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对这些软硬兼施的把戏也答之以他日益成熟的外交手腕，但一涉及到独立主权问题，仍然寸步不让。这时，倒是傻乎乎的吉罗客观上帮了戴高乐一个大忙。他写信给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都担任委员，但并无政治权力。他本人的军事指挥权不隶属这个机构，而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这个不适宜的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委会，撤换所有的维希分子，并要求法军总司令（即吉罗）置身于执委会领导之下。而且，现任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当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与此同时，法国本土代表各种不同政治信念派别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表示：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吉罗弄巧成拙，不得不于5月17日电邀戴高乐去阿尔及尔，以便联合成立法国中央权力机构。但当戴高乐于5月30日中午飞到阿尔及尔时，他又严密封锁消息，企图把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隔离开来，让他在孤立的状况下乖乖就范。
但有关戴高乐的消息是封锁不了的。下午4点钟戴高乐去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敬献洛林十字架时，上万名群众神秘地出现在广场，“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如排山的海浪。紧接着，雪片般的信件向戴高乐飞来。其中最感人的是前法国空军参谋长维勒曼将军的信。他1940年惨败后一直悲愤地隐居在家。他要求戴高乐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指挥一个中队，以便重新为国效力。从这些欢呼和信件中，戴高乐再次从民族感情中获得了力量。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斗争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将要成立的政府的组阁问题。戴高乐坚持政府应负起全国的一切责任，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同时必须解除维希所任命的殖民地总督们的职务。吉罗一听便恼羞成怒，激动地大叫大嚷。于是，戴高乐“砰”地一声摔门而去，谈判陷入了僵局。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漂亮地打破了僵局。他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宣布他到北非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作战。这个机构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些维希官员排除在外。这个消息由于新闻媒介的大肆宣传，给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体面下台，佩卢东当晚就写信给戴高乐，声明他愿为促成联合放弃总督职位，希望给他一个在军队中服务的机会。戴高乐立即复信接受他的辞职，并把他的信同时分送吉罗和新闻媒介。第二天，这个消息立刻在世界各地见报。
这一下完全打乱了吉罗的阵脚。吉罗怒气冲天，一边大骂戴高乐“有法西斯倾向”，一边又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接着发生的事实：建立7人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戴派4人：戴高乐、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罗派3人：吉罗、乔治、莫内。这个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行使法国主权，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至于维希政府的总督们，则一一被解除职务。
这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但却是与美国的主张相矛盾的。因此恼怒的美国新闻检查局扣留了委员会6月3日宣告诞生的声明；英国方面，便以各种借口延误在伦敦急于去阿尔及尔赴任的委员们的行程。
对付这样的障碍，戴高乐已经驾轻就熟。报刊新闻被扣留，他就通过战斗法国控制的广播设备公开广播。延误委员们的行程，他就直接找丘吉尔说。但最大的障碍，仍来自法国人内部。6月8日，委员会研究军队统帅问题时，又陷入了僵局。提交讨论的有3个提案，一个是乔治的，提议法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归吉罗统辖，由他当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同时还保留主席职务，但军事问题不受委员会约束。第二个是卡特鲁的，主张由戴高乐兼任国防部长，吉罗为军队总司令。第三个则是戴高乐的。他认为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并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其政府职务。经过激烈的争论，七人委员会否决了乔治的提案；吉罗和乔治，则坚决拒绝戴高乐和卡特鲁的主张。会议又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再次运用了他“以退为进”的战术。6月10日，他发表声明：“在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情况下，我不愿长此以往地参加委员会工作。”随后，他在住处闭门不出。这就引出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局面。吉罗恼怒地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什么也干不成！他毫无办法，只有向美国人诉苦。罗斯福不能不管，只好命令艾森豪威尔粉墨登场进行调停。
这时，被阻于伦敦的战斗法国人员陆续到达阿尔及尔，戴高乐见时机成熟，适时开门露面，第一桩事就是把委员会从7人扩大到14人，使戴派占了压倒多数。然后他才应邀与艾森豪威尔和吉罗举行三方会谈。
开会那天，他又充分利用了这次登台表演的机会。他故意姗姗来迟，不紧不慢地走进为他敞开的大门，在安乐椅上就座。他的高个子，再加上那把椅子，使他比在座的其他人整整高出两个头！艾森豪威尔一宣布开会，他就敏捷地抢占了主动权：“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负责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不卑不亢的一席话，一下就把初打交道的艾森豪威尔吸引住了，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戴高乐由衷的敬佩之情，且相比之下，吉罗却显得猥琐无能。但艾森豪威尔也是位忠于职守的将军，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按照罗斯福的旨意，要求戴高乐答应保证吉罗的军事全权。戴高乐则要求他以盟国的名义提出书面要求。
6月21日，由14人组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否决了盟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委员会还向吉罗提出两条道路供他选择：要么承认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再担任总司令职务。到了这个地步，吉罗当然只能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了。但他仍不甘心，又提了个砸自己的脚的好意见：他不能与14人讨论军事秘密问题。戴高乐又敏捷地抓住这个机会，力促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对全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本土抗战运动。昏庸的吉罗自以为得计，非常令人惊讶地欣然接受了这一方案。
至此，戴高乐终于挫败了英美的政治阴谋，站稳脚跟控制了局面，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国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实现了少年时代那种“法国是我的”、不容任何人染指的民族独立意志。当然，这个领袖和统帅的实力还很薄弱，他自己也心明肚亮。在《战争回忆录》中，他激动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信念：“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但我相信，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然而，吉罗还是政府主席之一。这还是给盟国以利用这种奇怪的双头领导畸形体制来掩盖他们的阴谋提供了某种方便。不久，盟国又干出了一件歧视法国主权政府的事。
那是在包括美、英、苏等国家都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战时法国的中央政权之后。这期间，法军配合盟军发动了进攻意大利战役，解放了突尼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共歼敌16. 7万人，缴获飞机1000多架，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意大利的出路只有投降了。8月29日，麦克米伦和墨菲交给法国代表马西格利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法国正如同代表所有盟国一样，有权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签订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盟国的利益，其中特别包括法国的利益。”并指出：“联合王国和合众国政府将尽可能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一位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如果它愿意的话。”
法国当然表示愿意，并要求把停战协定草案全文通知他们。但到了9月8日，麦克米伦和墨菲却对马西格利说，意大利投降已成事实，而且半个小时之后，艾森豪威尔就会公布“同意意大利政府停战的要求，停战条件是由英、美、苏三国政府批准的。”并当场把这个声明的全文交给了马西格利。马西格利当即指出声明中没有法国，而且也不知究竟是何时签的协定，违反了英美自己在8月29日备忘录中做出的保证。麦克米伦和墨菲竟支支吾吾地搪塞说，这一切都早就通知了吉罗。
这当然是盟国在有意排挤法国，事关重大，吉罗再糊涂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戴高乐更加不能容忍。他一边严正指出：“法国将加倍努力来加速敌人的失败，使法国根据自己的地位参与作战的安排和世界的重建。”“法国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在目前开始进行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自己的地位。”一边下决心加紧结束这种双头政治的局面。
10月中旬，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请求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委员会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惟一的主席。吉罗退出委员会，保留法军总司令职务，派往意大利半岛执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
1943年11月9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同时宣告新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
13 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另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国外的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则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起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
国外抗战运动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43年年底，戴高乐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23万人的野战军，拥有15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5万名海员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队。此外还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在与共同的敌人的生死拼搏中，这支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创下了辉煌的战绩。在意大利战役中，戴高乐派出的三个远征师12万人，由于报仇雪恨精神的鼓舞，简直成了攻无不克的铁军。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的率领下，爬过海拔2400米的极端险峻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发起猛攻，占领了三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带，在克拉克将军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人。接着远征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意大利首都罗马。6月18日，即“六一八”讲话发表四周年纪念日，法军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一举光复厄尔巴岛，俘敌2300人，缴获各种火炮60门，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并为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兰西海军在“铁砧”登陆行动待命期间，对盟军的行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1944年3月1日这天，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一举击沉敌舰5艘，其中包括1艘鱼雷艇。半个多月后，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海面又击沉敌舰5艘。这段时间，在英吉利和诺曼底海域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和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海军护航。
在空中，法国空军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43～1944年 6月，有 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 7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有2个大队参加对德国工业基地的远程轰炸。在苏联，也有2个法国空军大队参战；在北非海岸，更多的掩护陆地基地和海上运输的作战任务均由法国空军承担。
法国本土的抗战运动，更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戴高乐坐到麦克风前发表他的“六一八”讲话时，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但他的号召激发了人们不屈的斗志，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自发地分散地和德国人斗争起来。特别是1941年10月31日下午4点那震撼人心的“静默5分钟”，使各种各样的地下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反抗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为了避开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这些组织名目繁杂，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组织合并了，形成了一些实力较雄厚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乔治·皮杜尔（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狙击兵”与“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座城市是实际上的南部抗战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蒂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这是位新闻记者，曾当过海军军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最重要的“民族阵线”则是由法国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内部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如律师民族阵线、店员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和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这是惟一一个在法国南北两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组织。科西嘉岛就是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戴高乐立即看到了这些抗战组织在日后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中的潜在的作用。他极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一体化领导之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