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联合抗争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领域，绝大多数人却还不敢有什么设想。有设想的，恐怕就是戴高乐了。他在出版于1959年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里，首次提出了组建“第三势力”的“宏大计划”：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在这里，戴高乐的雄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织西欧国家的联盟，使之能够成为英美与苏联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裁判。但是，国内的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主要的盟国也没有理会他。战后，尽管法国也派代表接受了德国投降，但戴高乐仍被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被拒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一样。接着是他辞职，从1946～1958年间战后重要的发展年代里，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等到他重新掌权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存在了三年，而受苏联保护的东德则已存在了九年。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世界，法国却不是其中之一。西欧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美国佬在这个组织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发号施令。共产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由于漫长的战争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又在阿尔及利亚经受另一场战争的痛苦。英国有了核武器，法国还没有。罗马条约已经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组建之中。
这种于法国大大不利的国际形势，逼迫戴高乐不得不再次以虚弱的自身地位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他的战略计划是：
把美国排除出欧洲事务（包括防务）之外；把法国建成一个核大国；使西德脱离对美国的依赖；拒英国（由于它与美国关系特殊）于“欧洲”之外；以法国代替美国，作为与俄国的“对话者”，来解决世界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重新执政之初，他就一边应付阿尔及利亚危机，一边以国际战略家的雄心发动了外交攻势。1958年9月17日，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一份在历史上著名的备忘录，首先在最能显示美国政治上、军事上控制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权上发难。他要求成立三大国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由美、英、法三大国分享美国独掌的领导权。他预料到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人不会答应，英国人也不敢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他所设想的法国的独立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中立，逐步建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预先得知了戴高乐关于“大西洋理事会”的想法，备忘录还是使他们莫知所措。英美两国外交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敦促法国人讲清楚戴高乐建议的内容实质，以此来拖延时间。因为英美官方认为，在目前的冷战气氛中，戴高乐沿着真正的中立外交政策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根据法国人的天性和惯例，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紧张的头几个月内，还不能肯定他就能长期执政，能起多大作用。同时，他们还面临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多年来，大家一直哀叹法国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如今如果对这个锋芒毕露的领导过于公开地表示不满，恐怕会遭人怨恨。因此，英美两方都决定采取回避的办法。
1958年10月初，戴高乐得到答复说：他的建议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立即回答。这以后，又经过多少次外交往还，直到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亲口说出英美的真正意见：尽管三国在个别问题上举行磋商也许有些用处，但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三国组织则没有可能。
这就使戴高乐可以向盟国证明法国恢复行动自由是有道理的了。于是，在1959年初，他就迈出了标志法国不受北约限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3月6日，法国政府宣布决定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法国武装力量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法国的海岸和北非。
为了让法国海军归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跑到巴黎，答应让法国有权否决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核武器。但戴高乐不予答复。关于核武器问题，他早在1958年6月29日就向麦克米伦提出过：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人制造的。后来，杜勒斯答应卖原子弹给法国，条件是法国必须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得听美国的。戴高乐答复说：“如果你同意卖原子弹给我们，我们是愿意买的，但必须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受别人的限制。”当时杜勒斯听了未置可否就离开了。现在杜勒斯再来提这事，戴高乐当然也就不置可否了。
半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对这位二战时期为解放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盟军总司令，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本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并把他看做法美战斗友谊“最光荣的象征”。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那种霸权地位，戴高乐一如既往表示了他的挑战态度。
在原子弹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担心法国自己制造，提出杜勒斯提出过的由美国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条件是美国人要通过盟国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俄国进攻法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遭到攻击，法国人怎么能肯定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风险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你为什么不相信美国会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过三年几乎致命的考验之后，美国才来援助法国；在二战期间，则是在法国被打垮后，美国才来援助。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就是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又反过来提了个问题：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吓人的武器，它也远远不能达到俄国的水平！
戴高乐镇静地说：“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国军事学院宣布：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国军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接着，他又在有50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破口大骂。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麦克米伦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主张迁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都倾向于同意，只有戴高乐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后来，赫鲁晓夫气冲冲地跑到爱丽舍宫来进行恐吓：“我知道，法国与美国的挑衅无关。但是，法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驻有军队。如果法国不向我们找麻烦，它是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反驳：预言在一次冲突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那没有用处。在我一生中已经两次看到一个发动战争并自信能够取胜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