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古槐，树干已经空朽了，枝叶依然茂盛，葱葱茏茏像把大伞，半遮半掩着一个杂货铺——公私合营第四门市部。
这个门市部，两人经营着，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钱掌柜。钱掌柜是组长，我父亲是组员，一官一兵。
钱掌柜比我父亲大两三岁，看上去却比我父亲年轻得多，精神得多：一头黑发两只笑眼，肥头大耳满脸光气。公私合营前，他在十字街上开一小铺，名叫“荣盛源”，买卖越做越小，但他一点也不着急。黑夜上了板打，小铺里照例飞出一台戏：“我说苏三走动啊！”“苦哇！”“仓台七台仓台七台仓台七台台仓——”“喂呀！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又是丑又是旦，又是哭又是笑，又有京胡伴奏，又有口念的锣鼓点儿，唱到精彩处，“好！”——还会爆发叫好的声音。站在门外乍一听，不知屋里有多少人，其实就他自己。
公私合营后，他仍然爱唱，门市后面的小屋里经常挂着一把京胡。一天晚上，他正唱得热闹，零售经理部的李书记来了。李书记说：“老钱，怎么啦，这么高兴？”他哈哈一笑，嘴里竟然冒出一句妙语：“有人说工商业者黑夜哭白天笑，那得看谁李书记，我老钱可是自拉自唱着进入社会主义的！”李书记听了，十分欢喜——他当门市组长，大概就是得益于这句妙语。
但是，他这个门市组长，很少在门市上待。他一上任就说：“老贾，我这个人太浪荡，坐不住，重活我干，责任我负，守门市靠你啦。”于是，他们这里不是组长指挥组员，而是组员指挥组长。组员说没醋了，他便拉上小车儿去拉醋；组员说没点心了，他便去拉点心——早晨出去中午回来，中午出去晚上回来，一走就是半天。有时组员也批评他两句，他总是哈哈一笑说：“我这个嘴好呱呱，熟人又多，碰见谁不得呱呱几句？”——“好呱呱”，就是好说话。
有一天，他去拉醋，早晨出去，次日中午才回来。弄得组员哭不是笑不是：
“老钱老钱，我当把你丢了呢！”
“丢不了，昨天黑夜我到石家庄去了一趟。”
“拉醋用到石家庄？”
“尚小云来了，我看了看尚小云。”说着，拿起鸡毛掸子，扭动胖大腰身，学起尚小云来。
钱掌柜平时浪荡，到了关键时候，真干。
钱掌柜果然犯了错误。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没有戴上帽子，但被狠狠“挂”了一下，遭到了辩论。他的主要错误是丑化党的领导，具体言论是：“你看咱们李书记，上身长下身短，穿上什么衣服也不顺眼。”——他说是“不合体”，群众揭发是“不顺眼”，辩论了好几个回合，他才抱头痛哭，承认是“不顺眼”——果然是吃了“好呱呱”的亏！
钱掌柜犯了错误，不再“呱呱”了，但是依然爱唱——胡琴筒里塞块毛巾，小声唱。一天父亲中了暑，让我去请假，他正坐在柜台后面眯着眼睛哼哼着唱哩。他说他用旧曲调，编了新唱词儿，全是歌颂大跃进的；又说国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他也不能落后，他要赶超尚小云……
“老钱，不忙啊？”
他正向我讲解怎样赶超尚小云，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走进来，行唐口音。他赶紧打整精神，笑脸相迎：
“哎呀，李书记，你真稀罕！”
原来在我想象中，李书记是个非常严肃、非常厉害的人。其实，他很随和，也很朴素，穿一件肥大的圆领背心，拿一把破旧的芭蕉扇子，像个卖西瓜的；钱掌柜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的眼光里，没有一点冷漠和歧视。他看了看货架上的货物，摇着芭蕉扇子说：
“老钱，最近县里要开全面跃进誓师大会，你对咱们公司的跃进规划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李书记是来征求意见的，跃进指标如何，具体措施怎样，群众有什么反映，都问到了。不管他问什么，钱掌柜总是笑呵呵地说：“挺好。”
“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一提。”李书记又说，“比如，思想方面的，干劲方面的，工作作风方面的，都可以提——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右倾保守和本位主义思想，扫清跃进的障碍！”
李书记的扇子向前一推，做了个扫清障碍的姿势，然后坐下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钱掌柜拍着脑袋想了想，笑着说：
“那我就提一条！”
“提吧。”
“我也是听反映。”
“反映也行。”
“不一定对。”
“错了也没关系。”
“要说你李书记，哪一方面都好，就是太爱喝酒了……”
“什么？”
“一喝就是一斤半！”
“我？”
“喝醉了就骂人——这是不是跃进的障碍？”
“别的呢？”
“没有了。”
李书记哈哈笑了，钱掌柜也哈哈笑了。两人哈哈笑了一阵，李书记走了，一边走还一边笑。
李书记走远了，钱掌柜指着他的背影对我说：
“小子，你看他是不是上身长下身短？”
“像。”我问，“他真能喝一斤半酒？”
“他有肝炎，滴酒不沾。”
“那你……”
“这叫技术。”他笑了笑，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领导征求意见，不提不行，提对了更不行，瞎提没事儿——你看他乐了不是？”
那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好像不是原来的钱掌柜了！
那年秋天，大炼钢铁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的时候，父亲被调到焦化厂小卖部工作，我也上了中学。一晃两年，我和父亲都没见过钱掌柜，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春节到了，他把年货预备得非常齐全，天天顶门市，不到天黑不关门；中秋节到了，他便拉上小车儿带上胡琴，下乡卖月饼，走一村唱一村：“八月十五月光明，老钱送货出了城，社会主义无限好，老钱的月饼甜得不行。”——十分招人喜爱；县里检查卫生了，他便亲自收拾门市，打扫库房，看见一只苍蝇，举着蝇拍儿从屋里追到院里，从院里追到街里，直到消灭为止……于是，不到一年光景，四门市的墙壁上便挂了不少小红旗。每领一面小红旗，他便自己掏腰包，请我父亲吃一顿。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全是我父亲努力的结果，鼓励我父亲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真像一个领导干部似的。最难得的是，父亲跟他打了将近两年伙计，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账短款之类的事故。父亲常说，跟老钱打伙计，身子虽然“拴”得慌，可心里踏实。
我也喜欢钱掌柜。每次看望父亲的时候，他见了我总是朝后一指，悄悄地说：“小子，到屋里等着去。”我刚走到屋里，他便跟进来了，塞给我一块槽子糕，一块“大八件”，让我“咪希咪希”。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满脸贼笑，但是“贼”得可爱。
一天晚上，我问父亲什么是“咪希咪希”？父亲说那是一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我听了很惊奇：
“钱大伯会说日本话？”
“他跟一个日本人学了两句。”父亲说，日本人占领县城时，钱掌柜因为贩卖了两箱火柴，被抓到贾村据点，那是杀头的罪过。受审时，他见日本人屋里也挂着一把京胡，便说：“你们让我唱一段儿，再杀行不行？”日本人竟然答应了。他一拉一唱，日本人大喜，不但没杀他，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跟他交了朋友。
“哎呀，那不变成汉奸了吗？”我问。
“别瞎说，不是汉奸。”父亲板起脸儿说，钱掌柜不但不是汉奸，他还忍着羞辱，保护过一群中国孩子。有一天，那个日本人来到“荣盛源”，让他拉胡琴。一群孩子看见了，冲着日本人骂：“操你娘！”日本人不懂这句话，便问钱掌柜，那是什么意思？钱掌柜告诉他，那是祝你长寿。后来，那个日本人见了钱掌柜，总要彬彬有礼地说一声：“钱先生，操你娘。”钱掌柜只好点头微笑：“谢谢，谢谢。”——钱掌柜能是汉奸吗？
原来，我不相信真有其事，可是后来不断看到人们这样逗他：
“钱掌柜，那年你给日本人唱了一段什么呀？”
“‘打渔杀家’，小口儿！”他津津乐道。
“日本人也会拉京胡？”
“唉，吱呀吱呀的，像推碾子！”
“你真会说日本话？”
每当这时，父亲便看他一眼，重重咳嗽一声。但他并不理会，叽里咕噜来几句日本话，然后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样？地道的东京味儿！”
于是，父亲开始埋怨他了，嫌他“嘴松”，嫌他不会小声说话，嫌他喜欢炫耀自己。他呢，嘻嘻哈哈，满不在乎，我行我素。
一天，他又让我“咪希”，父亲急忙赶到屋里说：
“老钱！别让他吃了，犯错误！”
“犯错误不在吃东西。”他说。
“在什么？”父亲问。
“在说话。”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沉下脸儿说，“老贾，你瞅着，我迟早得犯错误。”
“怎见得？”
“我这个嘴好呱呱。”
“既然晓得了，就要注意。”
这一回，他认真地听着，不再嬉皮笑脸的了。
最后一次见到钱掌柜，是在那个饥饿的冬天。那是一个下雪天，我到焦化厂看望父亲，路过四门市，看见钱掌柜仍然在柜台后面坐着。他看见我，笑着向我招了招手，我走到柜台前面，他把嘴一伸，小声说：
“小子，怪饥不？”
“不饥。”我说。
“不饥是假的。”他看了看点心匣子，两个手指一撇，比了个“八”字，“八块钱一斤了，不能‘咪希’了。”
想起当年情景，我不禁笑了：
“钱大伯，如今还唱戏吗？”
“唱，就是进步不大。”他说，“咱们国家没有赶上英国，我也没有赶上尚小云。”说完也笑了。
钱掌柜老了，头发稀稀的白了一半，眉毛也开始变白了；他的脸色像干菜，“胖”得难看，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他过去不吸烟，那天手里夹着个烟嘴儿，烟嘴儿上按着个烟头儿，吸一口咳嗽半天。我问：
“钱大伯，你不是不吸烟吗？”
“不吸不给烟票。”
“如今买烟也要票？”
“嘿，买什么不要票？”
“你不吸烟，何必要烟票呢？”
“不兴烟票不吸烟，兴了就得要，不要白不要。”
说着，把烟嘴儿叼到嘴里，烟头儿朝天像个小高射炮。他刚吸了两口，两眼一怔，忽然站起来了：
“你听，又一个！”
一片哀哀的哭声，簇拥着一辆马车过来了，马车上拉着一口棺材。马车前面，一个孩子身穿重孝，扛着一个白幡，马车后面跟着死者的亲属。钱掌柜好像看清了什么，从点心匣里抓了两块饼干，傻了似的走到街门口上，肃然而立。一片纸钱飘飘摇摇落在他的肩上，他都没有察觉……
送葬的队伍过去了，我问：
“钱大伯，谁死了？”
他不说话，呆呆望着飘走的白幡，好像遥望自己的归宿。白幡看不见了，他才轻轻叫了一声“老李”，把两块饼干扔到街心里去……
“哪个老李？”我问。
“我们李书记……”
“他？”我也一惊，“那年整你，不就是他吗？”
他摇摇头，不让我再说下去。他说老李人不错，大家浮肿了，他也浮肿了；病重的时候，天天还到食堂打饭吃，买个馒头，照样拿细粮票……说着，他拼命吸了两口烟，烟头儿早已熄灭了。他一挥手，连烟嘴儿也扔了。我说：
“钱大伯，你的烟嘴儿……”
“不要它了，困难时候，凑什么热闹呢……”
他拍拍身上的雪花，擦擦眼泪，又到柜台后面坐着去了。
后来我下乡了，再也没有见过钱掌柜。我只听说，在那动乱的时候，他到食品公司开办的养猪场里喂了两年猪，挨了两年批斗，最后死在一个学习班里，罪名是“日本特务”。后来平反，又说他不是“日本特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