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对做官这个问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干部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事的任免、调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工作的变化，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可能成为一个时期的议论中心。据了解，现在群众经常关心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福利待遇问题；一个是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问题；再一个是党风问题，其中就包括干部问题。同志们晚上串串门，聊聊天，对这几个问题议论比较多。我们是做组织工作的，对这个问题不要回避，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探讨过程中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有些人思想里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还比较深。比如，我们派工作组下乡，一到下面，哪怕你是个干事，群众不会叫你王干事、李干事的，总是叫你什么王组长、李主任，给你封个官衔，认为没个官称就张不开口。干部中也有等级观念，摆官架子的大有人在，一从低安排，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也就是说“官”的气氛，在目前社会上还比较浓。在我们来说，对干部工作搞得怎么样，确实反映党风问题，反映党群关系问题，反映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问题，我们要慎之又慎。还要看到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干部，特别是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看法上确实有偏激之处；同样，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年轻人的看法也有偏颇的地方。主要是彼此接触少，缺乏了解；不了解，就会发生很多误解。前几年，我做宣传工作，经常碰到一些老同志，一谈年轻人就是小青年长，小青年短，穿了个什么鞋，留了个什么发式，议论比较多，不太了解年轻人，往往看年轻人的缺点、毛病多，不太信赖的成分比较多，对年轻人主流的东西、积极方面的东西，往往有所忽视。同样，年轻人对老年人不太了解，片面性很大。你听年轻人在一起议论：老家伙长，老家伙短，什么老保守啊，正统派啊，帽子多得很，甚至孩子对他们的父母议论起来，你听听去，偏激的话也很多。这可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代沟”吧！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特点的“父与子”问题出现。在有些群众、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心目中，好像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天到晚搞特权，搞以权谋私。我接触的领导同志不太多，仅就我接触到的一部分领导同志讲，那可确实是日日夜夜地在那里拼命干工作，担子重，操心多，休息时间很少，很难有个节假日。有些同志年龄比较大了，日程还是排得满满的，白天、晚上、礼拜天，安排了那么多活动，确实够疲劳的了。对这些，有的年轻人就不了解。前些日子，北京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写小字报，说什么现在的政府是腐败政府。看得很明显，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如何工作。当然这里面也有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赵紫阳同志说，我们一天到晚拼命干，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年轻人还说我们是什么腐败政府！我们有腐败现象，但绝不是什么腐败政府。“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群众当中，对领导干部的看法中，确实包含着一些错误思潮，其中有无政府主义成分。有些年轻人开口闭口官方、民间，就反映了这种情绪。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一九八三年在兰州召开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好多专家、学者，还有一些作家来参加会。我在会上做服务工作，有的同志我比较熟悉，有的不认识。第一次见面，有的同志介绍你是什么长，对方非常客气，看起来很尊敬，但不那么亲切。后来有的同志介绍我时说，他是搞新闻的，是耍笔杆子的，也是文化人。这时，我从对方的表情上看就不一样，随便了，畅所欲言了。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对带“长”的多少有些偏见？一说“长”，对你很尊敬，但是肺腑之言一般不太说，一说是文化人、耍笔杆子的，就比较随便？这件事，事情虽小，但对我刺激很大。看来，有的人对“长”有一种什么固定的看法。最近我听了曲啸的录像报告，耀邦同志不是讲了吗，曲啸的报告对全国的青年人影响很大，报告最大的特点是言行一致，就是他说的和他做的一致，所以能打动人、说服人。
当时曲啸作报告的录像在兰州地区播放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听了很受感动。我的几个孩子有点文化，也有点“傲”劲儿，但是听了曲啸的报告心服口服。最近有些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听说曲啸同志可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对曲啸同志就有些看法了。曲啸的报告言犹在耳，当时这些年轻人听了很激动，认为讲得好。因为他不仅是这么讲的，而且是这么做的。对待家庭、婚姻、事业、党的信念都是这样。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听说曲啸同志调到中宣部，在更大范围内做工作，就有了看法呢？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我还没有想清楚，但起码反映出来一些人对“官”缺乏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存在某种偏见。当然，现在在党风方面，在领导干部里面，存在一些问题，确实有些人很不像话。有的老一些的同志认为，反正我也再干不了几年了，在台上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些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涉及孩子呀、房子呀、位子呀、票子呀的一些事情，按照党的原则不应该办的事他办了。也有的年轻同志，一选拔上来，也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原来我在部里讲，搞不正之风的，恐怕老同志多一些，乘下台之前把自己的一切都安排好。有的老同志讲：“人到五十年已老，提拔无望退休早。清清闲闲过几年，早把后事安排好。”后来我下乡去，和一个地委书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你这个看法有片面性。我们一些年轻同志上来以后，在工作上还没有开创什么新局面，但搞以权谋私，胆子却很大。他们地区有个副县长，上来以后说，我任职三年，要解决几个问题。所谓解决问题，不是为老百姓办几件事情，种草种树，办乡镇企业，搞种养加工，不是做这个打算，而是在他任职三年中，把房子怎么样，把孩子怎么样，这样几件事情。我省有个挖煤炭的矿务局，新提的几个年轻干部也是很能干的，四十多岁，大学生，工作开展得可以，但是上来后滥发奖金，将大把大把的票子往自己口袋里装。群众说：“若要富，当干部，一年变成万元户。”昨天我看了一个县的材料，十个常委就有六个搞以权谋私。有些事情在过去是极个别的，现在好像从数量上看比过去大多了，从程度上看也比过去严重。所以中央领导同志讲，我们的政府不是腐败政府，但是我们机关里确有腐败现象。最近中央发了个电报，对当前机关的腐败现象归纳了六条，一条是大量进口皇冠车；一条是大批出国；一条是请客送礼；一条是机关干部搞额外不正当收入；再一条是干部及子女从商赚钱。中央要求坚决制止。说老实话，据我了解，我们各个环节，有的可能不是领导，但掌握一定实权的人，吃请受礼也相当严重，说得严重一些是贪污、受贿。而另一方则是行贿。一般的送一些小礼品，吃顿饭啊，人家说，事办不通嘛，就搞公事私办。我要个地皮，要不上就请上一顿嘛。我批点钢材批不上，就送个礼品嘛。有人讲，不上点润滑油，机器转不起来。我老爱讲，我们的国家机器如果靠这种润滑油来转动，那就非常糟，将来非出问题不可。这不是润滑剂，而是腐蚀剂。更有甚者，我听说兰州买个房票一千多元。在经济来往中，几千、几千地给“好处费”、“茶水钱”。这在我眼里是个新闻，有的知根知底的同志说，那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大量的，你还把它当新闻呢！群众对担负领导工作的，或掌握实权的人，在这方面确有意见。我们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中级领导干部和掌握实权干部是好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那里呕心沥血地做工作，要是没有这些同志，我们这七八年的大好形势是不会来的。当然我们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靠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正确，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同志具体贯彻，不管你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商业也好，文教也好，根本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所以，我总感到有些人对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当“官”的总有些偏见，我们要做工作，不能那么看待。现在社会上时有传闻，许多完全是无中生有，也有的有那么一点根据，但被一些人歪曲、夸大、渲染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也确有这么一些同志不争气，干了不少很不光彩的事情，败坏了我们的党风。所以对“官”，不管社会上怎么议论，我们要分析，要综合，要分清主流、支流，要心中有数，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对这个问题，经过观察分析，应该有个全面的客观的认识。一方面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干部工作做好，选好人，用好人；一方面对一些搞乱七八糟事情的人，该调整的就要调整，该处理的就要处理，决不能姑息养奸，让一个老鼠坏一锅汤，让这些人败坏党的声誉。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力。省委领导同志和我们研究干部工作时说，你们选拔干部，总的原则是“四化”标准、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要重点强调三条：第一条，对现在党的路线、方针诚心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四化；第二条，绝对不以权谋私；第三条，上台以后能打开局面，做出成绩来。我们考察干部，任命干部，就要这样办。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点，我想讲这么一个观点：“无官不成为社会。”搞无政府主义不行。为什么呢？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不管是从事生产、流通活动，还是从事分配、消费活动，都是社会性、社会化的，都离不开集体，这就决定了必须有组织者、领导者。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更需要有组织、有领导。拿我们中国来讲，在周代，所谓中原天下，也就是陕西、河南、山东那么一片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武汉以南，已经是所谓“南蛮”之地了，从北边讲，一到内蒙地带，就是所谓“北狄”了，中原天下就是那么一小块。到了现代，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已经变为全球性、世界性的了，并开始向外层空间发展，活动范围非常广阔。总之，由于人类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必须有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这种组织和领导随着社会活动的发展将会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完善，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其性质和职称会有变化，但需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点不会变，否则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必须有当官的。没有当官的，就不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活动。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有他们的首领，有他们的图腾，也就是国旗嘛。我省秦安县发现的大地湾，那就是原始公社遗址，比西安的半坡遗址早一千多年，也是新石器时期的，但出土的文物比半坡的更为丰富。从遗址的规模来看，当时那里的人烟很稠密。遗址上有一个大厅，大厅的周围有很多柱子，有三个门，里边的地坪很坚硬、光滑，用金属敲打，铮铮有声，经检验，可以和我们现在的水泥相媲美。那个厅子很大，据考古的同志讲，这决不是一家一户的居室，而是一个会议厅。
这说明，在原始社会，就有当官的了。不然，要这个会议厅干什么？
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有高级官吏，当官的不少。到封建社会，当官的层次就更多了，有皇帝，有丞相，有六部尚书，有公侯伯子男，州有州官，县有县衙，还有乡约、地保，有一整套封建官吏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怎么样？当然也是有当官的。不管是君主立宪制，像英国，还是总统制，像美国，也还是那一套，什么总统呀，国务卿呀，州长、知事呀，等等，都有一些当官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必须有组织者、领导者。不然，谁组织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化”呢？这是个普通常识。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官”的本质和作用是不同的。但是，无官不成为社会，官是不能否定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存在是不能否定的。搞无政府主义不行。有些人想搞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兴时了一阵，实际上他们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他们的政府；他们不是不要官，而是想要他们来当官，本质问题是谁来当权、谁来管理的问题。所以，前边我讲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现在群众当中我们一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对一些做官的，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要做教育工作。同时，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当中，也确实有些不争气的，搞不正之风的，要努力纠正。第二层意思是，作为组织者、领导者，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有的，即使在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要有的。这是一条必然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有性质的不同罢了。否定组织者、领导者的存在及作用，对领导干部怀有对立情绪，想搞无政府主义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每个组织工作者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根本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