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8月2日，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洛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
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
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步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但要使这个计划实现，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支持，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维希政府的海军消灭。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8月6日，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一见面，丘吉尔先生就开门见山地反驳了戴高乐的计划，认为那样将会把一支英国舰队滞留在非洲好几个月。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那特有的文学家的气质，为戴高乐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这么一幅达喀尔的黎明景象：人们从忧愁和疑惧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他们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当然得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到了晚上，他，总督先生，就要和戴高乐将军共进晚餐，为最后的胜利干杯啦！
丘吉尔四溢的热情产生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挺合乎“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初衷，因而同意了这个意见。8月31日，在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戴高乐乘坐着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军舰，斯皮尔斯将军站在他身旁，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先生描绘的美好的图景驶去。
然而，丘吉尔先生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二艘旧式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三艘运输舰，统共约二十来艘舰艇。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持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二十来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国军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当戴高乐的远征部队还在海上航行时，维希政府已派出一支由三艘巨型巡洋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到了达喀尔，之后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同时，还有一艘法国海军引为骄傲的巨型军舰“黎塞留号”此时正泊在达喀尔！
在得到敌情变化的情报后，戴高乐与坎宁安上将商量：决定继续执行这个代号为“威慑”的达喀尔计划。但当他们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桩倒霉透顶的事：一场浓雾！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的威慑效果，就必须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舰队“强大”的阵势吓倒。可是，天公不作美，这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得人们什么也看不见。戴高乐派出的使者遭到炮击，两人重伤；英国炮舰与海岸炮台交火一阵之后，英国一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联合舰队只得改变战术，想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强烈的抵抗。此时，戴高乐和坎宁安都痛苦地意识到：不得不忍痛放弃“威慑”计划。
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它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对戴高乐评价不高，始终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不足、办事鲁莽的低级将官、英国的傀儡，理所当然而且颇为坚决地把他排斥于盟军行动之外。
这次失利也给了戴高乐本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但他那百折不挠的天性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
同时，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
这一切，使戴高乐万分感动，也使他为国尽忠的信心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无愧于不屈不挠的法兰西的象征！”
6“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10月24日，偏安于维希的所谓“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老贝当不顾国民的谴责，跑到蒙都瓦去会见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准备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了。这使戴高乐无比愤恨。他万分痛心地感到：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法兰西民族利益急需一个坚强的保护人。他本人，戴高乐将军，必须担负起这个保护人的重任，“自由法国”再不能仅仅是一个运动，而必须在已经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
他立即着手准备。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当时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宣布任命卡特鲁上将、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戴高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接着又于11月6日郑重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同时根据1884年的宪法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完全是违法的。
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也使戴高乐终于进入了历史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
从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法国的名义”勇敢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决不能像单纯的军事家那样，时刻顾忌自己实力、地位的虚弱。
这个事业的崇高而悲壮的色彩首先表现在中东危机上。中东的地位在当时异常重要，重要在苏伊士运河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关键。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向德意轴心国敞开了大门，而保住了这个地方，则总有一天能从东方进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戴高乐十分明白，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更其尖锐化。而法国，她在这里的地位已被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块法国过去的殖民地已在名义上独立，国联仅授予法国“委托统治权”）；英国出于战争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国建立起“领导权”；而德国，更看到了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跃跃欲试。戴高乐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法国示弱，那么今后她就再别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戴高乐感到必须行动，即使这不可避免地要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4月中旬，戴高乐写信给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
此议还没得到答复，巴黎又传来坏消息：德军即将入侵中东。希特勒以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控制，为维希政府重新装备6艘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把占领费从每天的4亿法郎减到3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等“优惠条件”，已诱使维希政府答应为入侵中东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
三天之后，戴高乐又接到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的电报，电文说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中东地区作战。又说戴高乐也没有去的必要。
戴高乐无疑被盟友憋了一肚子气，他回电说：“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将使在非洲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接着，他电召原来派驻中东的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把这一决定通知英方，同时任命加斯东为他在近东地区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不得不让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指示他“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
第一回合戴高乐胜了。他又以他惯有的洞察力果断地做了个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智的决定，向英方表示愿意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独立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又就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越过了边界，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发。在和维希守军激战了13天之后，联军完成了战斗任务。为了抵消英国在叙、黎两国独立问题上的影响和她似乎已取得的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仲裁人资格，戴高乐三天后正式委派卡特鲁将军为他在中东地区的首席代表，负责谈判缔结有关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同时确保该地区的防务。
然而，中东问题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很快就转化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14日，由于维希法国驻叙利亚军队司令邓茨将军向英方投降，维希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协定，等于“把叙、黎两国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而关于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利都只字不提。
听到这个消息，戴高乐火冒三丈：“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协定实施！”他急匆匆赶到开罗，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开始了极为严肃的会谈。
戴高乐：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惟有自由法国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交代。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维希法国军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利特尔顿：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1940年8月7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我所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伸展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争取他们反正过来，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像这样一批打仗上了瘾的军队，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如此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戴高乐：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利特尔顿：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戴高乐：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从7月24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依靠这个统帅部了。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战争物资。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改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