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回衡州后，小作停留，然后沿江而下。过洞庭湖时，有《过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诗中“南风正”、“回樯”等字眼，准确证明了杜甫从上游而下的情景。杜甫一秋一冬居于舱内，风痹病日益加剧，最后卧病舟中。偏偏这时天不怜人，杜甫幼女夭亡，伟大的诗人也溘然长逝了。如果说杜甫在耒阳殁于牛肉白酒，那么杜甫诗所记述的这些事实又该作何解释呢？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归葬，遂暂寝岳阳。43年之后，杜甫孙杜嗣业始从岳阳启其灵榇归到河南偃师，葬于首阳山下。杜嗣业扶榇道出荆州时，拜请元为他的祖父作墓志铭，铭文中有“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元《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句，这也可以作为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证据。
杜甫是病死舟中，还是殁于牛肉白酒或者葬身郴水，尚不能最后定论，有待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屈原何故自沉汨罗江
2200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满腔忧愤，毅然投入波涛翻卷的汨罗江中，结束了他那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一生。千百年来，他的死一直为人民所惋惜、哀悼。那么，屈原为何投江自沉呢？
清朝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持此说者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研究》中说：“郢都陷落时，屈原逃奔江南，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自沉了。”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有人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哀郢》中的有关史料来看，屈原与《哀郢》约为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屈原沉江约在顷襄王十六年或十七年，即公元前283年或公元前282年，而《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中载明，白起于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开始攻楚，第三年（公元前278年）攻破郢都。因此，屈原写《哀郢》和自尽在前，白起破郢在后，从时间上推算，屈原根本不可能是殉国难。从《哀郢》的内容上分析，诗人在文中一再述说自己心头的悲哀，哀自己无罪遭贬逐而“东迁”，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人们沉湎于一片“平乐”而看不到大祸将临。明朝张京元在《删注楚辞》中云，《哀郢》是“原既去国，还顾郢都，念其将亡而哀之”。显然，屈原写此诗与郢都陷落并无关系。诗人投江前作的绝命诗《怀沙》中也并未流露出痛惜国破家亡而决心殉国难的情志。而且，如果屈原是殉国难，史家势必书明，以志褒彰，但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这些对屈原结局深表同情的史家所撰写的史籍中，均不见有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身的记载。那么，他究竟何故自沉呢？有人认为，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蹂躏、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反认秦为友，又“专淫逸侈糜”“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黜逐，报国无门，《哀郢》中他就悲愤地诉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怀沙》中他更尽情倾诉冤屈：“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表白自己遭受长期放逐、满怀的忠贞无处申诉，只有“伤怀永哀”的郁苦心情。《屈原外传》说：屈原“晚益愤懑，披蓁茹草，混同鸟兽，不交世务……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赴清冷之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经绝灭，心力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也不愿在衰老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瞆，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痛痈君之不识”，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瞆无能的庸君，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再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绝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孔子是否杀了少正卯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对于这样一位千百年来受人景仰的人物，先秦典籍中确提到他诛杀少正卯的一段故事。少正卯何许人也？《淮南子汜论训注》高诱注：少正，官；
卯，其名也。因此，现在认为，少正卯是鲁国的一位名字叫卯的官员。
据说，当时少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而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因此就有人说，孔子是为了“公报私仇”，更有人说是孔子压制舆论。记载此事的书籍中说：“孔子任鲁国刑狱官，上任七天就在野外把少正卯杀了。门生们知道后都来见孔子，但都不说话，心中的疑虑则是一样的。子贡最后到，走进去后，说，‘少正卯是鲁国知名人士，先生才当政，为什么先把他杀了？’孔子说，‘子贡呀，你不知道。王法规定有五种人必须杀掉，而强盗和小偷则不包括在内。一是心内明白却用意险恶者；二是说话虚伪却有辩才者，三是行为邪僻而态度顽固者；四是志愚但知识广博者；五是表面归顺而好施小惠者。
这五种人都长于思辨，知识广而通达，又善伪装者。如果他们得逞，则足以独行于世并且改变民众的意愿。这些真是奸人中的枭雄，不可不诛。凡有上述五种之一，都应杀掉。而少正卯兼具五种情况，所以首先诛杀。从前商汤诛恶人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四位贤人没有不诛杀的。所说的诛杀的人，并不是白昼抢劫，夜晚穿墙入室行盗者，而是他们都有政变阴谋！所以非杀不可。’”
那么，历史上孔子诛杀少正卯是否真有其事，成了后世聚讼的疑问。
孔子杀少正卯最早出于《荀子》。《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呼？’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为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于一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之。’”
这是先秦古籍中唯一的记载。到了汉代，一些人士纷纷转述。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孔子家语》、《刘子》等等。转述中又生异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说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被诛者少正卯的身份由一个普通的士说成“鲁大夫乱政者”或“乱政大夫”；孔子杀他的理由又同二人在鲁办学发生竞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杀人地点更具体了，说是诛于“东观之下”或“两观之下”。而且“尸陈于朝三日”；有人似乎觉得“七日而诛”未免唐突，于是不提七日。只说孔子当政时期等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职责……诛杀了以鲁国大夫身份乱敌的少正卯。
时至南宋，朱熹开始对此提出疑问。他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理由是当时记载人物甚详的《左传》为什么对此轰动的大事略而不谈呢？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记载鲁国史事的典籍《春秋》、《左传》以及《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此事。与孔子隔了200多年的荀子却有声有色地记载了此事，是否道听途说。再者，孔子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情理。孔子提倡仁，主张用德去感化小人，坚决反对轻易杀人。
当初季康向孔子问政时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可见，孔子是反对杀人的。
以后又有多人提出疑问。尤其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发文以充分的论据和事实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习俗驳斥了这种历史的捏造。他认为：从古到春秋时期各个王贵都是不能随便杀士的，而是盛行养士，何况用“子为政，焉用杀？”来教训障权者季康的孔子。如此的背景才会有以后百家争鸣的大环境。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历来亲论很多。孔子是否杀了少正卯，至今仍是不解的谜团。
韩非的死因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术”、“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信任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
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妒忌与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中讲：楚、吴、燕、代四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召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
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陷。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见《史记·河渠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妒忌。如果李斯是妒忌，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荐举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子之言”。妒忌之说是司马迁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当时社会道德观影响下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并不然。
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秦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妒忌之心两人皆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鉴真大师双目失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2000多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在唐代，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一幕幕令人怀念的动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纪，唐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而东瀛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以大唐帝国为榜样，激励着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乘波西来，先后有12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曾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鉴真东渡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著名高僧，担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学，深谙戒法，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宝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宣扬律学，以肃整教纲。从此以后，在12年的岁月中，鉴真等人胸怀大志，历经艰辛，屡遭挫折，曾5次渡海失败，直到天宝十二载（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鉴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子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鉴真东渡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日两国，有很多鉴真研究者与中日关系史专家认为，鉴真第5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载（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例》）。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宏愿大志。但是，鉴真大师果真是双目失明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