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 58%，反对票占52. 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8 最后的愿望
将军拒绝了退休总统应该享受的年金，带着妻子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科龙贝教堂村。他从国家接受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巴黎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房屋里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挂着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这里被作为他接受和处理来自世界各地信件的地方。
6月19日，即他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发表29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将军开始写他的《希望回忆录》，这是他必须用尽最后的力量兴建的最后的文字纪念碑。法国外交部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部回忆录计划为三卷，第一卷《复兴》，写1958—1962年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卷《努力》，仅完成了没有标题的两章，计划中是七章，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对法国、欧洲和世界做出评价。第三卷《终点》，将写1966—1969年间的事。
然而，写作并不能排解失意的苦闷与忧伤。因为直到这时，这位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我就是法兰西！我代表正统的观念。他沉痛地决定再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再同现任部长们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别人留下他在幕后操纵政治的印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一些他不同意的行动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干这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
对他的离职，世界上真正满意的惟一一个人是他的爱妻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因为只有这时他丈夫才真正属于她了。但在别人面前，戴高乐也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题上来了。”听的人都附和着安慰这位不甘心的老人：“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有时，他也这样辩解：“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惟一方式。”
但后来，他的苦闷心情常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6月份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戴高乐还是给予了关注。为了免使竞选者蓬皮杜为难，他带着妻子离开了法国，去爱尔兰度了一个月假。6月15日，蓬皮杜以58. 21%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二天，他就给新总统发出了封电报：“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忆录的撰写比较顺利。埋头写作之余，将军也没忘记去实现在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而未能满足的宿愿。过去，他对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将军维持长期统治的艺术一直钦佩不已。1970年6月8日，他终于得以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共进午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国。原来他是极力敦促尼克松去，现在他开始通过外交部门为自己探讨这种可能性。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戴高乐，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我的将军，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交情。
毛泽东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可惜这话迟了一步。他可能早先并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毛泽东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访问中国，亲眼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看看西安古都，然后再旅游上海、南京、广州。于是，外交部门约定，到1971年6月18日，即他“六一八”讲话31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将在中国。
可惜，死亡再次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1970年11月9日，将军由于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80岁了。他死前并无任何疾病和不适现象，还像往常一样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急救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认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冯娜·戴高乐夫人英勇地面对了这惨变。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她强抑悲痛，立即着手处理那些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她要神父打电话向巴黎宣布将军之死，并通知菲利普·戴高乐。神父对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仅说了半句“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就泣不成声了。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点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国人民做了如下广播讲话：
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的遗嘱。这遗嘱写于1952年1月，16日戴高乐将军把他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亲手交给了蓬皮杜，规定要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现在是该启封的时候了。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这个18年前的遗嘱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期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同时，法国4万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他们的将军做最后的送别。
也有盛大的仪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龙贝举行葬礼之前，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来自世界各地的63位现任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260英尺长的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这位世纪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们的敬意。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默默地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立过的地方，肃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勋，只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最接近于所想象得出来的、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办法。它无声地记述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评价：
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