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能战之兵，淮勇居其中：资源要捞得着和用得好
随着欧美的炮舰浮海东来，志得意满的天朝上国已经不自觉地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毫无忧患意识的官僚权贵还停留在祖宗的丰功伟业中，做着天朝大国“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的美梦。
1840年，东西方两个帝国的第一次碰撞，高下立判。所向无敌的八旗子弟经过二百年的风吹雨打早巳不复当年的骁勇，规模庞大的汉军绿营在承平日久之后也只剩一帮斗鸡遛狗的老弱病残。昏庸的君主、糊涂的老爷不把国战之败当作奋进的动力，却寄希望于丧权辱国的“万年和约”、金帛议和的投降政治，从而失去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遇。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最先发起这场殊死搏斗的不是来自金发碧眼的欧美列强，而是帝国内部早巳不堪压迫的贫苦农民。国破家亡、身死族灭的危险终于让高高在上的满族统治者紧张起来，强大的武力成为最迫切的需要，近代化的军事变革被提上日程。欧美列强的洋枪火炮把满族人“弓马定天下”的理念撕得粉碎，上下腐朽把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丢得无影无踪。无奈的清政府只能把维护统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被驯化的汉族地主身上。
曾国藩的湘军承前，李鸿章的淮军接后，两大军事集团一跃而上，短短数年就成为帝国的主力，开始为清政府苦苦支撑危局，应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近代能战之兵，淮勇居其中。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淮军在近代中国军事力量中占了一席之地。如同湘军的崛起是曾国藩的英明，淮军的兴盛也离不开李鸿章的努力。
家族的期望给了李鸿章崛起的信念，王朝的乱世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六年翰林，五年团练，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才能攀上了曾国藩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的湘军集团有李鸿章需要的势力和机会，几年幕僚，终于等得云开月明。一招借鸡生蛋，淮军应运而生，开始了李鸿章荡平吴越、奠定中原的大业。
同治初年，湘军一家独大，独立支撑东南大局。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富庶的经济、广大的地盘让曾国藩动了心、起了意。李鸿章抓住机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向湘军借力，组建自己的军队，救援苏沪，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
十三个营的兵力不算多，六干五百人的军队不算强。这样的军队进入被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包围的吴中，就是一场生死的冒险，如同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会被吞并。受过寄入篱下的气，做过丧家之犬的李鸿章更看重的是只要有了自己的势力，就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就能义正词严地讲几分道理，争两三口气。
乱世之中，拳头大就有面子，实力强就有道理。面对强敌环绕，只有强大的实力才可岿然不动。初建的淮军，人不满万，但李鸿章有做大做强的志气，因为这是他的面子，这是他的底气。数十年后当李鸿章攀上清王朝权力顶峰的时候，小小淮军也后来居上，成为末世王朝的第一战力。
淮军能在近代军队中占一席之地，来自于四个方面的助力：
其一，脱胎湘军，有发展壮大的基础。李鸿章依靠借鸡生蛋的法门，白手起家。淮军最初的十三个营六干五百兵，除了极少一部分是依靠当年在安徽办团练结识的关系而拉拢的安徽旧部、招募的江淮新勇，其骨干核心，可战之力都来自于湘军集团。湘军与太平军对峙数年，大小数百战，明白太平军的特点，熟悉太平军的战术。这些在力量上保证了淮军在幼年时期的生存。
淮军不仅借用了湘军的力量，还借用了湘军的思想、湘军的名号。淮军编练之初，统领、营官、哨官、队长等军队中下层军官的选拔基本照搬了湘军的模式；应敌之法，作战之方也是来自湘军的章程；用人之道，训导之术同样以湘军为榜样；招兵买马，势力往来也是用的湘军的招牌，举的湘军的大旗。这些是湘军在长期与太平军作战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是无数胜利和鲜血换来的威望。淮军建立之初，靠着这棵大树少走了许多弯路，得到了许多发展的保障。
其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湘军已经是当时战力第一的军队，淮军以湘军为根底，远征异地，用的都是精兵宿将，不虞立时覆败之险，不必担心被敌人一口吞掉，不必担心被吴中各方势力小瞧。站在湘军的基础上，定然站得更稳，发展得更快。只要稍微用心，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指日可待。
其三，地处吴中，有充足的经费。军队就是个烧钱的玩意儿，淮军的强大直接来源于经费的充足。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经费是它最大的瓶颈。军队的经费一般有三个来源：中央拨款，地方支持，以战养战。清王朝为应对战败赔款，国库几近空虚；两湖之地，赣、川之省毕竟地处内陆，财富有限，战火一起，几经蹂躏，经济更是濒临枯竭；湘军乃是官军，如果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就是自断子孙根基。所以依靠这有限的财富来支持军队无限的消耗，唯一的方法是限制军队扩张。
淮军不同，占据了江淮平原，尽有吴中之地，有淮扬的富庶，苏常的繁荣。镇江口岸，上海码头更是遍地黄金。欧美的货物在此登陆，全国的物产从此输出。即使战火纷飞，天下的繁荣与财富仍然源源不断向这里汇集。
平头百姓要仰仗淮军，保得身家性命和一方平安；豪绅富户要巴结淮军，保住荣华富贵、产业；外洋租界也要借助淮军，维持一方繁荣，保护在华利益。所以淮军在此立足，自然有大量的资金供给、充足的物质保证。
而且与曾国藩不同，李鸿章不是道学先生，也不会有道学家的做派。淮军每克复一处，就立即增添卡局以济军需。只要能弄到钱，不管是增加厘金，还是拼命搜刮，都在所不惜。五里一卡，十里一局，上至宝货珠玉、绫罗绸缎，下至茶棚赌场、木料点心，少则逢十抽三，多则十之八九。仅仅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到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就收得厘金“银六百四十余万两”。
有了钱就有了枪，有了炮，有了不畏死的士兵，有了招兵买马的资本，有了发展壮大的底蕴。淮军立足吴中宝地，占有地利之便，有充足资金保证，打造一支强军自然不在话下。
其四，连欧接美，主动吸收现代治军理念和技术装备。淮军的发展经历就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欧美的先进技术。清政府的军队在欧美军队面前一触即溃，不仅缺可战之器，还缺可战之术。
淮军崛起正是东、西方思想剧烈碰撞之时，吴中得地利之便，上海外洋汪集，随着西学东渐，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严复、魏源等开明地主阶级开始开眼看世界。李鸿章这个小地主出身的军事领袖当然也不甘落后。
淮军未到上海之时，沪上士绅、外洋势力就已经组织起来了几支新式的军队。吴煦、杨坊等人资助美国人华尔成立上千人的常胜军，全部洋枪洋炮，新式军备；英、法等在沪军队也组成联军，协防上海。淮军脱胎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清政府无耻“借师助剿”，淮军几次与外洋军队协同作战，耳濡目染，看到了新式洋枪洋炮的威力，现代军制的好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开始了军队向现代化的改革。
李鸿章积极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的晚清诸多军队，唯独“淮军枪炮最多而精”。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部1.5万人，有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支"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装备了近代西洋枪炮。
由于淮军需求甚大，向外洋购买价钱昂贵。李鸿章开始招募英法兵匠，陆续建成制炮局、机器局、苏州洋炮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军工厂，开始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迈进。仅苏州洋炮局每周就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除了武器装备以外，李鸿章还聘英法教官，请美德教习，设武备学堂"教军官临敌布阵之法，现代军事技能。改革淮军编制，仿效外国军队设立洋枪队、炮队、工程兵等等。
雄厚的底蕴、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武器成为淮军发展的基础，李鸿章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改装了普通的淮军。到李鸿章晚年，淮军已经是水、陆并有，成为军队现代化改革最成功的一支军队。
创业者必读
淮军来到上海，壮大淮军的资金、技术、装备都已具备。李鸿章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上海的资源，把淮军建设成为一支向现代化迈进的强军。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涉及了淮军在建设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上海的资源基础和李鸿章的资源运用能力。
这告诉企业管理者：首先，企业的发展必须重视资源的获取和积累。这些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也包括无形的技术。有形的物质从外在基础上促进企业发展，无形的技术从内在高端提高企业竞争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得不到保障，企业就失去了生命的源泉。
其次，企业管理者工作的重点就是对现有的资源进行筛选和利用，管理者正确地分配和利用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在消耗资源的同时获取最大利益。正确地使用资源包括把小资源变大，死资源变活，分散资源变集中。这些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经管真谛“说”
在分析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有形的力量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它是企业发展的硬实力；无形的力量包括策略、理念、技术等意识上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软实力。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两种实力合二为一，便可爆发出最大的竞争力。
淮军之所以成为近代强军，得益于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的作战方式。在现代化的军事进程中，武器、装备等硬实力不可或缺，理念、战术等软实力也必不可少。强大的硬实力使淮军在战斗中具有先天的优势，无形的软实力使淮军能充分发挥先进武器的威力。两种实力在李鸿章的锻造下，完美地接合在一起爆发出了强大的综合力量。李鸿章对淮军软、硬两种实力的把握，也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验。
2．御将之道，李氏武装：企业管理追求让员工绽放笑容
经营事业，既要讲究机缘运气，也要看个人志气、自身能力。运气不好，只是暂时的失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有能力，舍得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纵使遇到了坏运气也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但是胸无大志，能力低微，就算碰到天大的机缘也未必成功。
带兵打仗同是一个道理，运气作用巨大，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哪怕是诸葛再世，智计百出也于事无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花哨动作都只是失败前的笑话。李鸿章编练淮军，想要用太平军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没有两把刷子绝对办不到，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加实力。
军队的实力由三个因素组成：武器装备、将领水平、士兵多寡。此三者中武器装备是一切的前提，大刀长矛始终敌不过洋枪洋炮。士兵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有了强大的战力，将领才有发挥的空间。
将领的水平是武器装备发挥作用，士兵发挥战力的保证。兵熊熊一个，将强强一窝。领军者的智慧和实力往往直接决定着队伍的骨气，决定着队伍的战斗力。将领勇猛，则所向披靡，可涨三军士气；将领睿智，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将领恤下，则将士用命，人人效死；将领稳重，则兵多地广，能守能攻。如果没有出色的将领，哪怕是最厉害的士兵、最庞大的队伍也难以看到胜利的曙光。
李鸿章编练淮军，湘军的旧部、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枪炮已经让淮军在武器装备上走在了帝国军队的最前面。有了装备，接着要考虑的就是兵将的问题。有将无兵是光杆司令，有兵无将是乱头苍蝇。在人命贱如鸡的乱世，不必为招募士兵发愁。湘军的名头，优越的待遇，登高一喊，自然一呼百应。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铸造一支常胜之军，必须倚重杰出的将军，有时候一位悍将，就是十万大军。为此李鸿章煞费苦心，精心选拔了一批淮军高级将领。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任用将才的时候，重用士人，严格地局限在地主阶级之内、官僚士大夫之中。湘军中上层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不是如同李鸿章、胡林翼这样的文、武进士，就是如同罗泽南、王鑫、彭玉麟等这样的理学大家，名流学者，或者功名在身的官员、举人。这些人完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宗法制度的上端人物。
但是李鸿章在为淮军选拔将领的时候却不太重视这种出身的问题，门第的高低。李鸿章性格中带有山乡的实在和痞气，这样的性格决定他在用人才的时候不会被呆板、死气的文人性格所束缚。对于文人秀才他用得舒坦，绿林好汉也用得顺畅。在淮军帐下是五湖四海，各色人等汇集之处。其核心将领近30人，只有五分之一是有功名的文人出身，绝大多数都是地方团练头目或者世袭武将、太平军的降臣、普通平民。
一生都奉行实用主义的李鸿章选将的标准只有两条：实力和能力。淮军重要将领有功名者只有张树声、潘鼎新、刘秉璋等人，而且李鸿章在启用他们的时候，并不是看中他们的名，而是本身的实力和能力。比如潘鼎新团练起家，在淮军之中能自成一营。
实力是乱世生存的基础，能力是发展壮大的希望。能在混乱的时局下迅速崛起，经过几年的混战屹立不倒，占得一方山头，打起几面旗帜，说明这样的将领懂得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壮大，如何领兵打仗。李鸿章最热衷于对这些人的招揽，无论是地方团练的武装头目，还是湘军大营的年轻将官，抑或是太平军中的投降首领，只要具备实力，拥有能力都可成为淮军帐下的一员。
后来成为一方大员、重要将领的吴长庆、刘铭传、聂士成、叶志超等人，都是在李鸿章帐下效命，淮军军旅起家。吴长庆世袭武职，其父吴廷香创办团练，战死庐江。清廷谕旨赐恤，赏云骑尉世职，他承袭父职，与太平军势不两立，每次作战皆奋勇当先，在军中声望颇高。刘铭传平民出身，闯过江湖，贩过私盐，当过土匪，也是靠着自己拉起的团练武装得到李鸿章赏识，最后成为淮军的重要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