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输入的金银量超过其有效需求时，金银自然就会输出，就算政府再怎么保持警惕也无法阻止。就拿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吧，它们的金银输出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减少。再说秘鲁和巴西的金银量，由于金银的输入源源不断，使得这两国金银的量超过了其有效需求，所以这两国的金银价格自然就比邻国低了。相反，如果一国的金银量不足以满足其有效需求，那么该国的金银价格，自然会比邻国高，这么以来，政府根本就无须操心输入金银的事；就算政府竭力阻止金银的输入活动，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莱克加斯为了阻止斯巴达的金银输入活动，曾经制定了一些限制金银输入的法律。但是，这些限制，最终都被斯巴达人充沛的购买力给冲破了。同样地，英国为了阻止商人输入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也制定了严厉的关税法，但也没有收到成效。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比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昂贵。通常情况下，茶叶的价格都是用银来计算的，一磅茶叶的最高售价是银币16先令，而一磅茶叶的体积，却比16先令大100倍；如果用金币来计算茶叶的价格，那么一磅茶叶的体积，就是等值金币体积的2 000倍以上。所以，走私的茶叶越多，走私的困难就越大。尽管如此，也没能阻止茶叶的走私。
有些货物即使存货充足，也会因为体积的影响而不能被随意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是，金银就不同了，它可以非常容易地从金银丰足之地转移到金银缺乏地。金银价格和其他大部分货物的价格相比，前者一般不易变化，而后者则会随存货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究其原因，有一部分就是金银容易运输。当然，金银的价格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变化的，它只是变化得比较缓慢而已，而且一般都是渐进式的统一变化。比如，即使一个人没有多少证据，他也可以说：由于欧洲在本世纪和上世纪不断从西属西印度输入金银，所以欧洲金银的价值渐渐下跌了。只有像发现美洲这类能够带来商业革命的巨变，才能突然改变金银的价格，并使其他货物的售价立即发生显著的变化。
即便如此，一个缺乏金银的国家，也可以方便地补足其缺乏的金银量，只要它拥有足以购买金银的资财。如果制造业缺乏原料，那么它必然会陷于停产的境地；如果国内缺乏粮食，人民就要忍饥挨饿。但是，如果缺乏货币，那么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活动，就可以用物物交换来代替；或者以赊账的方式来进行买卖，只要按月或按年清算就可以了；还可以通过发行纸币来代替货币。不过，物物交换非常不方便；赊账则方便多了；而用纸币来代替货币，则方便且能带来一些利益。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分析，一国都没必要为如何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量而操心。
不过，当货币稀少时，人们普遍都会抱怨。打个比方，那些既没有资财购买葡萄酒，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经常会有缺乏葡萄酒的感觉。而对缺乏货币的人来说，缺乏货币的感觉就像缺乏葡萄酒一样。相比之下，那些既有资财又有信用的人，则很少会觉得自己缺乏货币或葡萄酒。不过，那些抱怨货币缺乏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浪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有时候，有缺乏货币感觉的，并不止个人，甚至连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地区，都普遍有这种感觉。
造成货币缺乏的原因，就是过度营业。如果经营者不是按照其资本制定经营计划的，那么即使他再稳重，其经营结果也会和浪费者一样，不但缺乏资财来购买货币，也失去了借贷货币的信用。因为，在实现计划之前，他就耗尽了资财、用完了信用。就算他四处去借钱，也借不到。
不过，即使人们普遍抱怨缺乏货币，也不能就此推断国内的金银流通失常了，这只能说明许多人都渴望得到金银，却又无力支付获得金银的代价罢了。贸易利润的偶然增大，对大小商人都是一种诱惑，最终使得他们极容易犯过度营业的错误。由于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所以他们就通过赊账的方式，从国内外输入数量超常的货物，再运到遥远的市场上去卖，以求收回赊购货物的代价。只有收回了这些代价，他们才能有购买货币的资财和借贷货币的担保品。人们普遍抱怨缺乏货币，并不是因为真的缺少金银，而是因为债权人担心收不回借款，所以不肯向借款人放贷。
财富无疑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如果有人对此产生怀疑，于是力图证明财富是由货币所购得的货物构成的，并认真地说明货币只有在购买货物时才有价值，那么他的看法未免过于可笑。货币无疑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它通常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且它往往不能创造什么利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商人往往会觉得用货币来购买货物，比用货物来购买货币更容易。究其原因，并不是货币是构成财富的主要成分，而是货币是通用的交易媒介，可以容易地换得其他所有物品。不过，要取得货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外，大部分货物的磨损都比货币的磨损大，保存它们往往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当商人把货物而不是货物的价格存在手上时，他更容易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且这一需求往往是他用货物所不能应付的。另外，由于他的利润大多来自卖货所得，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先急着用货物换取货币，然后才会考虑用货币来购买货物。所以，货物有时会大量积压在仓库里无法售出，从而使得个别商人破了产。
不过，一些商人的库存积压，是绝对不会使一国或一个地方遭受破财之灾的。因为，商人的资本，往往是由那些要用来购买货币的易损货物构成的。但是，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就不同了，它有极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国内流通和消费上，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用于从邻国购买金银的；即使是运往外国的剩余生产物，大部分也都用在了从外国购买其他货物上。所以，即使预定用于购买金银的货物卖不出去，一国也不会因此而破产。当然，该国难免会因此而遭受一些损失和不便，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替补货币，但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却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即使货币因货物库存积压而减少了，一国用于维持自己消费的资本也仍然能够保持和以前差不多的量。
虽然用货物交换货币的交易，并不会总比用货币交换货物容易，但前者从长远来看，却比后者更有必要。货物除了可以购买货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但是，货币就不同了，它只有购买货物这一种用途。于是，货币必然会以货物为中心，而货物却不一定要以货币为中心。一个人用货币购买货物，往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或使用，而不是倒卖这些货物；而出售货物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总是大量购买货物，然后再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对前者而言，购买到货物即算完成了他的货物流通任务；而对后者来说，售卖货物顶多也只能算是完成了他所承担的一半任务。人们会需求货币，并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有价值，而是因为货币能换得他们所需的物品。
可消费的物品，很容易就会被破坏；但金银就不同了，它具有极大的耐久性，可以长时期地保存，还可以在无输出的情况下慢慢积累起来，从而大大增加国民财富。这样看来，用耐久商品去交换易损商品的贸易，好像是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不过，极耐久的物品并不只有金银，还有铁器这类物品。就拿我国的铁器来说吧，如果保证不输出铁器，那么经过长期的大量积累之后，国内的铁器量就会远远超过其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我们用它来交换法国葡萄酒，那么这种贸易反而是有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铁锅只是一种烹调食物的工具，其用量是受实际用途限制的，没必要大量增加其产量；即使食物的数量增加了，因而需要增加铁锅的数量，那也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从增加的食物中拿出一部分，用以购买铁锅，或是用来维持制造铁锅的工人工资，就可以增加铁锅的数量。
明显地，一国的金银量也是受其实际用途限制的，不是以铸币的形式流通，就是被制成器具。决定一国有多少铸币的因素，是国内借铸币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当商品价值增加时，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会相应增加，这时，一部分商品就会被运到外国去，以换取当地的金银铸币。大家都知道，金银器的数量，取决于国内的富人数目和国民财富。当富人数目与国民财富增加时，增加的一部分财富就有可能会流入其他地方，以换取当地的金银器。我们不可能要求富人购置超过他们需求的厨具，因为这么做并不能增加富人的快乐，也不会增进家庭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同样地，如果我们要求一国通过输入或保留超过其需求的金银来增加其国民财富，也是幼稚可笑的，因为这么做必然会减少全体国民的衣、食、住开销。
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即无论金银是以铸币还是器具形式存在的，它都是一种用具，其作用与厨具类似。如果金银的用途增加了，而且靠金银流通、支配和制造的消费品也增加了，那么金银量就一定会随之增加。至于其他的非常手段，根本不能增加金银的数量。因为，金银的数量，取决于它的用途。因此，如果有人非要用非常手段来增加金银的数量，那么金银的用途一定会减少，甚至连金银的数量也会减少。当累积的金银量超过其有效需求时，金银就会立即流入国外，任何法律也阻止不了它的流动。因为，金银体积小且价值大、容易运输，如果闲置不用的话，损失就非常大。
进行对外战争的国家，不一定非要靠积累金银来维持派往远地的海陆军。事实上，只有可消费物品，才真正能够维持海陆军的生活。而在远地购买这些可消费物品供海陆军消费的手段，就是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即本国每年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的总收入。一国有了它，就能维持对遥远国家的战争。
进行对外战争的国家，可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为派往远地的军队提供粮饷：一是运送一部分累积金银去国外；二是运送一部分制造品去国外；三是运送一部分土地原产物去国外。
至于一国积累或贮藏的金银，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三种：一是用于流通的货币；二是供私人使用的金银器；三是由多年节俭而积累起来的国库货币。很少能从流通的货币中节省出金银，因为用于流通的货币，一般很少会有较大的剩余。一国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所要求的货币量是一定的，一般不会超过将货物流通和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所需的量。货币流通的渠道有很多，必然能够吸引到足够的货币量。但是，货币量一旦够用，市场的货币容量就会饱和，不可能再容纳更多的货币。当一国进行对外战争时，通常会从多种货币流通渠道中抽出一部分货币。
由于许多人都被派到了国外，所以国内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于是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货物量也就减少了。既然国内流通的货物量减少了，那么货物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必然会跟着减少。这时，各国政府通常会大量地发行纸币。例如，英格兰就曾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了一部分债券，如财政债券、海军债券和银行债券。自从这些纸币代替金银在国内流通之后，一国运往外国的金银量，就大量增加了。不过，对外战争的耗费是巨大的，如果战争再持续几年，就不能再用上述办法来维持军队了。至于熔解供私人使用的金银器，更是杯水车薪。法兰西在进行上次战争时，曾经用过熔解金银器的方法来补贴军饷，却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反而损失了部分铸造费用。
以往还有君王大量累积财宝，从而使该国有了一个耐久的丰富资源；可到了今天，全欧洲只有普鲁士国王以累积财宝为政策。
18世纪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耗用的财力和物力等资源，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些战争的维持资金，好像很少是从流通货币、私用金银器或国库货币这三种货币形式中取得的。就拿上次的对法战争来说吧，英国在战争中花费了9 000多万镑，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募的国债，有7 500万镑之多；还有就是土地附加税，即在土地的原有税额上再增加2先令；再有就是每年从还债基金中借用一部分款项。这笔款项的2/3以上，都用在了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坚、地中海各口岸，以及印度群岛等国家或地区。
当时的英格兰国内，既没有金银储备，也没有多少金银器。国内流通的金银量，估计最多也只有1 800万磅。但是，自从最近进行了金币改铸之后，金银流通量就增加了。根据我们所知的最夸大统计可知，我国所拥有的金银量合计有3 000万磅之多。如果战争所用的货币，都是我国的货币，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统计数据推断：在六七年内，这个数目的金银量，在国内至少流通了两次。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政府根本没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保存货币上。因为，既然国内的全部货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至少流通两次，那么累积资金就会比较容易。在这段时间内，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比平时少，对于那些有资力的人，在换取货币的过程中，很少会有缺乏货币的感觉。对外贸易的利润，在战争时期要比平时大，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尤其巨大。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各口岸普遍出现了过度营业的现象，因而导致了人们开始抱怨货币的不足。所以，抱怨货币不足的现象，常常是伴随着过度营业发生的。许多借款人都因为既无资力又无信用，而普遍觉得缺乏货币，从而使得债权人也认为款项一旦借出就再难收回了。不过，那些有资财换取金银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一般都能以自身拥有的资财换到金银。
由此可见，上次战争所消耗的巨大费用，大部分都来自商品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在商人和政府订立契约，要求政府汇款至外国时，商人还会另外要求国外的汇兑处给自己开一张期票。商人为了支付这张期票，会尽力把商品运到某国去出售；如果这些商品不能满足该国的需要，他就会设法把它们再运到第三个国家去出售，以偿还自己欠政府的债务。运输商品去国外市场销售，一般都能得到可观的利润；而运输金银去国外销售，却很难获利。在商人把金银运去国外，然后用它购买外国商品的过程中，能够给商人带来利润的，并不是购买外国商品，而是出售外国商品。但是，如果商人运出金银只是为了还债，那么他就得不到外国商品，自然也就谈不上从外国商品中得到利润了。所以，他自然会为了偿还外债而绞尽脑汁，最终决定输出商品。著有《英国现状》一书的人说过，英国在上次战争中输出了大量货物，却没有运回任何商品。
