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的那头黄牛不行了，别说干活，路也走不动了。中秋节的前几天，队委会决定杀掉它，给社员们分一点牛肉。
可是，队委会决定这件事的时候，指导员老路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在生产队里，指导员是一把手，他的态度暧昧不明，别人不好下手。一天晚上，队长让我去问问他，那头牛到底杀不杀，要杀，几时杀。
老路五十多岁，矮个子，黑胖子，说话没有标点符号，人们都有些怕他。但他和我十分友好，有时甚至形影不离。他整人时，需要我写定案材料；他挨整时，需要我写检查材料。他说我是他的“私人秘书”。
来到他家，他刚刚吃过晚饭，正在屋里听“小喇叭”。我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顾不上顾不上顾不上！”
他很烦躁。看那表情，听那口气，似乎是不想杀，不忍杀，又似乎是确实顾不上杀。——当时，阶级斗争吃紧，白天黑夜忙着专政。
我望着他的脸色，报告牛的近况：它不吃草了，不喝水了，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了……他直着眼睛，正在踌躇，院里忽然响起一阵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他跑啦！”
两个民兵的声音。
“谁？”
“路大嘴！”
“快去捉快去捉！”
两个民兵答应着，去了。
路大嘴是个富农分子。有一天，两个孩子当着老路把他一指：“他说反动话来！”于是，老路就忙起来了：攻心，审讯，批判，斗争。路大嘴身上脱了一层皮，老路熬红了两只眼。
老路红着眼，挽挽袖子，紧紧腰带，已经进入了战斗的状态。我赶忙问：
“老路，那头牛……”
院里，又响起了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捉住啦！”
“押到老地点！”
老路说着，脚一甩，甩掉了两只粗布鞋，换上一双大头皮鞋。那皮鞋很破旧，很笨重，鞋底上钉着几块铁掌。——那是“清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他说，穿上这种鞋，不但能直接地打击敌人，光是那咯噔咯噔的响声，也能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生产队办公室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五百度的电灯泡子。路大嘴低着头，站在中央，其他七个四类分子站在两旁——?一人犯事，七人受株，这是老路一贯的政策。
老路坐定，审讯开始了：
“路大嘴！”
“有。”
“你为什么要跑？”
“我……”
“说！”
“我怕挨打……”
“放屁！”
老路一拍桌子，猛地站起来了。路大嘴赶忙改口说：
“思想反动。”
咯噔，咯噔，咯噔，老路倒背着手，围着路大嘴转了三遭，又问：
“路大嘴！”
“有。”
“你还跑不跑？”
“不跑了。”
“你还想跑不想跑？”
“不想了。”
“放屁！”
“想。”
“我叫你想！”老路大喝一声，一脚踢在路大嘴的胯上。路大嘴个子高，噗通一声，很像倒了一堵墙！
接着是四个项目：
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驮坯。——背上压三个坯，站两个小时。
互相帮助。——八个四类分子，互相打耳光子。
罚跪。——不是跪在地上，而是跪在墙头上。
做完这些事，已是后半夜了。我没有忘了队长的委托，又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没有回答。他望着天上的星星，站了很久，咯噔，咯噔，咯噔，走到院子东头的牲口棚里。饲养员睡熟了，他没有惊动他，悄悄地蹲在牛卧处。暗夜中，他伸长脖子，努力地看它；看了一阵，伸出手来轻轻地摸它。摸它的角，摸它的嘴，摸它的背……摸了一阵，一滴冰凉的大泪落在我的手上：
“不杀。”
“养着？”
“不，咱另想办法。”
早晨，社员们上工的时候，老路把牛牵到院里，让电工在牛腿上装了一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接在办公室里的灯口上。安装好了，他阴沉着脸，问大家：
“谁拉电门？”
“我拉。”一个青年说。
他瞅定他，问：
“你拉？”
“我拉。”
“我记得，你还是个‘五好社员’哩，是吧？”
“是呀，我当了三年‘五好社员’啦。”
“你好个蛋！”他猛地抬高嗓门，指着那头牛说，“它，给咱干了二十年活啦，你他妈的有一点人心没有？”
那青年低下头，不敢辩驳。
“谁拉？”又问。没人言声。
“路大嘴来了没有？”
“那不是。”一个社员朝墙头上一指，路大嘴还在那里笔直地跪着。
“下来，你拉电门！”
路大嘴从墙头上爬下来，一拉电门，那牛噗通倒下了。老路赶紧闭上眼，皱紧眉，念咒似的对着牛说：
“不怨你，不怨我，都怨路大嘴这个坏家伙……”
“指导员，是你叫我拉的呀……”
路大嘴话没说完，啪啪啪！挨了三个大耳光：“我叫你死，你也死呀？”
牛死了。但是谁也不敢开剥，更不敢再提分牛肉的事。那牛躺了三天，埋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个杀牛的场面，常常想起那个“咯噔、咯噔”的声音。我一直想不明白，老路那样一个人，对牛，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善，那么钟情？最近，临济寺来了一位老僧，我便向他请教。那老僧很有学问，儒、释、道，俱通。他听了这件事，闭着眼睛想了一下，说：
“人之初，性本善。路公亦然。”
可是，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残暴呢？据我所知，县、社、队，当时的哪一级领导，也不曾指令他买那么一双大头皮鞋呀。
（梦庄记事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