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福尔赛在齐司威克区泰晤士河边的那间画室里，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客人，这人是个雕刻家，斯拉夫人，曾经在纽约住过，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没有钱。他的一些作品正在这画室里展出，原因是这些作品太超前了，在别的地方还展不出来。他的鲜明的头发剪成女孩子一样的前刘海，衬出一张年轻的大颧骨的圆脸。7月6号那天晚上，波立斯·斯特鲁摩洛斯基开头表演得很不错，像基督那样道貌岸然地一声不响，如那副仪表看去非常相称。珍认识他已经有三个星期，仍旧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天才的化身和未来的希望，是一颗漂泊在不理解艺术的西方的东方明星。在这天晚上以前，他谈的一直都只是他对美国的印象-他才把这个国家的尘土从脚上跺下去。在他看来，美国这个国家不论哪个方面都太野蛮了，所以他几乎没有卖掉一件作品，而且还被警察局看成嫌疑犯。据他说，这个国家没有她自己的民族，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原则、传统、眼光，没有-总之一句话，没有一个灵魂。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永远离开了美国，而来到了这个惟一他能够生活得好的国家。珍在孤独的时候时常郁郁寡欢地盘算到这个人，一面站在他的那些创作面前-简直怕人，可是一旦经他解释之后，却那么粗犷有力，那么富有象征性！这样一个人！一头光亮的头发就像意大利早期绘画里神祗头上的阳光一样，而且一脑门子只有他自己才是个天才，别人全不在眼下-当然这是被认为真正天才的惟一征象-然而仍旧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使珍的一顋温暖的心完全为他激动起来，连鲍尔·波斯特都几乎不放在她心上了。她而且开始设法清出自己的画廊，好把斯特鲁摩洛斯基的杰作陈列起来。可是她立刻就碰上困难。鲍尔·波斯特反对，伏斯波维奇受刺伤。她还没有否认他们的天才，所以他们仍旧以天才的口气强调她的画廊至少还要延长六个星期。目前美国人仍然不断地涌到，但是不久就都退去。这批美国人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惟一希望、他们的救星-因为这个“讨厌”的国家里谁都不关心艺术。珍在这次示威前屈服了。反正波立斯对美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也不会介意他们从这批美国人身上尽量弄些油水。
那天晚上，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波立斯商量，在座的除掉那个中世纪素描画家汉纳·霍布迭和《新艺术家》杂志主编杰米·波图格尔之外，并无别人。她提出来时，对波立斯忽然极端信任起来，而且尽管这么多年来和新艺术界一直在接触，这种信任也没有能够在她慷慨热情的天性里干涸掉。在看见珍的蓝眼睛像猫儿摆动尾巴一样开始左张右望起来之前两分多钟，波立斯仍旧保持着那种基督似的沉默。后来，他说，这是典型的英国派头，世界上最自私的国家，这是个吮吸别的国家血液的国家，它毁掉了爱尔兰人、印度人、埃及人、波兰人、缅甸人，毁掉世界上一切优秀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这个横暴的、虚伪的英国！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后，这完全在他意料之中：多雾的天气，人民全是做生意的，完全不懂得艺术，整个儿堕入谋取暴利和最下等的惟物主义里。珍察觉到汉纳·霍布迭低声说，“妙啊！妙啊！”而杰米·波图格尔在窃笑后，自己脸涨得通红，忽然气冲冲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来呢？我们又没有请你。”
以斯特鲁摩洛斯基过去和珍的接触，他没有料到她会说出这样话来，就伸手拿了一支香烟。
“英国从来不要一个理想家的，”他说。
可是珍身上那种原始的英国气息被彻底搅动了，老佐里恩的正义感好像从九泉下升了起来。
“你跑来这里依赖我们，”她说，“现在又骂我们。你如果认为这是公正诚实，我可不觉得。”
她现在才发现别人在她以前就已发现了的-就是天才虽然非常敏感，但是时常为一层厚皮遮盖着。斯特鲁摩洛斯基一张年轻而坦率的脸完全变做嗤笑的神情。
“依赖，我并非依赖你们，我拿的只是你差欠我的-而儿不过是十分之一的差欠。你将后悔讲出这种话来，福尔赛小姐。”
“哦，不会，”珍说，“我决不。”
“哼！我们艺术家很懂得的，-你接纳我们是为了尽量榨取我们。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他喷出一口珍的香烟。
珍感到这简直是侮辱，她的决心像一阵冷风从纷乱的情结中涌起来。“很好，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就在同一时候，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他只住一个阁楼，很可能连雇汽车的钱都没有呢。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这简直呕死人！”
小斯特鲁摩洛斯基使劲地摇摇头，他的头发又茂密又光滑，像一块金色板贴在头上，并不披散下来。
“我可以一无所有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尖声说，“为了我的艺术，我时常逼得要这样活着。是你们资产阶级逼得我们花钱的。”
这些话就像鹅卵石一样打中珍的胸膛。她为艺术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关心艺术界和它那些可怜虫，这样把他们的困难看做是自己的困难，却落到被人耻笑为资产阶级的地步。她正在竭力找寻适当的字眼准备反击时，门开了，她的奥地利女佣低声说：
“小姐，一位年轻女客人要见你。”
“在哪儿？”
“在小饭室里。”
珍把波立斯·斯特鲁摩洛斯基、汉纳·霍布迭、杰米·波图格尔挨次看了一眼，一句话不说，走了出去，神情甚为激动。进了“小饭室”时，她看见那位年轻女客人原来是芙蕾-看上去很美，即使苍白一点。在这样一个幻想破灭的时刻，一个至亲骨肉的“可怜虫”对珍说来是受欢迎的，从本能上觉得这是很好的顺势疗法。
这孩子跑来当然是为了佐恩，如果不是，至少是想从她嘴里打听出一点事情。而珍在这个时刻所感到惟一受得了的事情便是帮助人。
“你还记得上这儿来玩，”她说。
“是啊，这房子真是小巧玲珑得很！不过你如果有客人的话，可不要为我耽搁。”
“毫无关系，”珍说，“我预备让他们尝试到自作自受的滋味一下。你来是为了佐恩的事吗？”
“你说过你认为应当把事情告诉我们。现在我已经打听出来了。”“哦！”珍茫然说。“不大好听吧，是不是？”
两人正站在珍用餐的那张小桌子的两头，桌上没有东西。一只花瓶插满了冰岛罂粟。
芙蕾抬起手用一只戴了手套的指头碰一碰这些花。珍看见她穿了一件新里新气的衣服，臀部裁制得皱起，膝盖以下束得很紧，忽然喜欢起来-麻青色，颜色很迷人呢。
“她真像一张画。”珍想。这一间小居间，白粉刷的墙壁，地板和壁炉都是旧粉红砖头砌的，黑色的漆，格子窗斜照进太阳最后的光线，衬上这样一个年轻女子，一张淡黄的、双眉微蹙的脸-小房间看上去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过。她忽然想起当年自己倾心飞利浦·波辛尼时，长得多么漂亮，现在想来如影历历，而波辛尼，她那个死去的情人，和她永远断绝关系以后，就使伊莲和这个女孩子父亲的结合永远破裂了。这个芙蕾也知道吗？
“那么，”她说，“你预备怎么办呢？”
芙蕾迟疑了几秒钟，方才回答。
“我不要使佐恩痛苦。我一定要跟他再见一次面，把这件事情结束掉。”
“你预备把事情结束掉！”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珍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太没有勇气了，简直使人无法忍受。“我想你是对的，”她咕哝着。
“我知道我父亲也是抱持这种看法；不过-我自己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不能就这样算了。”
这孩子的神态多么自如，多么诡谲，她的声音听上去多么不带情感啊！
“人家会当做我爱上他呢。”
“哦？你没有吗？”
芙蕾耸耸肩膀。“我早知道就好了。”珍想，“她是索密斯的女儿啊-这个家伙！可是-佐恩呢！”
“那么你找我做什么呢？”珍感到有点厌恶地问她。
“我能不能在明天佐恩上好丽家去之前，在你这儿和他见面呢？你今晚若能写个条子给他，他就会来的。这事之后，你不妨悄悄让罗宾山那边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
“好的！”珍突然说，“我现在就写，你拿去寄。明天下午两点半。我自己不会在家的。”
她在屋角一张小书桌旁边坐下。便条写好之后，她回转头来，看见芙蕾仍旧用一只戴了手套的指头碰那些罂粟。
珍把邮票用舌头舔了一下。“信写好了。当然，如果你没有爱上他，那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佐恩算是运气。”芙蕾接过信。“多谢你！”
“冷血的小贱人！”珍想。佐恩，她父亲的儿子，爱上她，而没有被-没有被索密斯的女儿爱上！真是失面子！
“没有别的事吗？”
芙蕾点点头。她摇摆着腰肢向门口走去时，衣服的皱边摇晃蓿。
“再见！”
“再见！……时髦的小东西！”珍咕嚷着一面关上门。“这种人家！”当她大踏步走回画室时，波立斯·斯特鲁摩洛斯基已经恢复了他的基督式沉默，杰米·波图格尔正在把什么人都骂到。只有那一群出钱给他办“新艺术家”的人算是除外。他骂的人里面包括爱里克·柯布莱和另外个“可怜虫”天才，这些人过去在不同的时候都会在珍的资助和捧场的剧目单上占首位的。珍感到一阵无聊和厌恶，走过去打开窗子，让河上的清风把那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吹掉。
可是最后当杰米·波图格尔骂完了，和汉纳·霍布迭一同走掉之后，她又坐下来，像个母亲一样安慰了小波立斯·斯特鲁摩洛斯基半小时之久，答应他让这次美国热浪再延长一个月，所以波立斯走时头上的荣光非常之整齐。“尽管这样子，”珍想，“波立斯还是了不起的。”
脱离羁绊。
当你知道人人都反对你的时候，对于某些人人说来，你反会感到一种道德上的解放。芙蕾离开珍的房子，一点不感到悔恨。她看出这位小堂姊的蓝眼睛含有谴责和愤恨，反而很高兴自己骗了她，一面又鄙视她，因为这个年长的理想主义者并没有看出她的心意所在。
结束，才不会呢！她不久就要使他们全都看出她不过刚刚开始。她坐在公共汽车顶上回美莽尔区时，自己露出得意的微笑。可是一阵阵的预测和焦虑又把她脸上的微笑挤掉了。她能不能支配得了佐恩呢？她已经决心脱出任何人的羁绊了，可是能不能使他也这样做呢？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和延误时机的真正危险-而他两者都不知道，这就有天渊之别。
“假如我告诉了他，”他想，“会不会真正更有把握些呢？”这个丑恶的命运丝毫没有权利破坏他们的爱情，他非认识到这一点不可！决不能让命运来破坏他们的爱情！人对于既成事实通常是经过一个时期宁肯接受的！这一点哲学见解，以她的年纪而论，应当是相当深刻，可是她转到另一个不大带哲学意味的想法上去。如果她说服佐恩赶快和她秘密结婚，而事后他又发现她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会是怎样情形呢？佐恩最恨人耍狡猾。那么告诉他是不是好些呢？可是一想起他母亲那张脸来，芙蕾又冷了半截。她实在害怕。他母亲有力量制服他，也许比她的力量还大。谁说得了？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危机。这些出于本能的打算使她想得完全出神了，以至公共汽车已经开过格林街，把她一直带到雷慈旅馆。她在那里下车，沿着格林公园步行回来。暴雨把所有树木都洗涤过；现在树上还滴着水。大滴的雨水不断地落到她衣服的皱边上。为了避免把衣服弄湿，芙蕾就迎着伊希姆俱乐部走到马路对面来。这时她碰巧抬头望一下，看见普罗芳德先生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坐在凸窗前面。到格林街转弯时，她听见后面有人叫她的名字，回头看见“那个探头探脑的人”赶上来。他摘下帽子-一顶刷亮的圆顶帽，正是她特别厌恶的那一种。
“你好！福尔赛小姐。有什么小事我可以效劳吗？”“有的，你走到马路对面去。”
“哎呀！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是吗？”
“好像是的。”
“好吧，那是因为你使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不值得。”
普罗芳德先生笑了。
“你听我说，福尔赛小姐，你别愁。不要紧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持久的。”
“反正对我说来，”芙蕾高声说，“事情是持久的-尤其是喜欢和不喜欢。”
“哦，这可使我有点不快乐了。”
“我还以为没有一件事情会使你快乐或不快乐呢。”
“我不喜欢骚扰别人。我要驾游艇走了。”
芙蕾望望他，吃了一惊。
“上哪儿去？”
“到南洋或者别处作一次小小旅行，”普罗芳德先生说。
芙蕾松了一口气，同时感觉受到侮辱。显然他有意通知她说跟她母亲断绝友谊了。他竟然敢有关系可断绝，而且竟然敢断绝这种关系！
“晚安，福尔赛小姐！替我向达耳提太太致意。我其实并不那样坏。晚安！”芙蕾扔下他走了，由他站在那儿，把帽子抬了起来。她悄悄回顾一下，看见他漫步向俱乐部走回去-穿得一身整洁，但是步履很沉重。
“他不能有信心地爱下去，”芙蕾想，“妈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