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随时都准备执政”
虽然戴高乐不声不响，也不攻击任何人就离却了他的职务，但政客们的心理负担并不因此而有所解脱。因为戴高乐离开盔甲大厅之后，国务部长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语调谴责道：“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政客们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全国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从伦敦匆匆赶回的国务部长樊尚·奥里约写信对戴高乐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没有愤慨，没有谴责，更没有分裂。法国人对这位恢复了他们荣誉的将军的下台连“为什么”都没过问一声。其实戴高乐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民众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几天，一切正常。在议会里，曾被戴高乐破坏了的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政客们皆大欢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
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游戏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才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互许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侮辱性的争论了，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
但不管玩什么样的游戏，有戴高乐在旁边注视着，政客们心里就感到紧张；特别是他拒绝了好意给他的一切荣誉，坚持只接受一个退休准将的养老金，更使人不安。他离职三个月后，新任总理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戴高乐知道后，立即写信谢绝。他说：
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4型飞机交给了空军，并把自己的一辆美国大型轿车也卖掉了。他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儿安娜，住到远离巴黎的科龙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旧房舍里，开始过起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戴高乐，与其说是生活，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在他的思维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我就是法兰西、法兰西是我的”的定势，同时还有一种“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为了法兰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兰西”的强烈自许意识。这些意识促使他在近六年战斗生涯的内政外交上，不管是对米塞利埃、吉罗，还是对丘吉尔、罗斯福，都毫不顾忌自身的虚弱，表现出一种护雏的老母鸡式的悲壮情怀，寸步不让地回击了他们的每一次冒犯。而今天，应该说自身的力量比当年是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却不得不把可爱的法兰西拱手让给一伙庸才去折腾！这叫他如何甘愿？他平静地辞职，是因为他确信：政客们的作为是不符合法兰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国绝对会垮台，人民将大声疾呼他回来。
但是，回报他的，却是遗忘、冷漠，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国人民再次被慵懒软弱易变的民族劣根性淹没，就不得不再来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瞄准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失败的新政府和它的宪法草案开了辞职以来的第一炮。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这座城市两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攻击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但它再次以事实谴责了政党制度，并且精确地预示了12年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断利用各种集会和新闻媒介，对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对多党政治发动攻击。同时，他有时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预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庆典活动。1947年1月，暂任总理的莱昂·勃鲁姆要委派勒克莱尔将军去印度支那担任总司令，勒克莱尔说，他在答复之前，得跟戴高乐将军商量一下。戴高乐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绝了勃鲁姆。过几天勃鲁姆下台，继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重提原议；同时，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樊尚·奥里约也规劝勒克莱尔接受任命。勒克莱尔有点心动了，但戴高乐仍反对他去，他虽然发了点脾气，最后还是拒绝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法国广大民众将团结在法兰西周围，摒弃无聊的把戏，改革不合适的结构，而这些东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国家趋于衰败。”同一段时间，因比利时摄政王访问巴黎，戴高乐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国总统，竟拒绝了总统约他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感到很恼火，拉马迪埃总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声说：“谁也不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谁也称不上凯撒大帝！”
当然这话他不敢当戴高乐将军的面说，反过来他还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马迪埃在拉布瓦瑟里约戴高乐会晤。他告诉将军，任何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国家对他的感谢。但是，再也不能无视解放者戴高乐与政治家戴高乐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彬彬有礼甚至是颇为诚挚地请求戴高乐将军协助第四共和国。
但戴高乐却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不会“协助”。他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
你责备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不错，我的确是一个政治领袖。总理先生，抗战运动不仅是一种民族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
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过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
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共和国吗？这种责备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服务。我永远只为法国服务。
这里的“为法国服务”具体指什么，当时他没有说明。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法国人民的大联盟。这个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民众运动，它将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并吸收各党派的人员，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民众救国的巨大努力以及对国家进行的深刻改革加以促进，并使之走向胜利”，最后，“建立起一个新法国！”并且，他亲自把这个运动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
开初一两年，戴高乐将军对这个联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而且当时它的来势也的确很好。1947年4月14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成立联盟，24小时之内就有12700名巴黎人报名，到5月1日竟迅速扩大到80万人，这里头，有从1940年就追随戴高乐的老战士，有其他各党派中对戴高乐本人好奇的人，还有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小市民阶层的芸芸众生。5月24日，戴高乐和另外五个人，即安·马尔罗、雷米、莱昂·马佐、帕斯德·瓦莱里—拉多和雅克·苏斯戴尔，签署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织章程。联盟主席，理所当然地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此后，联盟力量迅速发展，最高时发展到150多万人。同时，在一些较低层次的政治活动中比如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当然更主要是戴高乐本人的魄力，使它日益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将军日益频繁地发表政见，给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第四共和国也真算是命不该绝，居然挺过了好几次内政、经济和外交上的危机。
时光延至1950年。这年4月，美国人主持的大西洋公约正式签订；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使戴高乐又一次尝到了面对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只能袖手旁观的痛苦。到10月3日，越南人民军把法国驻军赶出了高平要塞。戴高乐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发表演说，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打了五年，有点像美国卷入朝鲜的战争。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呼吁改变政体，他说：
目前，在法国卷入了一系列严重事件的时刻，我大声而冷静地奉告——现在还为时不晚——共和国的当政者们；你们的政体很糟糕！早在1940年，这个政体就把我们拖到悬崖边缘，一场风暴把它扫得无影无踪。只有不要这个政体，法国才能得救，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胜利后，你们又搞起这个政体，它比以前的更糟。无论我对你们怎样大声疾呼，你们都不理解……法国没有一个公正而强大的政体，将大难临头。
至于我，全国都知道，我随时都准备执政，我将依靠愿意帮助我的人来挑起这副重担。
但当时，无论是谁，都看不出哪儿有一点非得请戴高乐出来执政不可的必要。如果1946年1月20日那天上午9点钟以前，有一个1940年6月14日的芒代尔出现在戴高乐面前；再假设此时国会被解散，那么，他的人民联盟势必以绝对的压倒多数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压倒多数来制订符合他的主张的新宪法。可是，他当时在野；再就是他早已宣布人民联盟不是个政党。因而，他的呼吁没获得任何反响。
在这以后，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信心了。他发现，这个联盟不仅没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这一主要目的，反而日渐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了个不是政党的政党了。1952年2月底，执政五个星期的富尔政府倒台后，联盟秘书长苏斯戴尔被邀请参加组阁，他去请示戴高乐时，戴高乐明确指示他不要去，并让苏斯戴尔转告樊尚·奥里约总统，戴高乐不会拒绝与总统打交道。但苏斯戴尔不仅没转告总统，甚至在向报界发表声明时根本就不提将军的名字。将军因此而认为联盟在议会里的那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诱惑，已经腐化堕落了。
于是，1952年5月6日，将军从非洲回到巴黎时，正式宣布与“法兰西人民联盟”脱离关系。
2 “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虽然将军因失望而“脱离”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但他并没有真正退隐。即使从1952年中段起，他只是偶尔发表演说或声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而用在写作上——他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他要借用文学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要回顾五年战争历史，来说明什么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正统，并推论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未来。
据最负盛名的戴高乐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时比他更自觉地把子孙后代放在心头。尽管他在辞去总理职务时就预言第四共和国必将垮台，并且从1947年起就尽一切努力使预言变为现实，但这个政权的顽强的生命力，却使戴高乐有点吃惊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可能会持续多年，也许会持续到他年迈不能执政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会崩溃！既然无法保证他在本国和世界舞台上再度扮演一个角色的机会，那么，这就到了他评价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了。而且这也是政治家们撰写回忆录的正常目的。而就戴高乐将军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三卷本的回忆录不仅是一部杰作，而且是他为自己树起的一块颇为高大的纪念碑。
我们试录该书结尾几段文字为例：
……一年有四季，季季有自己的内容，大自然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安慰。春天，它向我高歌：“不管过去出过什么事，现在我又复苏了！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现在却是一片晴空；小树苗又发绿了，连多石的田地也显得气象一新。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
夏天，它向我宣布：“光荣属于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一切生物的营养都出自我的巨大努力。一切生命都依靠我的热能。谷类、水果和牲畜，现在都沐浴在阳光下面，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它们。将来是属于我的！”
秋天，它向我叹息：“我的任务接近完成了，我开过了花，长出了庄稼，结出了果实。现在我要收获了。你瞧，在这令人悲伤的秋色中，我披上了红袍和金袍，多么美丽呀。可惜！寒风和冰霜不久就要夺去我的盛装。但是，总有一天，在我这一无装饰的躯体上，又会重新开放青春的花朵！”
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荒凉又寒冷，我所生所爱的花木和飞禽走兽，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正是这个“预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撑这位年过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那样使用打字机，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着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在他科龙贝教堂村那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小阁楼；在那可以从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阁楼里，他用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稿纸。在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变动之后，这些稿纸变成更加难认的文稿。有两个人协助他写作：外交部的勒内·蒂博帮助挑选和搜集有关文件的原文，以印证他所叙述的事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在写作之余，他或是在小花园里徘徊，或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房屋周围，有3英亩园地，他的妻子伊冯娜带领一个园丁，把这里变成了一块圣地。圣地的中心，是个大花坛，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个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自称，他在这里徘徊过15000次！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