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涂，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举事实以言之：墨家名学“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引古人之言以为重，逻辑所不许者。墨子立“辩”，意在信人，而间执反对者之口，故有取于此，立为“第一表”，用于辩论则可，用于求真理之所在，真理或为往古所囿。魏晋以后，印度因明之学入中国，宜乎为中国学术之助矣。然因明主旨，在护法，不在求知。所谓“世间相违”、“自杀相违”者：逻辑不以为非，而因明悬为厉禁。旧义不许自破，世间不许相违，执此以求新知识，讵有得者？谈名学者，语焉不精，已至于此，若全不解名学之人，持论之无当，更无论矣。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故也。此种“比代推理”宜若不出于学者之口，而晚，周子家持论，每有似此者。孟子与告子辩“生之为性”，代而取喻于“白羽”、“白雪”之“白”，径执“白”之不为“白”，以断“生”之不为“性”，此其曲折旋转，虽与“天无二日”之直下者不同，而其借成于比喻，并无二道。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后代论玄学者，论文学者，论政治者，以至乎论艺术者，无不远离名学，任意牵合，词穷则断之以联想，而词不可尽；续理则济之以比喻，而理无际涯。凡操觚之士，洋洋洒洒，动成数千言者，皆应用此类全违名学之具，为其修学致思之术，以成其说，以立其身，以树其名。此真所谓病痾生于心脾，厉气遍于骨髓者。形容其心识思想界，一直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
七、吾又见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在政治上，固此空洞架子也；在学问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文章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宗教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艺术上犹此空洞架子也。于是千篇一面，一同而无不同；惟其到处可合，故无处能切合也。此病所中，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不顾实在；中国人所想所行，皆此类矣。
上来所说，中国学术思想界根本上受病诸端，乃一时感觉所及，率尔写出，未遑为系统之研究，举一遗万，在所不免。然余有敢于自信者，则此类病痾，确为中国学术界所具有，非余轻薄旧遗，醉心殊学，妄立恶名，以厚诬之者。余尤深察此种病魔之势力，实足以主宰思想界，而主宰之结果，则贻害于无穷。余尝谥中国政治宗教学术文学以恶号，闻者多怒其狂悖，就余良心裁判，虽不免措词稍激，要非全无所谓。请道其谥，兼陈指其旨，则“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是也。何谓教皇政治？独夫高居于上，用神秘之幻术，自卫其身，而氓氓者流，还以神秘待之。政治神秘，如一词然，不可分解，曾无揭迷发覆，破此神秘，任其称天而行，制人行为，兼梏人心理，如教皇然。于是一治一乱，互为因果，相衍于无穷，历史黯然寡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何谓方士宗教？中国宗教，原非一宗，然任执一派，无不含有方士（即今之道士）浑沌支离恶浊之气。佛教来自外国，宜与方士不侔。学者所谈，固远非道士之义；而中流以下，社会所信仰之佛教，无不与方士教义相辅，臭味相杂。自普通社会观之，二教固无差别，但存名称之异；自学者断之，同为浑浑噩噩初民之宗教，教义互窃互杂，由来已久。今为之总称，惟有谥为方士之宗教，庶几名实相称也。何谓阴阳学术？中国历来谈学术者，多含神秘之用。阴阳消息之语，五行生克之论，不绝于口。举其著者言之，郑玄为汉朝学术之代表，朱熹为宋朝学术之代表，郑氏深受纬书之化，朱氏坚信邵雍之言，自吾党观之，谈学术至京焦虞氏易说，皇极经世，潜虚诸书，可谓一文不值，全同梦呓。而历来学者，每于此大嚼不厌：哲学、伦理、政治（如“五帝德”“三统循环”之说是）、文学（如曾氏古文四象是）及夫一切学术，皆与五行家言，相为杂糅。于是堪舆星命之人，皆被学者儒士之号，而学者亦必用术士之具，以成其学术，以文其浅陋，以自致于无声无臭之境。世固有卓尔自立，不为世风所惑者，而历来相衍，惟阴阳之学术为盛也。何谓偈咒文学？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晦涩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与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难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之上选也。吾辈诚不宜执一派之文章，强加恶谥于中国文学；然中国文学中固有此一派，此一派又强有势力，则上荐高号，亦有由矣。（又如孔子、老子、子思，世所谓圣大也，而《易系》、《老子》、《中庸》，三书文辞浑沌，一字可作数种解法。《易系》、《中庸》姑不具论，《老子》之书，使后人每托之以自树义，汉之“黄老”托之，晋之“老庄”托之，方士托之，浮屠亦托以为之说，又有全不相干大野氏之子孙，“戏”谥为“元玄皇帝”。此固后人之不是，要亦《老子》之文，恍惚迷离，不可捉摸，有自敢之咎也。）凡此所说，焉能穷丑相于万一。又有心中欲言，口中不能举者；举一反三，可以推知受病之深矣。今试问果以何因受病至此，吾固将答曰，学术思想界中，基本误谬，运用潜行，陷于支离而不觉也。
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然惑古之徒，抱残守缺犹如彼，西来艺学，无济于中国又如此，推察其原，然后知中国思想界中，基本误谬，运用潜伏；本此误谬而行之，自与西洋思想扞格不入也。每见不求甚解之人，一方未能脱除中国思想界浑沌之劣质，一方勉强容纳西洋学说，而未能消化。二义相荡，势必至不能自身成统系，但及惝惚迷离之境，未臻亲切著明之域。有所持论，论至中间，即不解所谓，但闻不相联属之西洋人名学名，诘屈聱牙，自其口出，放之至于无穷，而辩论终归于无结果。此其致弊之由，岂非因中国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浑沌之性，偕之以具成，浮泛之论，因之以生衍。此病不除，无论抱残守缺，全无是处，即托身西洋学术，亦复百无一当。操中国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以研西土近世之科学哲学文学，则西方学理，顿为东方误谬所同化，数年以来，“甚嚣尘上”之政论，无不借重于泰西学者之言，严格衡之，自少数明达积学者外，能解西洋学说真趣者几希。是其所思所言，与其所以誊诸简墨者，犹是帖括之遗腔，策论之思想，质而言之，犹是笼统之旧脑筋也。此笼统旧脑筋者，若干基本误谬活动之结果；凡此基本误谬，造成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为中国思想界者也，亦所以区别中国思想界与西洋思想界者也。惟此基本误谬为中国思想界不良之特质，又为最有势力之特质，则欲澄清中国思想界：宜自去此基本误谬始。且惟此基本误谬分别中西思想界之根本精神，则欲收容西洋学术思想以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误谬，然后有以不相左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主张发达近代科学，改变固有陈旧学术风气，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其后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更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中国历史悠久，历代遗留的史料十分丰富，虽然古代学者在史料的整理、鉴别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的研究活动往往只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而忽视了文献之外的一些史料，如档案、简牍、古器物、古建筑、雕塑、民俗等资料。傅斯年以“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对史料学的内容做了充分的开拓。凡古往今来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遗留，不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遗留，统统被当做史料。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地下埋葬的古文字、古器物，地上遗留的庙宇建筑、石刻雕塑，流传的民俗、传说、观念、信仰，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档案、笔记、小说、戏曲、诗文、宗教典籍等一切文字的记录，都纳入了史料的范畴。
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的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中国的史学才会日益进步，赶上世界史学的潮流。傅斯年力图扭转史学界那种用个人观点曲解史实，依照伦理观念选择史料，按照政治需要写作帝王家谱、教科书的封建主义史学观点，使史学向着“求真”、“求实”的方向发展。
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者之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强调全面收集各种学术材料，更强调收集新材料。他指出，近代西方学术之所以迅速发展，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向西方学习。
傅斯年的语言学思想
1918年1月，《新青年》刊出了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文学革新申议》首先从理论上就文学性质上立论，认为文学和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一样，皆“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它应当同政治等一起，随时势的变迁而变化。而且文学的作用，在于“宣达心意”，而心意又是一个人对于政治等一切心外景象所起的心理上的反映，既然政治等一切心外景象都随时变化，那么今人的心意，自然不能与古人相同。如果再用古人的文学来表达今日的心意，自然是困难和不可能的。另外，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六诗、楚辞的“全本性情，直抒胸臆”到明清的“复古”，可以说，纵观楚汉至今二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凡因拒守旧者必成文弊，自身无多少存在的价值，而不因袭古人、自我创造者都能大开风流，独领风骚。再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科学文化输入中国，近代社会剧烈的新陈代谢，也必能促进新文学的诞生。他看到了历史的大势所趋，对文学革命表达了强烈的信念，认为文学革命自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在当时情况下，他认识到破坏（旧文学）与建设（新文学）的工作应同时进行，而且建设远比破坏更重要。正是在这些指导思下，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