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起源
文字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古老的文字产生在三大文明发源地：中国的古汉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古代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都属具有象形意味的文字，它们经过历史的变迁，不断演变。楔形文字在公元前4世纪就灭亡了，古埃及文明到公元5世纪也中断了，唯有中国的古汉字历经几千年，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今天，成为我们现今所使用的文字。中国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它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与接受。
但是，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一是仓颉造字说。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远古伏羲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神农氏以“结绳”来记事，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书契”。其中，“八卦”是由记数符号构成的，“结绳”也属于一种记数法，而“书契”侧是指刻写在陶坯或甲骨上的文字，从“八卦”、“结绳”到“书契”，反映了原始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因此，在汉字起源的诸多说法中，以“仓颉造字说”的影响比较大。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也都肯定了“仓颉造字说”。《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启发人们根据不同的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终于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的演进与发展，总结为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元命苞》则说，仓颉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掌纹等，都是他据以创造文字的基础。
一般来说，“仓颉造字说”是汉字起源诸说中最具权威性的了。
二是陶器刻符说。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的一些刻符被解读为斤、戌、炅、斧、旦等，于是人们认为，中国汉字起源于陶器刻符。
这些陶器刻符，应当属于许慎所说的“书契”性质的文字。但现有的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而且能解读的更少，它们尚是一种很不完备，不成系统的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它还不能准确地记录连贯成句的语言。
因此，说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
三是殷商甲骨文说。
有学者认为，到了殷商，才开始有了文字——青铜铭文和甲骨文。因为，现在已知用于记录成句语言的系统的最古文字，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化，它不仅在语法结构上为先秦书面语言奠定了雏形，而且字形也跟东周、西周、秦、汉文字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认为中国文字源始于殷商。这是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
四是夏代起源说。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其《奴隶制时代》中提出，中国文字起源有六千年的历史。
曾有学者说：“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郭沫若则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更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然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据此推断，其发展至少应在商以前一千年左右，因此中国文字应该是起源在夏或夏以前。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时代，夏代应该有文字，至少应该有原始文字。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都载有明确的先王先公世系，它所依据的肯定是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的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用于记录历史的、开始与语言相结合的文字系统。
但是，这仅仅是推测。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究竟源于何时，还有待将来考古的进一步发现。
神秘的西夏文字
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附唐朝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傈僳、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
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80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制成的。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有的则直接借用汉字。西夏文结构和汉字一样，以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功于元昊。《辽史》记载为“李绩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则把西夏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则认为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
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些说法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创制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任荣造番书，不过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西夏文公布以后，汉文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大量的事物表明，不仅劳动人民，就是在统治阶级中，也往往两种文字同时并用，汉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6100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个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是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只存有3000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祐庚戌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的字典。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全书按内容分为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
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意汉字的西夏对音。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中有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3600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清代十三行
西方国家尝试用各种方法，建立与中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关系，都没有获得成功。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一种新的外贸方式——洋行制度应运而生。洋行是广州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又称为洋货行、十三行、公行等。
康熙二十四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解决了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考虑到闽、粤沿海居民的民生，于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划定广州、泉州、宁波、松江为对外贸易口岸，设立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由于广州的外贸额居于国内首位，因此粤海关是四个贸易口岸中最重要的一个。清政府在粤海关特别设置海关专职监督，多由满人内务府官员担任，由皇帝直接派遣，官职高于其他三个海关。清政府有意扶植广州口岸，规定广东海关征收洋船税收减去“十分之二”。西方国家急需更广大的市场，选择了经济中心华东，陆续到定海、宁波等地贸易，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乾隆二十二年（1757），政府出于海防需要，撤销闽、浙、松江三个关口，只准外国商船在广州一地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1684），清政府在设立粤海关的同时，设立十三行专营外贸。十三行的雏形出现于明代中叶，牙行及牙行经纪人代政府收税，也为中外商人居间贸易，属于半官半商性质。十三行是官方指定的经营外贸的中间商，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之后，广州十三行也就成为独占中国外贸业务的垄断组织。在清代前期广州的外贸中，洋行依靠政府赋予的特权，几乎垄断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
专营外贸且具有法定垄断地位的十三行，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严格区分华洋贸易牙行之后才产生。康熙二十五年（1686），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规定“如来广东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章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章皆投洋货行，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把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分别归入“金丝行”和“洋货行”，从事外贸的商人从牙行商人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洋货行，简称洋行。一般散商不能随意经营外贸，如果有殷实的商人愿充作货行，要请地方官批准。
广东十三行是这些经营进出口贸易机构“洋货行”或“外洋行”的总称，并不是洋行数目必有13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仅4家，是最少的一年，最多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有26家，恰巧为13家的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年。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道光十七年广东十三家洋行分别是：怡和、广利、同孚、东兴、天宝、兴泰、中和、顺泰、仁和、同顺、孚泰、东昌、安昌十三家。这些商人称“行商”或“洋商”，他们向官府缴纳几万两银子的费用，由官府发给执照和代行管理外国有的纹章。
由于需要的周转资金巨大，充当洋商必须家产殷实。因为是代表政府主持外贸事务，这些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双重身份，所以也被统称为“官商”，封一个“官”字称号，如伍绍荣称“伍浩官”、卢继光称“卢茂官”等。
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洋行制度未发生大的变化。为保护自己的利益，11月26日，行商们成立行会组织公行，成立十三人的公行团体。其职责主要承担与外商洋行交易货物，议定价格，是国家经营外贸的代理或称为包办者，享有外贸独占权。
当时公行既没有法定领袖，时散时聚，不便于经商，外商屡次要求取消公行。但海关监督与广东提督为便于管理，积极支持公行。海关监督下令公行以外所有的闲散商人不得与外国商人接触，若是与外商做瓷器贸易须向公行缴纳百分之二十的货价，茶叶生意缴纳百分之四十，直接损害了公行以外的散商的权益，公行制引起外商与散商的一致反对。因为在初始阶段洋行组织并不严密，承办外贸时各自为政，互相争夺，压介竞争，使外商坐收渔翁之利。康熙六十年（1721）公行解散。
乾隆二十五年（1760），行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对西欧的贸易，建立外洋行。清政府批准这一请求，粤海关监督选择殷实诚实之家一二人，总办洋行事务，将总商姓名报部备案，公行正式被承认为对外贸易机构。但公行痼疾难医，引起外商强烈不满。乾隆三十五年（1770），潘振成收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十万两白银的贿赂，转而收买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此后进出口贸易仍由各洋商分行各办。各行商之间低价竞争又随之而起，乾隆四十五年（1780），发生行商亏损欠债，两年后，清政府设立公行，以杜绝中间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保证海关税收。从此，公行这一制度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公行再未解散。
清政府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对中外商人的管理越来越严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总督李侍尧订立《约束外商五事》，经皇帝批准颁布执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李湖颁布《防夷四查》，嘉庆十四年（1809）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颁布《防范夷人章程》。
这些法令主要包括，外商不得在广州以外的地方贸易，只有两个例外，葡萄牙人可以在澳门交易，西班牙人可在厦门交易。外商不能与政府官员接触，外商的申诉只能由行商代向官府转达。政府限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货物的出口及鸦片、武器的货物的进口。外商在华贸易期间，可以暂住西洋风格、悬挂外国国旗的广州夷馆，即行商划出行地的一部分租赁给外商，这些夷馆又称为行，因为正好是十三家，所以称“十三行”，但并非洋行的十三行。外商到广州，先投行，住在该行所设立夷馆内，外贸活动即在夷馆内进行，外商不得擅自出入，不得带妇女入馆。行商对外商的一切行为直接负责。乾隆末年，外商被允许每月三次到指定花园游玩。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在澳门过冬的外商人数受到严格限制。
行商承担与外商的进出口贸易，代外商缴纳关税。乾隆十年（1745），两广总督兼粤海关总督策楞实行保商制度，即要求外国商船进港后须找到一名保商作保，保商负责外商及船员的一切，如缴纳税款，确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而后由行商分担销售与采购。另外，清政府要求行商之间互保，共同完成税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