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学习。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从实战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坦克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他在讲课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为他以后所极力主张的建立装甲部队的观点构筑了原型）。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他渴望学习，增长见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他决意使自己的言行一贯正确，并且极力维护，即使冲撞了惩罚营的长官被罚坐禁闭也在所不惜。于是难友们给他一个新绰号：“大元帅”。这个绰号和他在阿拉斯时连长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1927年法军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把他提升为少校，委派他去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时也说：“我给他们派去的那个人是法国军队未来的大元帅。”而且事隔多年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这样称呼他。看来他确实是天生当大元帅的料，虽然他的最高军衔至死也只是个将军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准将。
但他这时对这个绰号已几乎当之无愧。他的难友雷米·鲁尔这样写道：
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3 “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使夏尔·戴高乐重获自由。这以后，他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为战术学教官，不久又回到他的母校——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这时的戴高乐已经31岁，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并没有什么显著成就。而在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多年将军，大革命时期的奥什也已经有了四年大元帅的历史。命运对他是有点刻薄了。所以这段时间，他表现得郁郁寡欢，粗暴无礼，自以为是，决不服输，毫不认错。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他却时刻感到时运正在向他招手——天生我才必有用！此生决不会虚度。自己惟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1922年11月，他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
但一入学，他那刚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刚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戴高乐却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自以为是吸取了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代价惨重；但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而不是单一的防御战。结业时，他考完笔试还将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要借这次考核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考核的结果，当然是他如愿以偿，穆瓦朗则败得很难堪。更使院长下不了台的是，他竟拒绝回答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是让战术演习中的下属夏托伊厄去回答。穆瓦朗上校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的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说完，他又命令下属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这次事件使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学生的毕业评分是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来评定的，并且也是按这三个等级分配的。评委们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他为人自命不凡，难以共事，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多数评委坚决表示最高只能给他评为“尚好”。贝当元帅闻讯大发雷霆，并且出面施加压力，副院长迪菲厄将军又反复做工作，总算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但学院最后还是给他写了这么个评语：
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三年后全体受辱的祸根。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早在1900年，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贝当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他遭到了嘲笑。但在大战的头两年中他终于看到了战争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回忆起从前，现在又看到了那帮军事教官一窍不通的新例证，便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如今，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1925年10月，他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贝当很满意。这时，军事学院院长已换成了与戴高乐观点相近的埃兰将军。贝当对他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埃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讲座于1927年4月7日开始举行，一共三讲。第一讲开讲那天，教授们早早地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贝当元帅在埃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戴高乐也来了，但独立一厢。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让路，元帅却让戴高乐先行。这简直像演戏一样。圆形会场座无虚席。戴高乐全身戎装，他缓步登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到桌上，又解下佩剑置于一侧，然后再从容地摘下了他那副随时戴着的白手套。
正当台下的教授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际，从不讲废话的贝当元帅站起来开门见山地宣布道：“诸位，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他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目瞪口呆，一时谁都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对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闻所未闻。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也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
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泰然自若，口若悬河。一些人为之倾倒，但更多的人则感到窝火。因为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在1914年以前一直未能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三年前教授们给戴高乐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人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
但这样的羞辱还有再，还有三！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是指桑骂槐。他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
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在这一讲里，他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元帅自己可能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他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接着，他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今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遏。他们多少是有点自做多情了。其实，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4 建立职业军
应当说，贝当元帅是看出了卓尔不群的戴高乐那潜在的巨大能量，并且愿意为他继续蓄积能量铺平道路的。在顾问团工作，已使戴高乐处于非常接近法国军事决策中心的有利地位。此后，戴高乐晋升为少校，担任了一段驻特里尔的第十九山地步兵营指挥官，并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到1932年，他奉调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那是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而设立的机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六年。
这六年是非常重要的六年，后来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至1937年，我在14届政府中，通过从事计划工作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本国防务的政治、技术和行政活动。特别是使我熟悉有关安全的计划以及安德烈·达迪欧和保罗—彭吉尔在日内瓦提出的对军务的限制；当杜梅内阁在元首（指希特勒——译注）上台后决定推行一条不同的路线时，为他们提供有关决策的基础；为国家的战时组织法案进行无休无止的工作，并探讨动员民政、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措施。我所必须从事的工作，我所目睹的讨论，我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使我看到了我们的丰富资源，但也使我看到了国家的虚弱。
国家的虚弱在哪里呢？由于宪法体制上的弱点和议会的阴谋诡计，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的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整个军事机器臃肿沉重，官僚主义盛行，几近过时；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武器装备自1870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自1918年以来则毫无变化；总参谋部迷信防御战略的力量以及工事的作用，甚至不惜把2000亿法郎的国防巨资耗费在后来的事实证明毫无用处的马奇诺防线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国际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经济状况却令人十分焦心。特别是从1924～1926年的两年时间里，法郎与英镑的比价从70∶1下跌到240∶1，一再使那些对之错寄希望的人感到沮丧。而法国的邻居和对手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就毫不隐瞒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为一战的惨败报仇雪耻的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几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加上大量的赔款负担，德国经济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凡尔赛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而且还重新划分了它的疆界，使它丧失了 1/8的领土、 1/10的人口、65%的铁矿、45%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德国还必须交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德国的煤铁基地鲁尔以后，德国的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水平降到战前的40%，工厂成批倒闭，全国 60%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这种状况对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十分不利，对美英统治阶级当然也十分不利。德国的统治阶级从战败的第一天起，就下了复仇的决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称霸世界。而英美统治阶级则必须利用德国充当与苏联抗衡的堡垒，以便缓和两方的紧张关系。此外，美国要利用德国来牵制英、法，英国则要保持欧洲的均势，利用德国去牵制它大陆上的宿敌法国。于是，美英两国决定联手扶持德国。
这种扶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美国垄断财团的“道威斯计划”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计划除了向德国提供贷款之外，还容许大量的外国资本通过购置德国企业股票等方式流入德国。德国利用这些资本恢复了信贷制度和商品流通，恢复了生产，更新了工业设备，实现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且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冶金和军事工业，重建和加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
此外，美英垄断资本还在技术、装备、燃料和原料方面支持德国。这就使德国经济从1925年起就以比英国快得多的速度发展，两年后就恢复了战前的水平。再过两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为它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