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只要人们体认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除私欲，哪怕是“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镇压过江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因此他颇有感触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可见，王守仁的心学就是要人们自觉地破“心中贼”，消除一切所谓的“邪念”，从心底深处服从专制统治。但是，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思想的朱熹哲学时，提出了一些反对崇拜旧教条的言论，从而给人们以深刻启发，这也是他相对进步性的表现。
痛剿倭寇的戚继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四月，在浙江沿海的许多村庄，一片火海，房舍熊熊燃烧，满地血腥残骸，一群头生流脓恶疮，面貌极度丑陋，身材十分矮小的怪物，发着猪狗混叫一般的怪声，挥舞着比自己身高还长的弯刀，四处捕掠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华夏百姓。这群畜生“残害少壮，发掘冢墓。束婴杆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而他们在做尽恶行之后，便迅速逃窜，扬帆东去。这群怪物就是面目可憎、极度猥琐、臭名昭著的“倭寇”，因为他们来自被我国贬称为“倭奴国”的日本，遂有此名。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海岸线较长，所以在防守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倭寇们利用我国的这一弱点，经常在无人防守之地，偷偷登陆，大肆劫掠一番后，就迅速逃窜，所以我国王师很难有机会与他们正面决战，从而使他们屡屡侥幸得手。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很长，在受世人景仰的戚继光将军出现之后，倭寇们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祖籍山东东牟县(今莱芜县)。祖辈在明朝开国时建立军功，因而世袭登州卫指挥。戚继光出生在将门，其家又长期驻守在防倭的第一线，这使得他了解倭寇焚掠人民的惨状，并熟悉倭寇骚扰活动的规律，因而从小就立志要荡平倭寇，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后来就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道：“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些都对他日后成为抗倭名将起到了重要影响。
1545年，戚继光年十七岁，接替父职，成为登州卫指挥。不久，又被调到边塞戍守了五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夏天，戚继光转回山东任职，专门打击倭寇。三十四年秋，戚继光又被调到浙江，任总督胡宗宪的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这三府是倭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遭受危害最大的地方，把他调到这个地方可见国家对他的重视。三十七年十月，戚继光发现浙江金华府义乌县的矿徒颇有血气，敢于搏斗， “剽悍可用”，于是招募了3000人组成“戚家军”，并且又对这支新军进行了细心调教，主要是训练一种新的战法——鸳鸯阵。这是戚继光根据江南一带多水泽港汊，道路狭窄曲折，难以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地理特点，又针对倭寇惯于使用卑鄙龌龊的偷袭埋伏等伎俩而创设的一种新战法。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个小队，最前一人为队长，其后有两人持盾牌，长、圆各一。持盾者后有两人手持狼筅，负责阻击敌人靠近。其后又有四人持长枪，专司格杀。再其后是两人手持短兵器，负责近距离搏斗，最后一人是负责炊事的火军。这种阵法以集体互助的战术为核心，各种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彼此相倚，作战时机动、灵活、严密，能够发挥士兵们近距离搏斗的勇敢精神，可以说鸳鸯阵是戚继光军事天才的展现。这支新军在训练两三个月后，便成为一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劲旅。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于是带领这支新训练出来的队伍前去剿倭，他以寡击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消灭了5000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浙东倭患基本肃清。台州大捷后，浙东人民纷纷建祠、赋诗、刻石来表达对戚继光的感谢，并亲切地称这支义军为“戚家军”。
倭寇在浙江遭受了沉重打击后，纷纷南下骚扰福建，致使福建的倭寇猖獗异常。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因而又被派到了福建进剿倭寇。福建宁德县东北海中有一小岛叫横屿，和大陆隔着十里浅滩，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后，则尽是泥淖。岛上盘踞着2000多倭寇，筑有工事，经常窜扰沿海州县。由于地势险要，陆军、水师进攻都很有困难，因此倭寇据岛三年，王师官兵亦莫可奈何。这也是戚继光入闽碰到的第一个倭巢，他决心拔掉这一巢穴，打击倭寇的嚣张气焰。戚继光首先命令士兵在退潮时每人背一捆干草，把草铺在烂泥上，然后摆开鸳鸯阵式，在雄雄战鼓声中踏泥草英勇前行。上岸后，勇士们如下山猛虎，英勇扑向此时已经胆怯万分的倭寇。根本未曾料到官军能上岸的倭寇们已经毫无斗志了，可以说戚家军和敌人进行了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很快岛上吓破了胆的倭寇不是跪在地上用僵硬的汉语喊“戚爷爷饶命”，就是被勇猛的官兵砍成了肉泥。整个战斗畅快淋漓，倭寇悉数被歼灭或俘虏，从而打响了入闽抗倭的第一战。
横屿大捷后，戚家军又一举攻下了福清县境内的好几个倭窟，并乘胜直捣倭寇在福建最大的巢穴——牛田。此役，倭寇刚与王师打照面，便被英勇的官兵掩杀殆尽，速度之快，以至于许多倭寇头被砍下后，还要在惯性的作用下向前奔跑十几步才能倒地。紧接着，戚继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举进攻倭寇的另一巢穴——林墩，消灭了兴化(今福建莆田)一带的贼人。英勇的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连战连捷，攻克大小倭巢数十个，威名震动八闽，受到福建人民的热烈颂扬。在倭寇中，戚继光也被他们畏惧地称为“戚老虎”，只要一听到戚家军，便丧魂落魄，唯恐避之不及。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戚继光肃清了全闽的倭寇。第二年，戚继光挥师南下广东，与俞大猷配合，又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这样，猖獗二十年之久的沿海倭贼，终于被平定了。倭寇的平定，戚继光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此后，戚继光又被调到北方边塞，镇守蓟州，并长达16年，在此期间他也是尽心尽力，深得人民爱戴。但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时，因为他与刚过世就被查办的首辅张居正关系密切，所以被人诬告欲与张氏联合造反。虽然皇帝念其军功甚伟而没有治罪，但是却将他调到了太平无事的广东，从此不再重用。戚继光因此大受打击，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抑郁而死，时年尚未至六十岁。
经世致用的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明亡后更名为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多称之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上好几代人都在朝廷为官，以诗礼传家，家中藏书也颇为丰富，号称为书香门第。但到他祖父这一辈时，由于倭寇入侵，财产遭到洗劫，家道逐渐中衰。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顾炎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就在祖父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从而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天启六年(1626年)，十四岁的顾炎武加入了“复社”。“复社”是当时东南地区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影响颇大，这是顾炎武踏上社会旅途的第一步。此后，频繁的社会活动使顾炎武开阔了视野，他经常借助团社，吟诗作文，议论时事，抨击时弊，寄托自己的豪情壮志。但是顾炎武的科举道路并不顺畅。虽然他十四岁就中了秀才，但以后连年应试却连年失败，到二十七岁都没有考中举人。科举的失败，并没有使他对人生和社会失去信心，在社会的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于是他从此以后便毅然放弃了学习传统的科举之术，转而钻研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学。
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顾炎武三十一岁时，李白成率领农民军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没过一个月，新生的农民政权就在满清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清王朝开始了在古老华夏的统治。当时中国南方还存在着明王朝的残余，史称南明政权。在这期间，清王朝又与南明政权展开了对南中国的争夺，江南人民因不愿受异族蛮夷统治纷纷起而反抗，著名的有史可法督师扬州和嘉定人民的三败三战等。在这种情形下，顾炎武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积极参加了保卫苏州和昆山的抗清斗争。他的母亲在家乡沦陷后绝食而亡，临死时给他留下了“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的遗嘱，这给顾炎武以极大的震动，从此以后，他便以驱逐满清异族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而四处奔走。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十五岁的顾炎武为了更广泛地结识抗清志士，开始弃家北上巡游各地，在这以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常以二马二骡载装书卷，往来：于二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及陕西等地，结合书本进行实地考察，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晚年时，顾炎武定居陕西华阴，潜心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顾炎武坚持民族气节，牢记母亲的教导，宁死不做清朝的官吏，不食清朝俸禄，他的这种高尚品格实在是令人钦佩。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病故，年七十岁。顾炎武一生“行奇学博”，著述宏富，主要有《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宅京记》、《音学五书》、《明季实录》，全都和他一生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相关。
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比较繁富，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命题，承认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他还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即认为“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可见他的哲学思想是包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成分的。
在政治思想方面，顾炎武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也，众治之而刑措者矣。”他认为只有“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回归三代的目的。
在民族思想方面，顾炎武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做了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就是说，“亡国”仅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文化存亡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是人人都应当关心的，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治学方面，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言。他指斥明末心学的弊害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弄得“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国破家亡，异族入侵。因此他提倡实学，强调“博学于文”，用事实说话，绝不轻言。为此他曾提出一个观点：“著书不如钞书。”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便是通过大量钞书而成。在他看来钞书就是靠事实资料说话，这是最可信的。他曾将自己的《日知录》比作“采山之铜”，他说：“常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这个比喻实在是很恰当明了。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偏见的影响，他的政治主张也并没有摆脱“法先王”的窠臼，但是他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却包含有进步因素，而他主张开矿兴利、自由贸易等思想也有利于当时日渐兴盛的市民阶层，因此可以说顾炎武是十七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十全武功话乾隆
清高宗乾隆皇帝(1711—1799年)，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九岁时，弘历入学读书，接受“六艺”即礼、乐、射、御、书和数等教育，研读满、汉典籍，遍习文武。雍正元年(1723年)，弘历被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并且全面而严格地接受人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乾隆皇帝共在位六十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于十五子颐琰，自己成为太上皇。但又训政三年，所以乾隆皇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而且还是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病逝。死后的庙号为高宗纯皇帝，史书上称为乾隆帝。
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史称“康乾盛世”。而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十全武功”是指乾隆年间进行的十次大规模战争。即两次平定新疆北部地区(天山北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分裂割据，一次平定南疆地区(天山南路)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两次平定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区的叛乱，一次平定缅甸，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进兵安南(今越南)，两次击退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的入侵，合称“十全武功”。实际上，这十次大规模的战争，由于起因、目的、效果不尽相同，其历史作用也不一样。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其中意义最大的就数两平准部，一定回部，因为这些行动坚决地维护了祖国西北地区的统一和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