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需要提供地租的，除了一向都要提供地租的食物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来才要求提供地租的生产物。这些生产物的价值中的地租部分，也来自生产食物的劳动力的增进。这种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起因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的进步。不过，并不是所有后来才要求提供地租的生产物都能提供地租。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改良而且耕作精细的土地，国内对其生产物的需求也未必都能达到这种程度，因而其价格也不可能在支付工资、偿还资本并提供普通的资本利润之后还有剩余。所以，这类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煤矿，决定它能否提供地租的因素：一是它的产出力；二是它的位置。
如果使用一定数量的劳动从某一矿山取出的矿物量，多于使用等量劳动从其他大部分同类矿山中取出的矿物量，那么这一矿山的产出力就大；反之，这一矿山的产出力就小。有些位置一般的煤矿之所以不能开采，就是因为其产出力小得不能支付开采费用，更别说提供利润和地租了。
有些煤矿，其产出物只够支付劳动工资、开矿资本和普通利润，因而它只能给企业家带来获得若干利润的期望，却不能给地主提供地租。因此，像这类煤矿，只有地主自己投下资本来开采才能获得普通利润，其他任何人也别想从中获利。在苏格兰，就有许多由地主亲自经营的煤矿。这些煤矿，由于无法提供地租而不能由其他人经营，所以地主不允许其他人采掘。就算地主允许其他人采掘这些煤矿，这些人也不能向地主提供地租。
在苏格兰，还有些产出力很大的煤矿，却因为位置不好而无法采掘。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内地，就算有些矿山有时能用一般或少于一般的劳动量采掘出足够支付开矿费用的产量，这些矿产也会因为缺少公路或水运而无法卖出。
煤炭与木柴比较，煤炭是一种不适合且不卫生的燃料。在有些地方，消费煤炭的费用一般要少于消费木柴的费用。另外，木柴价格和牲畜价格几乎一样，也会随着农业状况的不同而变动。而且，其变动的原因也跟牲畜价格的变动原因完全相同。
在农业发展初期，各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树木。这些树木在当时的地主眼里，全都是毫无价值的障碍物。如果它们被人采伐，那就再好不过了。后来，随着农业的进步，一部分树木由于妨碍耕作被砍去，另一部分树木因为牲畜增加而被毁掉。
牲畜头数增加的比例，不同于由人类的勤劳而获得的谷物增加的比例。但是，由于有人类的保护，牲畜也逐渐繁殖起来。在物产丰饶的季节，人类会预先贮藏牲畜的食料，以备它们在缺少食料的季节食用。人类为牲畜提供的种种食物的量，都比大自然提供的要多。此外，人类还为牲畜们铲除了敌害。这么以来，牲畜们就能安然而又自由地享受自然所给予的一切了。许多畜群都被人们随意地放养在森林里，这些畜群虽然不会损害到老树，却摧残了幼树。结果，整个森林就在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被毁灭了。
这么以来，木柴就会供不应求，其售价也会因此抬高到足够为地主提供很好地租的程度。有时候，地主会觉得即使是用最好的土地来栽植无果树木也更有利，因为其利润大得往往足够补偿其收入的迟缓。这种情况，似乎在今日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在这些地方，树木的利润等于田地或牧场的利润。
但是，无论在任何地方，地主从树木中得到的利益都不能超过田地或牧场的地租。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耕作进步的内地，地主从树木中得到的利益，往往要远远少于他从田地或牧场中得到的地租。
在一些海岸，如果当地的进步状况非常好，而且容易得到煤炭，那么从耕作事业较为落后的外国输入建筑木材，往往要比本国自己生产这些木材更为划算。最近数年，爱丁堡用于建筑新城市的木材，也许没有一根是产自苏格兰的。
如果无论某地木柴的价格是多少，烧煤炭的费用都几乎等于烧木柴的费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确信煤炭价格在该地达到了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内地的某些地方（尤其是牛津郡牛津郡是英国英格兰南部的郡，位于泰晤士河上游盆地，面积2 608平方公里；四周被丘陵环绕，中部为宽广的河谷盆地，最高点海拔260米（白马丘陵）；有煤田；主要河流有泰晤士与查韦尔河；境内土地的3/4为耕地。——译者注）可见。在牛津郡，普通人民通常都混用木柴与煤炭。由此可见，这两种燃料的费用差异不可能太大。这种最高价格，比产煤国家任何地方的煤炭价格都要高得多。如果煤炭价格不够高，就不足以担负由陆路或水路送往远地的运输费用，也就不能卖出更多分量的煤炭。煤矿采掘者及所有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情愿以比最低价格略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煤炭，而不愿以最高价格卖出少量煤炭。
另外，一切煤矿的煤炭价格都受附近产出力最大的煤矿支配。那些产出力最大的煤矿只要以略低于附近煤矿的价格出售煤炭，就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地租和利润。不久之后，附近的煤矿也会被迫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炭，即使这样会削减甚至剥夺它们的地租与利润。结果，有一部分煤矿停止经营；另一部分煤矿因无法提供地租而由所有者收回并独自经营。
煤炭和其他商品一样，它能长时间持续的最低售价，就是仅够补偿它上市所需的资本及普通资本利润的价格。在一般情况下，那些因无法提供地租而只好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的煤矿，其煤炭价格必然大致等于这一最低售价。
有些地方的煤矿能够提供地租。不过，这种地租跟其他大多数土地原生产物价格中的地租相比，一般较小。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占生产总额的1/3。而且，这一份额一般不受收获上的意外事故的影响，因而比较确定。而煤矿地租则不同，占生产总额的1/5的地租，就算是非常高的地租了；普通地租只要占生产总额的1/10就够了。而且，煤矿地租很不确定，它会随生产额的变动而变动，有时甚至会变动得出人意料。例如，购买田产的普通价格可能会达到30倍年租，而购买煤矿的高价才要10倍年租。
对煤矿所有者来说，决定煤矿价值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煤矿的产出力；二是煤矿的位置。金属矿山的价值则多数取决于产出力。那些从矿石中分离出来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其价值一般都足够提供长时间陆运和长距离水运的费用。这些金属的市场，从邻近国家一直扩展到全世界。例如，日本铜远销欧洲，西班牙铁被运往智利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安第斯山脉西麓；东同阿根廷为邻，北与秘鲁、玻利维亚接壤，西临太平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译者注和秘鲁秘鲁是南美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北邻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东与巴西和玻利维亚接壤，南接智利，西濒太平洋。——译者注，秘鲁银被卖到欧洲和中国。
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几乎不受西莫兰和什洛普郡的煤炭价格的影响，也丝毫不受利奥诺尔的煤炭价格的影响。所以，这些煤炭之间绝对不会产生相互竞争。相反的，那些相距极远的金属矿产却经常有可能产生相互竞争，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世界各地矿山的金属价格，必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金属产量最多的地方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价格的影响。例如，日本铜的价格必然会影响欧洲铜的价格；而秘鲁银的价格（即秘鲁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货物量），不但会影响欧洲银价，还会影响中国银价。欧洲的大部分银矿，都在秘鲁银矿发现之后被废弃。银价大幅下跌之后，那些银矿产物甚至不足以偿还开采费用；即使它们能够偿还开采时消耗的衣食住行用，也无法提供利润。自从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之后，古巴、圣多明各南半球最古老的城市圣多明各，位于南部奥萨马河流入加勒比海的入海口，圣多明各城区濒临加勒比海和奥萨马河。——译者注乃至秘鲁的旧矿山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如此看来，由世界各个矿山产出的各种金属的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由当时产量最高的矿山出产的矿产价格的支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金属价格在支付完采掘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基本上都无法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数矿山所产的金属中，贱金属的价格中似乎有一小部分地租，贵金属的价格中的地租部分还更小。贵、贱金属价格的大部分，都由劳动和利润构成。
康沃尔锡矿康沃尔位于英国西南部，锡矿区包括康沃尔郡和德文郡，面积3 800平方公里，有2 000多年的采锡历史，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产锡区之一。——译者注以产量丰富而闻名于世。据该矿区的副监督波勒斯说，该矿区的平均地租高达矿产总额的1/6，有些矿山的地租可能会超过或低于这一比率。苏格兰有许多产量极其丰富的铝矿，其地租也占矿产总额的1/6。
据弗勒奇和乌罗阿说，秘鲁银矿的所有者会设立一个方便经营者磨碎矿石的磨场，代价就是经营者给予他一部分碎矿石。在西班牙，直到1736年，国王对这类银矿征收的矿税都是标准银总产量的1/5。当时，秘鲁银矿是世界上产银量最大的矿山。所以，这种地租似乎就是当时秘鲁大部分银矿的真实地租。如果这些矿山不用额外缴纳矿税，那么这1/5的地租自然就归矿山所有者，这样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矿山因负担不了矿税而未被开采了。
据说，康沃尔公爵康沃尔公爵爵位永远是属于英国国君的长子。康沃尔是英格兰王国的第一个公爵爵位，在133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册封长子黑太子爱德华为首任康沃尔公爵。但是在爱德华尚未继承王位就过世后，其公爵爵位再度册封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理查二世。在1421年规定：康沃尔公爵直接授予英国国君的长子。倘若英国国君的长子过世，其长子的儿子无法直接继承公爵爵位。然而，倘若长子并无子嗣，则由英国国君的次子获得爵位。基于这些准则，只有英国国君的儿子可能成为康沃尔公爵，纵使孙子是王位继承人，则孙子也没有权力继承公爵爵位。——译者注向各锡矿征收的矿税，占矿产总值的5%（即1/20）以上。如果不用缴纳矿税，那么无论这笔矿税有多少，自然都属于矿山所有者。假如拿这5%去加上述的1/6，那么康沃尔锡矿和秘鲁银矿平均地租的比例，才13∶12。可现在，秘鲁银矿连这么低微的地租都负担不起，其银税也在1736年由1/5减到了1/10。
即使银税低微到这种地步，它也比1/20的锡税更能引诱人们走私。而走私贵重物品，必定比走私大容积的物品要容易得多。所以，西班牙国王没有收到多少赋税，可康沃尔公爵的税收收入却很高。因此，锡矿真实价格中的地租，可能大于银矿真实价格中的地租。除去偿还开采这些矿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之后，贱金属留给矿山所有者的剩余部分，似乎要大于贵金属所留的剩余部分。
秘鲁银矿开采者的利润一般都不怎么高。弗勒奇和乌罗阿这两位受人敬佩的作家，是最熟悉当地情形的人。听他们说，在秘鲁，如果有哪个人要着手开采新银矿，那么大家肯定就会避开他，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会倾家荡产。由此可见，在秘鲁，采矿业也被看成了很难中奖的彩票。即使有几个大彩，也会诱使许多人冒着失去财产的危险去尝试。
不过，由于银税是秘鲁国王的大部分税收来源，所以秘鲁颁布了尽可能奖励发现及开采新矿的法律。这一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发现了新矿，都可以得到一块按他看准的矿脉方向划出的矿区。矿区长246米，宽123米。新矿的发现者，可以在这块归他所有的矿区里自行开采，而不用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
康沃尔公爵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他们的国里制定了类似的法律。例如，只要有人在荒野或未被圈定的土地里发现了锡矿，他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锡矿定界，并占有界限之内的土地。如果他想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开采这一矿区，不需要经过原地主的允许，只需要向原地主提供微薄的报酬就可以了。以上两种法律的颁布，维护了国库税收的想象权利，却侵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
在秘鲁，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也同样受奖励。而且，国王收取的金税，只占了标准金总产量的1/20。金税原本和银税一样，也是1/5，后来又减成了1/10。不过，根据开采的情况来分析，即使是1/10的金税也非常重，所以又减到了1/20。据弗勒奇和乌罗阿说，很少有人能靠经营银矿发财的，靠金矿发财的就更少了。在智利和秘鲁，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似乎都是1/20。
走私金比走私银要容易得多。究其原因：一是金的价值高于同一体积的银；二是金有特殊的固有状态。银被发现时是和其他大多数金属一样的，很少是纯质的，一般都掺有其他矿物。把银从这些矿化物中分离出来的操作，是极其困难而烦琐的。此外，这种操作还得在特设的厂房里进行。这样的话，国王、官吏就容易参与监督了。相反的，金被发现时几乎都是纯质的。有时，还会发现一些相当大的纯金块。就算其中掺有几乎看不出来的砂土或其他外附物，也能用简单的操作把它们从这些杂物中分离出来。比如，只要有少量水银，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把它分离出来。因此，国王从金税中得到的收入，可能要远远少于他从银税中得到的收入；而且，金价中的地租部分，一定比银价中的地租部分小得多。
贵金属在市场上的最低售价（即贵金属所能交换的最小其他货物量），受制于决定其他货物价格的最低价格。这种最低价格，是由开采和运输这些贵金属到市场所需的普通资本（如衣食住行用的花费）决定的，它不但要能足够偿还所花费的资本，还要为这些资本提供普通利润。
不过，贵金属的最高售价，似乎只受制于它的实际供给量是否充足，而不受其他任何货物的影响。贵金属不像煤炭，它的最高售价不受其他任何货物的最高价格限制。煤炭就不同了，它的售价由木柴价格确定。一旦木柴缺乏，煤炭的价格就会上涨。在金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一块极小的金都可能比金刚钻还昂贵，更不用说用它来换取更多其他的货物了。
人们需求贵金属的原因：一是其效用；二是其美质。贵金属的效用，也许比除了铁之外的其他任何金属都高。比如说，贵金属不易生锈，也很容易保持清洁。所以，用金银制造的食桌等厨房用具，一定会大受欢迎。金制的煮器比银制的煮器清洁，而银制的煮器又比铝制、铜制或锡制的煮器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