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梦庄和全国的农村一样，也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学校里的老师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小组的组长不是别人，而是孔爷。
孔爷姓路，不姓孔，叫老孔。他是大队贫协主席、革命委员会委员，还兼任着大队治保主任。关于他的别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当然也就不知道老师们为什么那样欢迎他了。
一天，孔爷领着三个老头儿、两个老婆儿，到学校里来了。我作为学校负责人（那时不叫校长，叫负责人），立即把老师们召集到办公室里，请孔爷讲话，欢迎孔爷指导工作。
孔爷蹲在椅子上，板着脸孔，说：
“你们不用请我讲话，我是个粗人，不会讲话。你们也不用欢迎我指导工作，我这两下子也指导不了你们的工作。咱们还是解决一点实际问题吧。解放这么些年了，咱们梦庄学校一直是分两个地方上课，一个‘南学’，一个‘东学’。这个‘南学’还凑合，那个‘东学’，根本不是人占的地方。明年，我想在‘南学’后面，盖一排新房子，把‘东学’搬过来，你们看怎么样？”
办公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未落，孔爷就领着那三个老头儿、两个老婆儿走了。一个本村的老师告诉我，这就是孔爷的作风。
不久，大队革命委员会就做出了关于建设新校舍的决定：明年春天备料，麦收以前施工。备料由我负责。
据说，大队形成这个决定，并不那么顺利。讨论的时候，有的委员说，现在大队还很穷，一切应该因陋就简；有的委员说，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斗、批、改”，好像不是盖房子……孔爷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板着脸孔说：
“你们说到底盖不盖吧？”
“盖！”委员们立刻统一了思想。这个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那个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儿……
那个本村的老师告诉我，平时大队讨论问题，总是这样：孔爷不用讲什么道理，也不用去做谁的思想工作，只要他把桌子一拍，脸色一变，他个人的意见就变成了集体的意见。因为，孔爷革命的时候，别的委员还在吃奶。
第二年春天，我们开始备料了。备料主要是拉砖、拉土、拉沙子、拉石灰，由各生产队出车出人。所谓由我负责备料，就是站在工地上，告诉人们把砖卸到哪里，把土卸到哪里，并不累。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孔爷交谈交谈，了解一下他的革命历史。
一天下午，孔爷扛着一把铁锨，来到工地上。他一见我就板起脸孔：
“今天来了几辆车？”
“三辆。”我掏出一支烟说，“孔爷，歇歇吧，我很想了解一下你的革命历史。”
“哪个队没有出车？”他仍然板着脸孔。
我告诉他，两个队没有出车。
晚上，他便通过高音喇叭，把那两个队的队长臭骂了一顿，他骂他们是“绝户头心肠”！
我记得，几次想和他交谈，都失败了。他的心思完全扑在工程上，整天忙于催车、骂人。老师们和我开玩笑说：
“你负责备料，他负责操心。”
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他只向我讲过一件事，并且讲得很详细。那是一天傍晚，淋完石灰，我们到操场南边的垄沟里洗脸、洗脚，我无意中说：
“孔爷，我给你提个意见吧？”
“提吧。”
“以后不要骂人了，那样影响不好。”
“如今的工作不好推动。”他洗着脚说，忽然又问了一句：
“你看我黑不黑？”
“黑。”
“瘦不瘦？”
“瘦。”
“横不横？”
我笑了笑，不好直言。他说：
“你别看我现在这么黑，这么瘦，这么横，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俊哩，丹凤眼，柳叶眉，杨柳细腰儿，嗓门儿也好听。我在村剧团里是唱坤角儿的。那年正月，我们到胡村唱了两天戏，胡村的村长非要娶了我不可。有人告诉他，我是男的，他还不信。我化着妆到茅房里尿泡的时候，他扒着墙头看了看，才死了心。”
我望着天边的落日，不由哈哈笑了。我一直想不明白，对于这件事，他为什么那样津津乐道？莫非，那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耀？
料备齐了，孔爷召集各队的队长开会，让他们出木工、出瓦工、出壮工。队长们说：
“孔爷，你看什么时候了，麦子黄了梢儿了！”
过了麦收，孔爷又召集他们开会，他们又说：
“孔爷，锄草灭荒正吃紧，挂了锄再说吧！”
挂了锄，哩哩啦啦下起雨来，半月没有晴天。孔爷又召集队长们开会，队长们说：“等晴了天……”话犹未了，孔爷把桌子一拍，板着脸孔说：
“你们到底干不干吧？”
“孔爷你下命令吧！”他们这才改变了口气。
几个壮工，冒着小雨干起来了。刚刚挖好地槽，打完夯，就到了秋收种麦的时候，就又停了工。
种上麦子，各队的木工、瓦工才到齐了。但是，那时人们干“社务工”一向是不积极的，工程进度很慢，气得孔爷常常自言自语：
“妈的，很像是给日本人当伕哩！”
眼看要上冻了，还没上梁。
孔爷天天盯在工地上，似乎也不见效。
一天，孔爷急了，指着干活的人们骂：
“你们滚回去吧，我调我的人马呀！”
他的“人马”是指四类分子。那时候，他兼任着大队治保主任。
四类分子们来了，孔爷板着脸孔给他们订立了三条劳动纪律：一、不准吸烟；二、不准喝水；三、不准拉屎撒尿。他还提了一个战斗口号：掉块子肉，脱层子皮，上冻以前也得给我上大泥！
房子终于盖成了，上冻之前，总算上了大泥。
孔爷一松心，病了。
孔爷生着病，每天还要来看看新房子。他的心情很好，但是仍然板着脸孔，没有一丝笑容。一天，我扶他看着新房子，不由得说：
“孔爷，我向你提个问题吧？”
“提吧。”他说。
“我到梦庄好几年了，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你，你总是板着脸孔，你猜人们怎么说？”
他站住脚，眯着眼睛听。
“人们说，孔爷天生的不会笑，这是真的吗？”
他仿佛笑了一下，说：
“我不是不会笑，我是觉得我的工作不能笑。我是贫协主席，代表着贫下中农哩。贫下中农能嬉皮笑脸的吗？我又是治保主任，管着四类分子哩，对四类分子能笑吗？你看见了，我要是笑着，这排房子能盖起来吗？”
“孔爷！房子盖起来了，你笑吧，你尽情地笑吧！”我说。
他真的笑了。他笑得挺好看，很像一个和蔼的老太太。
孔爷笑过不久，便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到村北的树林里看树去了。他辞职的理由是：年老体弱，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了孔爷“辞职”的真正原因。有一天，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来检查整党工作，在党员大会上，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进行路线分析，老孔让贫下中农“滚”回去，请四类分子修建校舍，属于什么性质？当天晚上，他和孔爷谈了一次话，孔爷便辞了职。
放了寒假，我和几个老师到树林里去看他。一个女老师，一看见他就哭了说：
“孔爷！他们这样对待你，你冤不冤呀？”
“不冤，冤什么？”他却笑眯眯地说，“组织上宽大，同志们温暖，不往深里追了，还不便宜咱？你们说，要往深里追一下，不是阶级立场问题是什么？咱更戗不了了！”
“孔爷，你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我问。
“咱没文化，想不了那么深刻。”他仍然笑着说，“要不我常说，没文化不行啊，要不咱得努力办学啊！”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底气很足，而且满脸是笑，仿佛返老还童了。他让我们参观了他的小屋，参观了他的锅灶，还领我们到树林里转了转。走到林子深处，听见几只鸟叫，他便放开嗓子唱了两声：
“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氏宝（呃）钏……”
他的嗓子确实不错。
（梦庄记事之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