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于投靠他的人，只要政治上拥护他，有治国用兵之术，都热情欢迎。沛国人许褚勇猛过人，聚集少年及宗族千家，坚守壁垒，据地自守，在淮汝一带名声很大。后来他投靠了曹操，曹操见到他，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樊哙!”
一些敌对势力，只要有才能和转变态度，他也一样录用。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为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甚至连曹操的祖辈也极力攻击，说曹氏是“赘阉遗丑”。等到袁绍失败后，陈琳投降了曹操，曹操对他说：“你以前替袁绍写檄文，骂我本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连带骂我的父亲、祖父?”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因此不但没有治罪，相反还予以重用。此外还有像张绣，他曾经杀死曹操的长子和侄子，但他归降后也是没有治罪。
赤壁之战后，曹操统一南方的计划受挫，为了巩固政权，准备再度出兵，曹操决定大量召集人才。他于建安十五年(210年)下了第一道《求贤令》，认为只要有才能，即使是像汉陈平那样“盗嫂受金”的人也不应该被埋没。曹操的求贤政策，是对汉以来的任官的道德标准的挑战，表现了他的求贤若渴。建安十九年，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着重阐述了用人要重才能不应求全责备。在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第三道求贤令，即《举贤勿拘品行令》。在这道命令中，曹操更加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为官”，这是对东汉以来将封建道德、家世出身作为选官标准的猛烈冲击。
在曹操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体现了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精神，他善于搜罗人才，在曹操周围集中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士，其中既有门第高贵的大族，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也有出身细微孤族者，如刘放、孙资；还有地方豪强，如许褚、李典；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昔日敌人，如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人：真的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也使曹操最终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才高八斗的曾植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丕的同母弟。他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背诵《诗经》、《论语》及辞赋数十万言，而且擅长写文章。曹操曾经看到他的文章，不相信他小小年纪就能写得这么好，就对他说：“你是不是让人代写的啊?”曹植回答道： “能不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只要当面试一试就知道了。”这时恰好邺地的铜雀台刚刚修建好，曹操就让他所有的儿子一起登台写赋比试。曹植很快就写完了，而且还是最好的。曹操自此之后就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宠爱他。建安十六年(212年)，曹植被封为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5年)，转封为临淄侯。
曹操在征伐孙权前，让曹植留守邺地，并告诫他说：“我当年做顿丘县令时，年纪是二十三岁。现在回首从那时到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事是令我后悔的。现在你恰好也是二十三岁，一定要好好勉励自己上进啊!”可见对他的重视。
曹操几次都想立他为太子，但都忍住了，因为曹植任性而行，不顾后果，且饮酒没有节制。有一次，他竟然在喝得大醉时，自己驾着马车，私自外出王宫，且独自疾驰在大道上，为此曹操很生气。建安二十四年(220年)，曹操大将曹仁被关羽围困，十分危急。曹操想让曹植为征虏大将军，领兵火速前去救援。几次传人召他去觐见受命，但他都未前往。原来在此之前，曹丕已经知道曹操想让曹植领兵，害怕曹植胜利会更加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提前约曹植喝酒，而且故意让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曹操不知内情，以为他又故态复萌，喝酒不能节制，所以相当生气，自此之后，稍微疏远了曹植。此外，曹植身边形影不离的一些人如丁仪、丁虞、杨修等也颇令曹操不快，尤其是杨修，他屡次出言讥讽曹操，且此人又是袁绍的外甥，最后以在军中散播谣言的罪名被处死，曹植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曹丕身边的一些谋士也总是暗地里打击曹植。有一次，曹操领兵出征，曹丕和曹植前往送行。临别时，曹植当场写了一篇歌颂曹操文治武功的华丽文章，写得十分精彩，在场的人都很佩服曹植的过人才气，曹操也很高兴。曹丕在写文章方面显然不是曹植的对手，于是他的一个谋士就对他说：“在文采方面你不是曹植的对手，不如在大王临走的时候，你流泪抽泣，表现很伤心的样子，这样大王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至孝之人。”曹丕听了这话后果然流着泪，伤心地与曹操告别。曹操见了很感动，觉得曹丕虽然文采不如曹植，但为人忠厚、踏实，对他很孝顺有感情，于是最后下定决心立曹丕为太子。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时一个名叫华歆的大臣对曹丕说：“临淄侯曹植没有给武王(即曹操)奔丧，应该治罪。”又有人报告说：“曹植整日和别人喝酒，傲慢无礼，就连魏王的使者到了，他也坐着不动，真是太不像话了。”此时曹丕虽然当上了魏王，但仍然嫉恨曹植，于是派人到临淄把曹植押到邺城问罪。
曹丕的母亲卞氏知道了这件事后，急着去见曹丕。她哭着对曹丕说： “你弟弟曹植大概是仰仗自己有才华，才这么放纵。你一定要看在手足的情分上，不要杀他，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
曹丕见母亲为曹植求情，也不好再处死曹植，就想出一个主意。他派人把曹植召来，让他以“兄弟”为题作诗，如果七步以内完成，并且诗中没有“兄弟”两个字，就免他一死，否则治以重罪。
曹植面对此情此景，感慨万分，略加思索后，就迈开步子，湿润着眼睛，走一步，念一句，随口念出了一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之后，既感动又惭隗，念及手足情谊，终于免曹植一死，放他回去。
此后，曹丕对曹植的不信任和监视并没有改变，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加。比如，曹魏王朝本来对诸侯王藩国法令就很严苛，而且配给诸侯王所用的下属官吏大多是庸劣无用之才，配给的卫兵也很少，大体只有二百余人，且多是年老体弱之人。但配给曹植的官吏卫兵甚至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减半。此外，还频繁地让他更换王国都城，以至于十一年内迁徙了三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曹植长时间待在一地，与当地官员大族结识勾结。面对这样极不自由的处境，而又一心想报效国家的曹植，内心万般无奈，只能写文章聊以排遣心中苦闷，于是就有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白马篇》和“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赠白马王彪并序》等著名诗篇。在这样苦闷的环境中，曹植41岁时去世。其后东晋大诗人谢灵运曾经说道：“天下文才共一升，曹子建独占八斗，我一斗，其余天下人共占一斗。”可见对他的推崇。
竹林七贤
魏晋的文坛上，曾出现过一股强劲的清谈之风，文人们行为放荡不羁，不为传统礼教所拘束，所谈言约旨远，远离社会实际，形成风气。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等七人。这七人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间经常在阮籍的家乡河南乡阳的竹林中聚会，诗酒流连，畅言玄远，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盛行，是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动荡造成的。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马懿父子乘魏少帝曹芳到洛阳城外为明帝高平陵祭扫之际，发动政变，杀死了掌握实权的曹爽父子，独揽了朝政，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开始诛杀大量与曹氏有密切往来的名士，如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等，致使当时天下名士减半，一时士人人人自危。
司马氏大权在握后，将曹魏的几代少帝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任意废立，专横跋扈，伦理纲常荡然无存。但是，司马氏却要求士人们严格恪守伦理纲纪，这种丑态自然引起士人们的愤恨。然而，这个时期，毕竟是一个血雨腥风、草菅人命的社会，很多人觉得自己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太阿利剑，随时会让自己身首异处。为保全性命，许多士人便不得不隐身山水田园，不问政事。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相反，这种境况，使他们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和信念纪条全无用处，十分痛苦。所以，为发泄心中苦闷和不满，便要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于是，老庄哲学便受到名士们的欢迎。老庄哲学提倡清静无为，崇尚自然，可以提供谈锋与玄机，恰好适应了处于悲观绝望但又不甘万马齐喑的名士们的心理。因为谈玄说道，不仅可以全身避祸，而且可以借此保持一定的尊严。竹林七贤的出现正是这种潮流的结果。而在这七人中最著名的当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他本有济世之志，但处在魏晋易代之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极为尖锐，名士惨遭杀戮，他因此不问世事，时常醉饮，甚至在隔壁女主人家开的酒肆里喝醉后，就躺在女主人旁边呼呼大睡，而女主人的丈夫也不以为意。他听说当时的步兵军营厨房中藏了许多美酒，就请求做步兵校尉，上任后，他终日不理政事，整天待在厨房中饮酒。他有时驾车出游，不循径而走，直到不能前进时便恸哭而返，唐朝著名文学家王勃在《滕王阁赋》中就写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的就是这件事。他行动相当狂放，在《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中对高谈礼法之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指斥那些高谈礼法的君子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寄生在裤子里的虱子吗?藏在裤缝之中，躲在烂布絮里，自己还认为是最好的住所。行走不敢离开裤缝，更不敢走出裤裆，还自以为很守礼法，饿了的时候就吸人血，自以为有永远吃不完的佳肴。……你们这些正人君子活在世上，与在裤裆中的虱子有什么两样!”他还赤身裸体躺在地上说：“大地是我的床铺，天空是我的衣裳，你们这些正人君子，好端端的为何要钻进我的裤裆里?”司马昭知道他相当有名气，就想通过与他联姻来拉拢他，但阮籍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一连大醉四十余日，不与司马昭会面，此事也终于不了了之。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别人下棋，别人都催促他回家，他却执意要下完再走。但他回到家，看到母亲遗体时，却立刻悲痛得吐血数升，差点晕死过去。在随后的治丧过程中，他整个人都变了样，瘦得几乎只剩下骨架，每天只能咽下一些稀粥。他还好为青白眼，见到他不喜欢的人时他就翻白眼待客，而遇到他喜欢的人时，就变为青眼有加。在嵇康的哥哥前来为他母亲吊丧时，他看到嵇康的哥哥披着重孝，拿着丧棍，就生气地翻白眼待他。而看到嵇康穿着常服，带着琴和酒来时，却很高兴地以青眼待之，并且与他赤身裸体在室中自弹自饮。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谯郡(今安徽宿州西)人，生平喜爱老庄学说，讲求养性服食求长生等事，恬淡寡欲，但又刚直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他是魏宗室的姻亲，官拜中散大夫，故又被称为嵇中散。他蔑视礼法之士，对大权在握的司马氏很是反感，曾经当面拒绝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拉拢。当时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也是七贤之一的向秀为他拉风箱。嵇康见到钟会，既没有出迎，也没说一句话，仍是自顾自地乒乒乓乓地打个不停。钟会见无趣便要离开，这时嵇康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钟会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不久，嵇康的友人吕被为他的哥哥陷害，钟会趁机诬害嵇康，从而导致他被司马昭杀害，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临刑前他弹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名曲——《广陵散》，感动了许多人。当时有三千太学生要营救他，并要求以他为师，但终究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其他几人，如刘伶，自称酒仙，终日饮酒不断，他甚至让家里一个奴仆拿着一把锄头跟在他的身后，让他在自己喝死的时候，就地直接刨坑掩埋。他的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便要求他戒酒，刘伶当着妻子面时，痛心疾首地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喝了，但当他妻子不在身边时他又对神灵说：“我当时发的誓，都是被逼无奈之举，都是不算数的，希望神灵能原谅我。”然后依旧饮酒如故。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好酒之徒，但他不是与人喝，而是与家里养的猪在一起豪饮，而且共用一个大盆。
在司马氏的威胁和利诱下，竹林七贤被迫解体。竹林七贤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他们倡导的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却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卒后门生私上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没落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出身孤寒的士人，做过晋大司马。祖父和父亲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地方官，其后家世衰落。他少年时代生活贫困，但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博览儒家著作，确立了追求“仁政”、辅佐“明君”的政治理想，希望将来能“大济于苍生”。可是另一方面，因为时代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又产生了一种隐然自得的超然物外的向往。
早年的陶渊明，“猛志”满胸，希望在官场上一试身手，施展抱负，造福苍生。29岁，他首次出仕，做了江州祭酒。不久，因为看不惯官场的丑恶，又“不堪吏职”，难受拘束，便解授归田。后来州里招他做主管文书的小官，他推辞不受。35岁，他不甘寂寞，仍抱济世幻想，又出来做桓玄的幕僚。可是桓玄是个野心家，陶渊明看不惯他的作为，于是离开。41岁时，陶渊明家境贫困，儿女满堂，罐无隔夜之粮，所以为衣食之计，遂违愿出来做了彭泽县令。可是到任不久，他觉悟到这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所带来的烦恼更甚于饥寒的苦恼，他打算等收获官田中的稻米之后，就辞官归隐。恰巧这时一个督邮前来视察政务，县吏告诉他，应该束带相见。陶渊明心中已经很不耐烦，更耻官场应酬奉承，愤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向乡里小儿!”当即解授去职，毅然还乡，这次出仕只有80天左右。
陶渊明罢官归来，写了《归去来兮辞》，这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他一身清爽，欣喜欲狂，就像归林之鸟，返渊之鱼。他到家后，放纵身心，引觞自酌，抚松盘桓，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怡然自得。
陶渊明终于抛弃所有的功名思想，远离官场。他这时41岁，直到62岁，再也没有涉足官场。他的家乡柴桑背依秀丽的庐山，临近浩渺的鄱阳湖，风景优美。他回到家乡后，便写下了《归田园居》，描写了这种田园生活。可是，不久陶渊明家就屡遭灾难，先是火灾，接着虫灾、水灾、兵灾，天灾人祸俱至，日子越来越穷。家里的僮仆佣人，此时一个也没有了，最后穷得温饱都不能保证，有时甚至叩门乞讨。开始他把劳动当做消遣解闷，为求有趣而干一点，到后来，生活的艰难，逼得他整天劳作，这时他干得很辛苦，往往是清晨下地，天黑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