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庄曾写信与张其昀，称自己最为敬重楚民族，楚民族：（1）发明郡县制度；（2）师败令尹自裁；（3）屈原文学，（4）庄周哲学。
朱希祖认为，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
洪业与邓之诚并称“二老”。但洪很尊重邓，说：“邓先生每天读书都把心得写下，作为读书笔记；他几十年来所写的，如果能够保存的话，可以说是近两三百年治国史的重要文献。”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说，洞庭南北，仅两诗人，一是王闿运（五言诗），一是樊增祥（近体诗）。
高亨就读清华研究院，以运用《说文解字》变化会通，为梁启超嘉许。梁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高是吉林人）。”并在毕业时赠联：“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
杨树达与余嘉锡一见如故。杨说，湖南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得嘉锡可弥此缺憾矣。
杨树达讲授《汉书》，陈寅恪称赞：“汉事专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
冯玉祥崇敬蒋百里。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册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浯录，还有蒋方震的语录。
杨仁山、孙少侯、黄中央等好佛典，而苦不识梵文，皆折服苏曼殊，每与订正经典释本；章太炎的佛学知识，亦得自苏曼殊。
陈三立撰《庐山志序》，寥寥几百字，吴宗慈持示章太炎。章说：“正面文章已说尽，余所撰题词只能走偏铎。”
吴宗慈对近代文学家最敬服的是陈三立、章太炎，称两人“可当一通人”。
章太炎高傲，但在《庐山志》题词尊称陈三立为“义宁陈翁”。所以吴宗慈说：“太炎集中，如此尊称，殊不多见。”而陈三立读章的题词，反复阅数遍，叹为佳文。
黄朴（绍兰）以写《三体石经》，破例成为章太炎众多弟子中唯一女弟子。
李亮工治“小学”，为章太炎推为北方第一。其记忆力最惊人，凡讲论字义，另据经史、诸子，旁及释典，随讲随写于黑板，使学生如亲检原书。
陈三立主张修地方志重科学，谓今日修志，不重实学，不如不修；陈陈因袭，了无趣味也。当吴宗慈《庐山志》完稿，陈阅后慨然说：“此志不敢谓绝后，总可谓空前矣。”
黄侃批校《太平御览》等千卷之书有百余种，金毓黻称他是“精力绝人，为李莼客（慈铭）所不及”。
胡元倓评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黄炎培解释：有所不为，律己；无所不容，教人。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陈叔通钦仰梁启超，作诗称赞有“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之句。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向蔡元培建议，“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哲学。”后获得同意。
顾颉刚的《古史辨序》长达10万字，该书自序内含有童年的回忆、治学的经历等。周作人称它是“很有趣的自叙”。该作被选入《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赵熙作词始于1915年，用力甚勤，两年内五日不作，便得三百又三首；并每以小字书于明信片寄人。1917年赵词刻版印行，被艺苑推为清末第一。胡先骕称赵词为两宋所无，千载未有。
赵熙工诗，下笔百十首倚马可待。由是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以《水浒》张清比之，说：“张清一日连打十五将，日不移影，尧生（赵熙）有此神速。”
1917年，何鲁留法勤工俭学，后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他解答了两道，由此被称为数学泰斗。当时某国欲以巨金预约购其死后脑部，解剖研究其中的“三角塔”数量，盖智力多者此必多也，未果。后陈迩冬有诗赞：“数学高名振海遐，当时未有罗庚华；头颅千两黄金贵，诗手书人又画家。”
1918年，未进大学的熊十力集自己札记20余则，编成《心书》，自行印刷。蔡元培视之佳，亲为作序，推其为两千年来完全脱离宗教窠臼，以哲学家立场和方法研究并补正佛学的第一人。
张东荪称熊十力《新唯识论》是近年一部奇书；书内主张也许为我们所不赞同，然而其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
熊十力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无藏书的大学者，写书作文桌上只有纸和笔，信息全贮于自己脑中。
1919年，中国留美学生誉称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是“哈佛三杰”。
吴宓学识渊博，但他独推崇陈寅恪。他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论之，吾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后又说：“寅恪虽系吾友实系吾师。”
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说：《宋史》几百年来真能熟读者实无几人，而像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
30年代，吴宓和学生在清华谈话，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宓不以长者自居。当时陈正是中年；钱虽毕业离校，也只有23岁。
吴宓对吴芳吉的《碧柳日记》佩服无比，称赞其是国之瑰宝。他将这部34册的手稿送交书局出版，力主尽刊原文，不增损一字，又不加评注，不用题序，目的在存真，“俾读者可自悉翻碧柳之真面目真精神”。
1920年，罗素来华，学术界隆重接待。丁文江对罗素说：“罗素先生，你乃真正是英国贵族产生的清品。”而罗素后来对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20年代，茅盾为谢无量取了“贵州督军”绰号，认为他如回贵州老家，若不是数一数二人物，“至少也该当个督军”。
马叙伦任北京大学教授时，见袁世凯称帝乃愤而辞职。蔡元培表彰马叙伦为“桂冠教授”。
钱穆自称生平最敬佩三个人：诸葛亮（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曾国藩（通经致用）。
钱穆最尊崇的中国史学界教授是柳诒徵。钱认为，柳对史学研究的成就是充实而有光辉的。
钱穆极推崇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说，办学不办出个独特的风格，充其量不过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教科书的推销员，那是没有意思的。
谢六逸童年时最爱读梁启超文章，成年后他却向青年说：“论学问，国内没人能及得上闻一多。”
谢六逸精通日文。徐调孚说，“在国内系统介绍日本文学的，除了谢六逸外，没有第二人。
谢六逸为上海黎明书局编选《模范小说选》，选有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和冰心等的作品，并有序称：我也曾用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近人’的工作。近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由此鲁迅有游戏之作：“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闻一多做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主任时，聘请朱自清任教；并根据他的专长，特地为他设置前所未有的文学批评一课。
闻一多和朱自清是多年的挚友。闻一多善作演讲，朱自清十分佩服，曾誉之为：“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
闻一多在清华讲授甲骨文，但他多次表示要邀请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他说：“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1923年，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序称：“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7年后，胡适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五章又一次提到：“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搜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有人问胡适：“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胡适说：“我的排名榜是：（1）孔子；（2）老子；（3）墨子；（4）韩愈；（5）杜甫；（6）范仲淹；（7）王安石；（8）朱熹；（9）王守仁；（10）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孟子是儒家代表；朱元璋晚年读《孟子》一书，颇为惧怕，令人删去三分之一，因其对君主不利。王充为大思想家，值得推崇。张居正为明代名相，有功于世。”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最佩服的人物是两周（鲁迅、周作人）和许地山。他虽与许不相识，却向香港大学推荐其为文学院院长。
许南英因慕宋黄庭坚（山谷），故以“山谷”两字分别作了两子的字：许地山、许敦谷。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自称，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认为他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闲谈中有人问胡适，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适很快地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胡适在1937年的日记里说，汤用彤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所以他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最有权威之作。
伽利略是胡适推崇的实验科学家。他从比萨斜塔抛物落地的实验，推翻了千年的谬说；又因为大胆的天文学说，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胡适认为实验是创造证据的方法。
潘光旦于谱学有研究，认为对谱学最有成就的古推章实斋。
缪荃孙治史致力颇深，笔记掌故积有几十册，学问渊博，张元济称之为“三百年一人”。
马君武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得识孙中山，极兴奋。他推颂孙说：“康梁过去人物，孙公则未来人士也。”
马君武文、理两科都很好。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生朱经农说他：“凡是校内功课，没有一门他不能教。”
《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后，叶圣陶曾为初版题签，并写了近两百字的《子夜》介绍。这篇最早的书讯，登在《中学生》月刊第三十一号的扉页上。
茅盾的长篇杰作《子夜》甫一出版后，就得到文坛的好评。最早的评论文章出于瞿秋白笔下；文中称《子夜》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和“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
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由此戴获“雨巷诗人”称号。
戴望舒不仅擅长文艺创作，而且对学术研究也具有相当的造诣。曾有人说：“文艺创作和学术探讨，很难做到两者兼优。从清末以来，能够在两方面都留下传世之作的，恐怕不易找到十人。戴望舒可算是其中一位。”
冯沅君读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后说，“近年的小说中，它最值得一读。”
王国维于柯劭忞（凤荪）的《新元史》不以为然，但称赞他的旧体诗：“今世之诗，当推柯风老为第一，应以其为宗”。
周予同曾对人说：“中国当代史学家中，一个人写出中、外两部通史的，除了周谷城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周谷城对顾毓璘诗词推崇倍至，特为其《诗选》题词：“思飘云物外，诗入画图中。”为其《词选》题词：“横笛弄秋月，长歌咏杜风。”
马非百平生最佩服乐平马端临撰《文献通考》、邹平马骕撰《绎史》。而自己也姓马，又是南高平（湖南隆回）人，故写《秦史》，由此成“三平三马三史”。马非百称马端临为“大马”，马骕为“二马”，自称“小马”。
贺麟评张荫麟的古文：“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启超的堆积，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真有独特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