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注入渤海，全长5400多公里，为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津为中游；孟津以下为下游。
自古黄河不定时的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就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耕作文明。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约在公元前4千年至公元前2千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我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吴属于这一时期。据文献记载，他们的部落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这时，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城郭、邦国，生产不断发展，阶级逐渐产生，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也被称为邦国文明，是黄河文明的早期阶段。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从时间上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学家发现了众多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如登封王城岗(原八方遗址)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可以说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一个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应运而生，影响我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形成百花齐放之势，开创了我国古代学术的黄金时代。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也是封建帝国文明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带动着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我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折射出了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
长江丈明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的西南侧。全长6300余公里，是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干流自西而东横贯我国中部，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等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与黄河文明并列为我国文明的两大源泉。长江文明区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都堪称世界之最。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长江流域劳动生息，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左右的历史。考古学家在长江流域，还发现不少远古人类的遗迹，如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就有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湖北“长阳人”的化石和石器。这些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遗迹，距今亦有十几万年至一万多年了。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江西清江美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商代遗址，证实了这里至少在3千年以前已经存在了和黄河流域基本相同的文化。在距今4干至6千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人已经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创造出较高水平的原始社会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样有许多文化遗址，诸如：6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千年前的崧泽文化，4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等。南宋以后，长江流域更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长江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对东亚及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长江孕育了异彩纷呈的长江文化，创造了璀璨夺目的长江文明，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里，我们的祖先人工栽培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发明了最古老的舟船，他们巧夺天工的盐业采集技术令人惊叹，更孕育了精妙绝伦的玉石器文化，繁衍出辉煌灿烂的城市文明。
水稻是长江献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肥沃的长江流域不仅是水稻的发祥地，更是全世界知名的水稻产地。从人类发现第一株野生稻，至人工栽培籼稻、粳稻，直至现在全球推广杂交水稻，水稻已承担起养育世界近一半人口的重任。几千年来，以水稻为中心的生产劳动在长江流域培育出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万余年来，水稻由长江流域走向了黄河流域，并且漂洋过海，传遍全球，成为养活全人类的重要农作物，被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栽培。
江水是联系文化的纽带，也是文化传播的通道。三峡的峻险和江南的秀美给长江的舟船同时注入了阳刚与阴柔的秉性。古代先民沿长江而居，使用舟楫浮渡江河，探索未知，传播文明，在与风雨的搏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舟船文化。
我国的玉文化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开始，玉器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神灵祥瑞之物。长江流域的史前玉器精巧秀丽，透露出深厚的文化气息，其精良的制玉工艺、神秘奇异的纹饰、浓郁的宗教气息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点缀于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中。天地相通、神人沟通、天人合一，玉器在远古社会表现出来的这些功能，使天地、自然、人类浑然一体，营造出浓浓的神秘氛围。
长江流域还有着得天独厚的盐业资源。自古以来沿江地区制盐业就非常发达，岩盐、井盐、海盐等资源十分丰富，这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富庶，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盐成为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大宝”。
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寡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层次，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在长江沿岸先后出现了规模不一的城池，这些城池的出现成为那一时期文明的标志。从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古城址到下游的良渚文化古城址，其宏伟的规模、完善的功能、丰富的出土文物，无一不表现出灿烂的长江文明。
周口店猿人遗址
周口店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北部，距北京城约50公里，包括龙骨山上8个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地点，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从1929年起，遗址已编到第25地点，大多数地点在周口店附近。
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山丘，东边的一座有一个大山洞，俗称猿人洞，此处也被称为周口店第1地点，东西长约140米，中部最宽处约20米。
“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时间，大约从距今60多万年开始，一直到距今20多万年，据推测，“北京人”文化早期距今60—40多万年前，中期为距今40—30万年，晚期为距今30—20多万年前。周口店第1地点1921年发现和发掘起，已下挖了40多米。
“北京人”化石从第ll层至第3层均有发现，共出土骨头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以及一些头骨和面骨破片。这些“北京人”遗骨分属40多个体。但绝大多数化石，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下落不明。现存的第1地点的化石，保存在我国的有7枚牙齿、1段肱骨、胫骨1段、顶骨和枕骨各1件以及一具保存完好的下颌骨，1927年以前发现的三枚牙齿则在瑞典，由早期在周口店工作的步林保管着。
周口店第l地点还发现了用火遗迹，由此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用火遗迹包括五个灰烬层，两处保存很好的灰堆遗存，烧骨在“北京人”活动的各层都有发现，此外，还发现烧过的朴树子、烧石和烧土块，甚至个别石器有烤灼的痕迹。对用火遗迹的研究，可知“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有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烧火的燃料主要是草本植物，也有树枝和鲜骨。
石器是“北京人”文化的主要代表， “北京人”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打片方法，主要用砸击法，生产出小石片，常见长度为20—-40毫米。工具分两大类，第一类包括锤击石锤、砸击石锤和石钻；第二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锥和球形器。
据推算“北京人”男性身高约为156厘米，女性约为150厘米，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毫升)。“北京人”的寿命也比较短，约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1930年在龙骨山顶部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这些都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周口店猿人遗址因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发现了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从而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公元前340一公元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公元前325一公元前299#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即位时，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繁，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包括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部。它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可见其形势之险恶。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经常受到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以求一时的安宁。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国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面对如此形势，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探索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决定抛弃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而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所以必须学习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长处，壮大自己，这样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才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要想培养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为正统的氛围中，赵武灵王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实行赵武灵王的这一政策。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并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王的努力，采取了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赵武灵王正式向全国颁发诏谕，通过命令百姓穿起胡服，学习骑马射箭，收编边地游牧民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后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中山国、林胡、楼烦，用武力扩大了疆土，一直扩展到河北省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托县一带地区。公元前296年，中山国灭亡。从此，赵国北方安定无虞，道路畅通无阻，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赵国开始强盛，并且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逝世之后，埋葬在代地沙丘，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故将此地改称灵丘。至今灵丘城东南，尚存赵武灵王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的实行，不仅壮大了国力，而且还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