦丰收经验的时候，曾经住在她家。她家挺好的房屋，挺好的院落，街门口有眼井，院子里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槐树，干净，凉快，没有孩子们干扰。但我再也不敢到她家去住了。我害怕田大伯。田大伯勤劳、淳朴、忠厚、善良，中国人民的美德差不多全集中在他身上，但他有个毛病叫人实在无法忍受——睡觉打鼾，而且他的鼾声具有相当的水平。可是当着大娘的面，我又不好回绝。吃过晚饭，我心里怦怦跳着来到她家。
“你吃啦？”
田大伯一见我，用手摸了一下腮帮儿，客客气气还是这句话。
“吃啦。你呢？”
“我也吃啦。”
说完，给大娘投个眼色，指示大娘去烧水。
从外表看他不像是睡觉打鼾的人。睡觉打鼾一般是胖人，而他干瘦干瘦，瘦得出奇，说话都没气力。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瘦，但那时候爱说爱笑，性情活泼，在村里剧团里唱花脸。瓜菜代那年，县里一位干部给社员们宣传蒲草根里含有多少蛋白质、含有多少维生素的时候，他用唱花脸的嗓门哈哈笑了几声，结果在辩论会上挨了两个不大不小的耳光。那两个耳光给他留下一个毛病，看见干部打扮的人，就要用手摸一下腮帮儿，好像搔痒似的。去年我在这里住了八九天，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无论是在街里，在地里，还是在厕所里，他看见我总是客气地一笑，和我展开这样一段对话：
“你吃啦？”
“吃啦。你呢？”
“我也吃啦。”
天色完全黑了。田大娘烧好水，在院里放了一张饭桌，我们坐在一起纳凉。那槐树好像一把大伞，把整个院子遮住了，晶莹的星斗在茂密的枝叶间跳跃闪烁。借着星光，我看见院里的麦秸比去年少了许多，散乱地堆在西墙下边，也没打垛。
“大伯，今年分了多少麦子？”我问。
“不少。”他说。干瘦的脸上还保存着客气的微笑。
一提麦子，大娘的笑容消失了，用蒲扇遮住脸，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这样坐着实在无聊。可又不敢睡觉，明知自己睡不好，倒不如大家都醒着。我慢慢喝着水，没话找话地消磨时间。
“大伯，今年咱们村的小麦收得也不好吧？”
“不赖，比旧社会强得多。”
“今年的小麦为什么歉收了呢？”
“天灾。”
“什么？”
“天灾。”
说罢，仰起脸，两眼闲淡地望着天上的星星。
我偷偷地笑了。今年我们这里没有灾，去年也没有灾。去年小麦开镰以前，城北几个村子似显非显地下了两分钟的冰雹，对小麦没有什么危害。可是这些年来，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了，领导做报告、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要说许多灾害。去年是丰收年，我和老汉闲谈时，心里一高兴，“我们战胜了低温干旱风灾雹灾”脱口而出，好像吃炒豆一样干脆，好像说数来宝一样流利，那也是积习。
今年我们这里没有灾，这是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讲的。为了实现“以秋补夏”的口号，我们这次下来就是贯彻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于是我说：“不，大伯，今年我们这里没有灾！去年冬天咱们村的小麦没有浇冻水吗？”
“谁说没浇？”大娘把扇子一摔，“快过年了，公社里来了两员大将，催着浇冻水……”
“歇着你的吧，往年也浇冻水！”田大伯扫了大娘一眼，冷冷地说。我看见他又用手搔痒似的摸了一下腮帮儿。
大娘不言声了。老两口你瞅我，我瞅你，开始打哈欠。我担心他们宣布睡觉，忙说：
“往年天气暖和，黑夜冻白天消，浇了冻水麦子沾光。去年呢，那天气冷得怪，光冻不消。上面催得又紧，好多村子实行大水漫灌，大片大片的麦田变成滑冰场了，全县冻死了三万多亩麦苗！咱们村也是这种情况吧？”
院里静静的，老两口仍然不说话。
“其实，那也不怨你们公社。那是县委的统一命令。责任在县委……”
“哎呀，天不早了，睡吧！”
我正侃侃而谈，田大伯悚然站起来了，脸色变得焦黄：“我们庄稼人傻吃闷睡，晓得什么，睡吧……”说着，慌忙收拾壶碗，好像马上要来一场暴风雨似的。
我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心里明白了一点什么，笑着说：“大伯，那些话不是我说的，那是县委书记说的。最近县里开会，他代表县委做检讨了……”
“睡吧，睡吧……”
三间北屋一明两暗。老两口睡在西屋，我睡东屋。西屋里一熄灯，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了。我不敢脱衣服，戒备森严地等候着那个可怕的声音……
去年夏天，也是这么一个夜晚，也是在这间屋里，我刚蒙眬入睡，西屋里就传来了田大伯的鼾声。开始是一般化的打法，后来一阵比一阵地凶猛。那一夜，我才明白鼾声如雷的比喻是多么不恰切。那雷声响一声歇半天，怕什么呢？他的鼾声可是一声接一声、声声不断的。呼噜——呼噜——噗，呼噜——呼噜——噗，连呼噜带吹，如狮吼，如虎啸，如山洪暴发，如火车放汽，循环以至无穷。我从被缝里揪了一团棉花堵住耳朵，也抵抗不住那强大的声波。哭不是，笑不是，我只好披上衣服坐到院里去吸烟，一直坐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后来我才听说，他的鼾声赶走过不少在他家住宿的下乡干部呢……
奇怪，等了好久，还听不到声音。我躺在炕上，不住地打哈欠、流眼泪。我听见了院子里风吹树叶的响声，听见了田野上蟋蟀的叫声，听见了河塘里的蛙声；听见了钟声、笑声、嘚嘚的马蹄声……我一睁眼，天亮了，原来我睡得很好。
我在这里整整住了半月，天天夜里睡得很好。我很纳闷，走的那天去问大娘。
“大娘，大伯吃了什么药啦？”
“没灾没病，吃什么药呀？”
“去年我在这屋里睡，他的鼾声好凶，今年怎么治好啦？”
大娘微微一笑，欲言又止。我再问时，才说：“他呀，坏着呢！他心里喜欢了，睡觉不打鼾；他心里不喜欢了，睡觉就打鼾，故意治你。他说打鼾不犯错误……”
我越听越糊涂，打断她的话说：“他睡着了，打鼾不打鼾由得他呀？”
“他侧着身子睡觉，不打鼾；他仰着身子睡觉，打鼾；他要是仰着身子歪着脖子睡呀，那鼾声就到十字街里去了！”大娘说罢，咯咯笑起来。
我明白了，又糊涂了。去年丰收了，他倒打鼾，今年歉收了，为什么他倒不打鼾呢？我望着大娘微笑的脸，想了半天……
（发表于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