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他。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揣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束。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哪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公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己，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一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如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地寻根究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着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 Feuerbach（费尔巴哈）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得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和其他的Classical Philosophers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
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了。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 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 Urge和Life Spirit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个方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喻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在他的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
Eucken在他的Knowledge and 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他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个方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拢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他，姑且举出他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重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他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一）使人觉得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
（二）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stream of 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泄出来。
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三）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
（四）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 Superiority and 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五）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 A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得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景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成“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一）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
（二）詹姆斯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入到失望的海里去”。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19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
（三）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唯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四）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二
然而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易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他。
第一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变化，不见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如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他，他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实事，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赞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
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是肉体的出世，二是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最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
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最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他害的。这种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最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他解释人生了。
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疑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他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